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部分段落翻译

水稻农耕时代的“日本文化”这样想的话，所谓“日本的文化、文明”就是在两次产业革命之间，即日本人用水稻农耕这种生产方法作用于日本风土，产生出社会生产力的时代产物，因此将那个时代的产物认为好像是日本人宿命中注定有的东西是错误的。

但是，水稻农耕文化形成于水稻农耕时代初期（弥生时代），之后作为历史传统被继承下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应该认为水稻农耕文化是水稻农耕时代两千几百年间，作为同时代传统在水稻农耕生活中不断经过再生产后形成的。

过去哲学家和追随他们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无论怎样都可以进行时代划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历史上时代的划分是作为超越研究者意志、愿望和恣意设想的客观事实被铭刻在历史中的。只不过它们被我们隐藏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站在某个观点上，就能看到某种时代划分，站在别的观点上，就会看到另一种时代划分。关于“文化”，如果这时站在自然生产力和人类的劳动力、更彻底地说就是自然和人类关系方式如何的观点上展望日本文化史、文明史的话，就能在日本历史中看到以上三个时代划分。

这种宏观的时代划分决定性地形成了我关于日本文化和文明性质的看法。即我认为今天国内外人们或自夸或鄙视或褒或贬着的、所谓的“日本式”文化、文明实际上是在水稻农耕时代这个日本文化、文明史上特定的一个时期内，作为同时代传统被再生产持续下来的，即使在下一个机械工业时代作为历史传统对它文化文明的形成有所帮助，也已经无法进行再生产了。

我觉得水稻农耕时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到了将贯穿这个时代的文化、文明特征清楚地展示给我们的时候了。

第二章

日本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接受了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欧美文明文化的影响。换言之，在水稻农耕时代充分地接受了中国文明文化，在水稻农耕时代到机械工业时代的过渡期接受了欧美文明文化的影响。因此水稻农耕时代的日本文化可以认为是中国的附属文化。

然而，必须更加拓展视野，以乘坐宇宙飞船环绕地球的眼光来展望日中文化的关系。

那时，中国文化的南北巨大差异十分引人注目。这个问题虽然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以前曾被激烈地讨论过，内藤湖南、桑原骘（zhì）藏等人就南北问题写了论文。最近去世的松田寿男博士（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是近来少有的强调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人（《亚洲的历史》）。在中国也从很早以前就对南北文化差异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过讨论。最近陈序经写了《中国南北文化论》一书，在介绍梁启超的学说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该书中说道，中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南北文化情况相异甚远，并且先是北方文化繁荣，之后文化中心随着时代变迁移向南方，在宋以及南宋之后南方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我也？）访问过中国，体验了南北地理情况也有所不同，物产也有所不同，人情也有所不同，文化现象在不同点上的差异。但是，在访问西安的时候我发觉不仅仅是南北差异，如果不考虑西方的影响，无法理解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也就是说，在唐代众多外国人、外国文物不仅从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进入，西方文化还与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国家理想状态的根本相关，随之也给位于丝绸之路最东端的日本古代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对此深有感触。因此将至今环游世界各地的记忆与这个感触相重叠的时候，能够想起在此所列举的文化及其文化史地图。那时，和辻哲郎博士的风土论（《风土》）、高山岩男博士的文化类型学（《文化类型学》）、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学（《文明的生态史观》）等都曾在我心中占有一角，但我并未受其学说的束缚。

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非常喜欢周游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寺院。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旅行是佛教、印度教的寺院和回教的清真寺，中近东和北非的旅游则乐于游览回教清真寺和神殿的建筑。然后联想产出这些建筑物的风土和历史的关系。我的欧洲巡游和东南亚、印度、中近东、北非旅行的多次体验累积重叠让我回想起这幅图。

