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与孔子的《论语》在言说方式（logos ）上的比较，证明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
苏格拉底把言说的标准最终确立于言说本身，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从而最终取消了言说的标准。
苏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在言说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概念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之上，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
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只会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是什么，或者是陷入自相矛盾。
苏格拉底由此就形成了西方思维对任何一个概念寻根究底进行追溯的理性传统。
孔子在《论语》中与弟子们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仁” 的问题，然而，这些讨论全都是建立在未给“仁”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前提下的。
孔子的标准始终在他自己的内心，一切说出来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的。
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这种情况几乎成为通例。
孔子所理解的“仁” 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普遍的人性标准，而是一个引起家族纷争的相对原则，它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导致对一个最高家长即专制君主的绝对需要，在言说方式中则导致话语权威。
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因此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即他只提问，让对方在对话中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导向某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对自己已有的知的一种反思态度，它导致把对话当作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前者则把对话看作传授已知知识的场所。
《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
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
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4 2.2知识拓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思想比较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思想比较古希腊哲学三贤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
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
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
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
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
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
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
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
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
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
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
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
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
“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
孔子和苏格拉底之异同分析比较
孔子和苏格拉底之异同分析比较作者：刘利英来源：《外语学法教法研究》2014年第04期【摘要】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个文化传统的伟大代表人物，揭示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文化的相似性或差异性。
本文尽可能全面的比较他们的异同，以期对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有一点说明。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相同点不同点影响启示【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4-0194-01中西文化开始接触之后，西方传教士把孔子思想带到了欧洲，最早从17世纪开始，西方人开始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源头。
那么,要了解中西文化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就有必要从中西文化的源头——孔子和苏格拉底处去寻找和比较。
1.相同点——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91年，年73岁。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70年，卒于公元前399年，年71岁。
孔子只比苏格拉底早出生80年。
——都生活于乱世之中。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战乱频繁，政治纷乱。
苏格拉底生活于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的时期，时局动荡，社会腐败。
——均出身低微。
孔子的父亲“叔梁讫”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
苏格拉底曾经自幼随父学艺。
——没有建立牢固的家庭关系。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苏格拉底说假如人们问他该不该结婚，他给的回答是无论结不结婚都会后悔。
从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与弟子的关系更紧密,家庭对他们的重要性反而排后。
——政治思想均不被采纳，甚至因“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孔子曾治理鲁国，但其后遭人陷害被排挤出鲁国，其后孔子因坚持“仁”政历经14载不得重用，最后回到鲁国专注于教育。
史料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数番被困，“似丧家之狗”,甚至曾被暗杀过一次。
孔子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与孔子比较对二者进行比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因而意义十分重要。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的地位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二者是相似的，他们堪称是同时代又同样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典范人物。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生活境况有几点惊人的相似:1、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只比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早出生80年;2、二人均出身低微,非名门望族。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
孔子的父亲虽然是贵族,但却很贫穷,因此没有社会地位；3、二人虽然都结婚建立家庭,但是可能都没有通过婚姻而建立起牢固的家庭关系。
家庭对他们均不重要,相反却与弟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4、二人均不重视物质上的享受和成功,因此能够承受罢官、嘲讽和批评。
然而苏格拉底的承受力可能要强于孔子,他不得不忍受同时代人拒绝其讲学和人生目标失败(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邦主的幕僚)的痛苦；5、二人均生活在他们的国家(周朝和雅典王国)走向政治衰亡的时代;6、二人均是被谋害的目标,理由是“腐化青年人”。
孔子在公元前493年(宋国桓魋对他进行)的那次谋杀中大难不死,而苏格拉底却成了谋杀的牺牲品:他没有对指控他腐化青年和亵渎神明进行辩护就被处以死刑,并且通过自愿服毒而很快自我执行。
然而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上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在家乡开办私学无非是迫切希望作为影响力很大的诸侯的幕僚来实现其学说,从而改变世界,然而苏格拉底却没有自己的学校,他在大街或广场上同人们攀谈,与他们对话,从而使他们明白,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固有的知识是多么不可靠。
接着，他们将思想与实践、知与行联系在一起，在求善、问善、迁善的道德实践中，至少共同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以“人事”为哲学对象，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
在苏格拉底看来，思考世界本原、万物本性等间题的人是“愚蠢”的，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事”，即人们的伦理道德问题，诸如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等等。
