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刘明翰

【提要】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基础较弱。“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复兴的研究完全停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年)的特点是对文艺复兴的内容、性质、历史意义和思想解放等综合性问题展开了研讨。第二阶段(1990—2000年),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广泛拓展了对欧洲各国诸多问题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我国开始建立了有特色的文艺复兴史研究体系、撰著多卷本文艺复兴史丛书并加强对文艺复兴原始史料和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学术队伍茁壮成长。

【关键词】　文艺复兴　意义与思想解放　拓展研究　多卷本丛书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中涉猎领域广阔、巨人层出不穷、成就绚丽多彩、历史影响深远的极其重大的关键性问题,我国过去对文艺复兴研究基础较薄弱,但近年来研究工作渐趋深入,并日益活跃,展现了中国研究的水平和特质。

我国期刊中,长期以来国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仅有一些综述性的文章。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有两本我国学者撰著的有关文艺复兴史的著作,一本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1921年版);另一本是陈衡哲著:《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版)。20世纪50—60年代,国人撰写的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文,主要有吴于廑的《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刘明翰的《伟大的革命科学家哥白尼及其太阳中心说》(东北师大《函授教学》历史版1957年第10期),毅人的《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甘肃师大《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1期)以及尹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4年第1期),而著作只有朱龙华编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此外,与文艺复兴有关的译著仅有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王以铸译的《文艺复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译文则极少。“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姚文元炮制出《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红旗》1970年第4期)一文,公然提出对欧洲文艺复兴,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否则便要对

①赵立行:《建国以来文艺复兴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李长林:《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

了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以及《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与研究(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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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

文艺复兴及其研究者“全面专政”,气焰十分嚣张。“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国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完全是空白停顿状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开始了真正的“复兴”。30年来我国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1978—1990年),围绕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对高校教学传统上的重点问题作出了梳理和钻研,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文艺复兴的背景内容、性质、意义和思想解放等综合性问题逐步展开研讨。

首先,学者们集中探讨的是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意义问题。在1978年,最早对文艺复兴的时代及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进行肯定的文章有三篇,即:刘明翰、张志宏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巨人和科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吕同六、郑土生的《谈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作用》(《光明日报》1978年6月10日版)和邢贲思的《欧洲两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此后还有朱龙华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刘辉扬撰写的《但丁———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战士和思想家》(《齐鲁学刊》1981年第4期)、郭圣铭的《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意义》(上、中、下)(《历史教学》1982年第5、6期、1983年第1期)等。分析文艺复兴产生的背景,有郭振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孙锦泉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置辩》(《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张绪山的《试论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以及张椿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

其次,关于文艺复兴的性质和评价,计有:袁庆和的《试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化的阶级性质》和《再论文艺复兴的阶级性质》(先后载于《黄石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和《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杨毓初的《试论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个性和共性》(《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在80年代初,引起史学界特别关注的是围绕文艺复兴的地位和评价问题的讨论。王正平在《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当时国内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了过高的评价,关于文艺复兴带来“思想大解放,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观点违背了历史主义,文艺复兴较之于启蒙运动,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针对王正平的观点,张执中在《文艺复兴评价问题再讨论》(《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中指出,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在世界历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为启蒙运动新思想大厦埋下了基石。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还有类似的不同意王正平先生的文章发表出来。这样的商榷和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十分有益和必要,活跃了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空气。可惜未能更深入地展开。

再次,有关欧洲文艺复兴史上、下限的标志和历史分期等问题,刘明翰、张志宏结合国内的不同看法,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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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艺复兴新探》等论文,先后提出具体见解,主张:“欧洲文艺复兴的上限应以但丁发表《神曲》(1307—1321年)的代表作为标志。”恩格斯曾指出,但丁“是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欧洲文艺复兴下限的标志众说纷纭。国外许多著作多称文艺复兴迄1517年路德宗教改革时结束;或称1527年德皇查理五世攻陷罗马、出现“罗马浩劫”为文艺复兴衰落的标志,有些书笼统称文艺复兴是15世纪始至16世纪末终止或结束于1642年伽利略的逝世。刘明翰等认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下限,应以弗朗西斯・培根发表的《新工具》(1520年)和笛卡儿的代表作《方法论》(1637年)为标志。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分期,刘明翰认为应划分为三个时期。《神曲》问世(1321年)至15世纪中叶为早期。中期指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天体运行论》)和《人体构造论》(均为1543年)的发表为断限。此后,进入欧洲文艺复兴的晚期,直至17世纪30年代,是近代自然科学和新的人文科学相继诞生并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时期。上述观点得到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同意(见《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姜守明等著:《西方文化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复次,有关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和人文主义者的重要观念,有几篇较高质量的文章,如:程显煜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张椿年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财富观念的变化》(《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1987年第3期)。围绕佛罗伦萨城市有关情况的文章,计有:王挺之的《佛罗伦萨的公众庆典仪式与文艺复兴》(《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尚祖琦的《14世纪佛罗伦萨社会结构中的封建成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郑群的《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的实践与“积极生活”的思想》(《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孟广林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冲击》(《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王挺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宗教生活》(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最后,针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有三篇简短的文章,即:王挺之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6期)、郭振铎的《略论马基雅弗利及其〈君主论〉》(《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王挺之的《马基雅维里思想探源》(《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在《中国历史学年鉴》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历年所出的会刊(《研究通讯》)中,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动态与成果都有一些简讯和综述,迄1990年前,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刊物和《论丛》中已发表的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各类论文、译文与资料约60多篇。另外,国内还相继出版了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陈小川等著的《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吴泽义等编著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一些著作和译著,以及王锦园、盛志光著的《精神世界壮丽日出的画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成果,活跃了国内的学术气氛,促进了我国科学研究的展开和各校教学质量的显著提高。但第一阶段前进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是:对意大利以外欧洲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