I佛教·基督教和回教

兴起于古代中近东的基督教，沿着线①进入北地中海域兴起了罗马公教，并进入西欧地区诞生了近代新教教会。同时，兴起于印度的佛教沿着线㈠进入中国北方，兴起了大乘佛教（圣道佛教），并进入中国南方，在南宋时期产生了南方禅。与之相伴的还有儒教、北方的古代儒教向南方转移，便成为朱子学·阳明学等近代儒教。

日本位于中国南方的东北方向，而英国位于西欧的西北方向。在日本，成立了从大乘佛教转变而来的可称为极大乘的特殊的日本佛教，而英国产生了从天主教转变而来的特殊的基督教——英国国教。

其次，在东欧，北欧繁荣发展的基督教是东正教会，从拜占庭沿着线③向西北方向不断扩展，促进了与各国国情相吻合的文化的发展。与此相对的，进入南亚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沿着线㈢向东南方向扩张，促进了与各国国情相吻合的文化的发展。

还有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小乘的基督教和小乘佛教进入的两地域间，也就是沿着②—㈡而后传来的回教，在佛教乃至于基督教地区之间形成了镶嵌式图案，点缀了回教地域。进入这两个地区（农耕地区）的回教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是很显著的。然而，正统的，戒律森严的回教于随后也是在这一地区即插入图的中央位置的干燥地带（游牧地带），即④—㈣这条线不断扩张。

更值得注目的是，在回教圈中偶像是被否决的（没有偶像崇拜）但欧洲的基督教圈后和亚洲的佛教圈中偶像被创造的（有偶像崇拜这种现象）。而且，在欧洲的古代北地中海地域雕刻繁荣发展，近代的欧洲地域绘画也很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南方的雕刻的繁荣，荷兰北部绘画的发达。也可以说亚洲亦有同样的状况。古代中国北方的雕刻，近代中国南方的绘画都很发达。这种差异在去这些地区旅游过便能深刻的感受到。

这样对比之后，可以说东洋与西洋的文化及文化史，与其地理位置相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又是相互对称的。

Ⅱ都市国家·世界国家和领土国家

其次，在研究这一地图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国家观的存在。此时便想起了三名学者的说法。

一是松田寿男的研究（《亚洲历史》）根据松田的说法，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区，实行绿洲农耕和游牧。而以前者为基础形成了绿洲国家。绿洲农耕在社会意义上不同于其他的农耕，这一特点促使其发展商队贸易，使绿洲产生了市场的功能。松田如是说：“也就是说，以农耕为主的沙漠国家显著的带有商业性质。”

此外位于中国西部的沙漠（荒漠）地区除了有上述的绿洲国家之外，还有游牧民组成的游牧国家。中国将这类国家称之为“行国（移动的国家）”，这些“行国”过着的游牧生活必然具有使商业发达的性质。也就是说，绿洲国家与游牧国家，这两种国家在不设置国境线，且对领土的观念稀薄的性质上是共通的，这与在农耕区域形成的领土国家不同。而且松田认为，这两种国家之间有着不可切断的必然联系。游牧国家与绿洲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位于西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位于东南部的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基础。

松田甚至认为，黄土地带的华北、特别是关中（中原）地区【译者注：即函谷关以西，武关以北，隴关以东的位置，也即是中国陕西省中部，以西安中心的渭河平原。】位于亚洲大陆中部的绿洲地带东部，古代中国是从邑制国家（绿洲国家）发展起来的，经过周朝的城市国家发展成为汉朝的大帝国，终于形成以黄土文化为基础的大汉帝国。

顺便说一句，殷、周的时代并非西洋学说中的封建时代，而是都市国家的时代这一说法，是接受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博士的说法。这位博士认为，古代中国虽然与古希腊、古罗马世界具有基本相同的形态，同样曾达到发达的地步，在中国则有一段居于都市国家时期和世界国家时期之间的领土国家时期。

