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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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年)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

数学家、理物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在许多学科上就已取得了不

小的成就。对于高斯接二连三的成功,邻居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要为难他一下。

小伙子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道难题。他们用一根细棉线系上一块银币,然后再找来一个非常薄的玻璃瓶,把银币悬

空垂放在瓶中,瓶口用瓶塞塞住,棉线的另一头也系在瓶塞上。准

备好以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

的口吻说道,“你一天到晚捧着书本,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一副

蛮有学问的样子,你那么有本事,能不碰破瓶子,不去掉瓶塞,把

瓶中的棉线弄断吗?”

高斯对他们这种无聊的挑衅很生气,本不想理他们,可当他看了瓶子后,又觉得这道难题还的确有些意思,于是认真地想着解题的

办法来。繁华的大街商店林立,人流如川。在小伙子为能难倒高斯

而得意之时,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兴趣甚浓,都在想着

法子,但无济于事,除了摇头自嘲之外,只好把期冀的目光投向高斯。高斯呢,眉头紧皱,一声不吭。小伙子们更得意了,他们为自

己高明的难题而叫绝。有人甚至刁难道:“怎么样,你智力有限吧,实在解不出,就把你得到的那么多荣誉证书拿到大街上当众烧掉,

以后别再逞能了。”

高斯的确气恼,但他仍克制住,不受围观者嘈杂吵嚷的影响而冷静思考。

他无意地看了看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高兴地叫道:“有办法了。”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面放大镜,对着瓶子里的

棉线照着,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随着钱币“铛”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

高斯高声说道:“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烧断。太阳光帮了我的忙。”

人们不由发出一阵欢呼声,那几个小伙子也佩服得连连赞叹。

华罗庚小时候,他的父亲开小杂货铺,家里穷得很。华罗庚一生下来就被装进一个箩筐里,顶上又盖一只箩筐。老人说这样可避邪

消灾,所以给孩子起名为“罗庚”,很有些吉祥如意的意思。

华罗庚上学期间,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常常独出心裁,我行我素。而且把作业乱改一通,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他的天资聪慧。华罗庚的数学天才大大超过了他的同学们。他上初中二年级时,教

数学课的是法国留学生王维克。有一次王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有

趣的问题:“今有物不知其几,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

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过了好半天,竟没有一个学生能回答。王

老师用眼扫视全班时,大部分学生都低着头,恐怕被老师喊起来回答。只有一个学生在桌上用笔紧张地算着。过了一会儿,这个学生

果然举手要求回答了。他大声说:“是二十三。”王老师问:“大

家说他回答的对不对?”教室里又是一片沉寂,同学们只是惊奇地看

着站起来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很不起眼的华罗庚。王老师说:“他

答对了。”接着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我国古代算学经典之作的《孙

子算经》里的一道名题。

在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的大将韩信,还用这个方法点兵呢!西

方数家尊称它为“孙子定理”。王老师一再表扬华罗庚是个好学的

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从此,同学们对华罗庚刮目相看了。其实,

这年才刚满14岁的华罗庚,根本没看过《孙子算经》。他完全是靠

动脑筋,凭聪明才智计算出来的。王维克发现华罗庚是个数学天才后,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领入“数学王国”。经

过许多年的勤奋努力,他进了清华大学,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华罗庚终于成了一名自学成材的大数学家,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早在五十年代,王元就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著名人物。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即他证明的2+3为陈景润最终证明

1+2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此外,他与恩师华罗庚先生一同创造

的“华王方法”被国际数学界一直沿用至今。他们多年的师生合作,可谓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是,在“文革”中,有许多人曾经在政治压力下,违心地批判过自己的师长,或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父母公开划清阶级界限。王元

也经历了这段痛苦的心灵体验。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勒令王元必须在大会上发言,批判自己的导师华罗庚。王元知道如果拒绝发言,就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他推辞自己写不了批判稿,只能由别人写,

自己上台念一下。没想到造反派真的找人来代笔,让王元去读。无

奈之下,王元只好当众读了一遍批判稿。

王元深知此事对恩师心理的冲击。他在心里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叫做“背叛”。他愧悔于自己的屈从,一直不肯原谅自己。此后,他

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去恩师家了,即使遇到恩师,也总是想方设法躲开。许多年后,华罗庚先生出访归来,给王元带回来国外数学界关

于“华王方法”的论著,两个人才重新走到一起,继续他们的合作。

但是,两个人面对面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从不提起“批斗会”这件事———二人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连一个字也没有。

恩师辞世后,作为数学家的王元破天荒地费时十年为华罗庚先生写了一本传记。在传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痛苦的内心历程,深刻忏

悔了自己的过失。在接受电视主持人的采访时,这位性情温和的老

人再一次谈到了这个事件,并声明这是自己一生的遗憾。

主持人很奇怪王元用传记来消弭自己内心愧疚的方式,并问他为什么不在私下场合向自己的老师道个歉。没想到王元先生立刻坦承

自己从来没有当面向老师道歉。当主持人又问及为什么不请求华罗

庚先生的原谅时,不善言辞的王元先生有些动情了:“这种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做错了,自己知道,改了就算了,不要去要求他人原谅。要求人家原谅是不对的。事情本来就是你做错了。凭什么要人

家原谅你?人家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要为了自己,非要人家原谅不可,让人家第二次受痛苦。”

我见过许多在“文革”期间有过愧疚历史的人。很多人后来都纷纷向受害者道歉,并请求原谅———理由是: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原谅,他们的心灵就会一直痛苦下去。

只有王元先生一人———只是默默忏悔,而不请求任何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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