接下来（说的是），瑞典的约翰·鲁道夫·契伦, 他作为地政学的创始人，写了一本名为《作为生活形式的国家》的书，称国家有两种形式。【译者注：瑞典政治学家、地政学家。1864-1922。他首创“地缘政治”一词。发展了德国拉采尔的思想，认为国家为一有机体，能生长、发育和衰亡。1918—1919年发表论文《国家为一有机体》，对法西斯德国的影响很大，为德国豪斯霍费尔地缘政治学的侵略政策张目著作：①《作为生活形式的国家》（Statem som lifs form，1916）；②《政治体系原理》（Grundriss zu einem Systemder Politik，1920）。】

①一种如古代的雅典（希腊首都）、斯巴达(古希腊着名的奴隶制城邦)、忒拜（Thiba）以及古罗马等，将城市的名字作为国家的名字的这类国家。罗马即便占领了所有文明地区，依然成为“罗马”。在这一时期，国家就是城市本身。假设当地周围的广阔地区都为其所有，国家的版图依旧只有城市，国家生活只存于城市中，国土也只不过是间接参与其中。而罗马占领的地区在后来的罗马时代被统一成一个帝国

时，永远的城市罗马城从一个国家的位置变成一个帝国的首都。而当罗马帝国灭亡时，这个帝国被以拜占庭（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所取代。

②契伦又说，中世纪在西欧则产生了与古代完全相反的国家的典型。国家的概念完全以国土为主，且不一定有首都。不过，这类国家在之后的发展中，首都存在的必要性被强烈表面化，最后逐渐形成后期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典型。

再就是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增田四郎的学说。增田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写成一本名为《走向社会史的道路》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增田称国家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包含中心城市及周边区域的“都市国家”；第二种时拥有主权和固定领土以及国民的“国民国家”；第三种是在东西两个大洋（边）形成的“世界国家”中，其中罗马帝国的体制和理念与存于中国的秦汉至隋唐乃至清朝的世界国家的理念与体制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把以上三个人的话串起来，就像如下所示——依据チエーレン，古代罗马帝国是希腊城邦的扩大物。依据增田氏，古罗马帝国与中国的唐乃至清大帝国的性质是一样的。依据松田氏，唐大帝国是犹如在周代能被看到的城邦的放大物。可以这样认为：周城邦兴盛，世界国家秦、汉、唐的都城所在地关中位于西部绿洲地带的东端，就是说产生了作为绿洲国家变种的周城邦，城邦继续发展，从秦、汉一直到清并成为世界国家。

给我的印象是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寺院（也有原来基督教的寺院）和中国承德、北京的喇嘛寺院、大同的佛教寺院这些建筑物的内部空间精神是居住在干燥地带的游牧民的帐篷内部空间形成理念的变形。

在中国，所谓的国原本指的是被城、郭包围的帝王居住的都城。国的中心是王宫，四周千里称王畿，再向外每五百里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所有这些地区都受国王的统治，国王德行强有力的时候，国王的德化就会遍及土地的尽头。因此，在中国北方成立的古代帝国没有“西欧近代国家意味的那样”的国境观念，“天下”被认为都是在皇帝的统治之下存在的。这种想法从秦、汉开始，经由隋、唐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

如今，在北京的旧清朝王宫紫禁城（即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前面，左边有宗庙，右边有社稷的古迹。后者里面有大理石砌成的四角形的社稷坛，坛上面填埋有五色土，正中间是划成四角形的黄色土，东方90度范围内是蓝色土，南方是红色土，西方是白色土，北方是黑色土。说的是这样一回事：皇帝在世界的中央统治着每一寸土地，将中国古代帝国的政治（即治天下）的理念形象化了。持有这种政治理念的古代帝国一直持续到最近的清朝末期，这个社稷坛传说着这样的故事。

另一方面，即使在基于希腊城邦发展起来的罗马这个世界帝国，以罗马这个城市为据点的罗马皇帝的威望所能遍及到的“天下”都称为罗马，认为皇帝位于世界的中心，边境的蛮族都屈从于罗马的威势，都应该向皇帝朝贡。这与中国古代国家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