苏格拉底问答法与孔子启发式教学法的区别
苏格拉底问答法与孔子启发式教学法的区别苏格拉底问答法和孔子启发式教学法都是古代著名的教学方法。
二者虽然都以引导学生思考为核心，但在具体实践中有很大的区别。
苏格拉底问答法是一种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思考
的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强调提问的重要性，通过系统的提问推动学生思考，让学生思考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并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讨论来深化学生的理解。
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而孔子启发式教学法则是一种通过启发学生自主探索和发现知
识的教学方法。
这种方法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过程，让学生在自由的环境中发掘自己的思维潜能。
教师只是起到引导和启发的作用，让学生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慢慢领会。
从实践角度来看，苏格拉底问答法更加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教师需要精心设计提问的方式和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
而孔子启发式教学法则更注重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教师需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发现。
综上所述，虽然苏格拉底问答法和孔子启发式教学法都是很有效的教学方法，但具体实践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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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中西教育思想的对比——以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例
轴心时代中西教育思想的对比——以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例摘要：在“轴心时代”，诞生了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以儒家文明为源头的中华文明及古印度文明等等。
古希腊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是文明初期的璀璨代表。
两大文明涌现出诸多思想家、教育家，而在这诸多的思想家、教育家中，古希腊三圣之一苏格拉底和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中都如太阳一般照耀着两大文明，且他们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思想，深入了解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共性和差异，以期对中西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更好的服务自己的教学工作。
关键词：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教育思想1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OriginandGoalofHistory）中首次提出。
他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史前，二是古代文明，三是轴心时代，四是科学技术时代。
其中轴心时代是突破期，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的历史时期。
在轴心时代，不同的地域，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中国、印度和欧洲几乎不约而同地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领袖，如古中国的孔子、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摩诃毗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富有哲理的探讨反映了人类精神文明的第一次突破，开启了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
2教育思想诞生背景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思想诞生背景有其相似之处。
一方面，古希腊城邦林立，众神崇拜是各城邦共同的信仰，各城邦为了抵御外敌波斯的入侵并争夺地区霸主，国内外的战争非常频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经常是相互征伐，大国欺负小国，强国吞并弱国，以谋取霸业。
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城邦）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
古希腊各城邦统治者通过社会改革激发社会活力来提升国力；周朝各路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也都纷纷招贤纳士、礼待贤能之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一、孔子的教育思想（一）简介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
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
父叔梁纥，母颜氏。
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
至春秋末，礼乐仍保持完好。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深刻的影响。
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
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
30余岁时开始授徒讲学。
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不满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一度离鲁至齐，不久返回。
开始整理诗、书、礼、乐，招收弟子日多，影响愈大。
鲁定公九年（前501），出任中都宰，颇有政绩。
后升为司空和大司寇。
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鲁国兵礼并用，收回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
定公十三年，孔子为维护公室，建议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家都邑，季孙氏、叔孙氏的邱、费被毁后，孟孙氏以武力对抗，孔子计划失败。
以后鲁国政局有变，孔子见理想难以实现，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时孔子55岁。
孔子14年中先后到过卫、陈、宋、蔡、楚等国，向各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均不见用。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
鲁哀公和季康子虽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
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二）教育思想1、论教育作用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并从两方面进行阐述，分别论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苏格拉底与孔子
苏格拉底与孔子都热衷于政治，他们的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
苏格拉底曾当选过雅典议事会的成员，参与审理过轰动一时的雅典将军案件；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勇敢地反对过里底亚的暴政。
孔子年轻时也曾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并且政绩卓著。
两位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都对政治问题抱有自己的理解看法。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是伦理性的，同时伦理也是政治性的。
人世间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
政治美德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艺术。
正是借助这种管理艺术，人们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首长、家长，而对自己和国家的其他公民都有益处。
同时，这种至高至大的美德在人们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根据这种艺术和知识来管理相应的事务。
一个好主人或好管家的本领类似一个好统治者的本领，而且前者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事后者的工作。
苏格拉底曾对一个名叫尼各马希代斯的人说，“管理私事与管理公事只是量上的区别。
在其它方面，二者完全相同。
所以，你不应该轻视善于管理家务的人。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Ⅲ，Ⅳ，12）苏格拉底还指出，雅典有一万多个家庭；如果连一个家庭都料理不好，那么又怎么可能管理好这一万个家庭呢？具备有关事务的相应知识和处世本领的人，必将是一个优秀的首长，而不管他是管理家庭还是管理军队或国家。
孔子也是一个伦理政治的提倡者。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来感化人民，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前来归附，好象满天星斗都环绕北斗运行一样。
同时治理国家的人本身也必须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
《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国家只有在道德模范达到治理下才会井井有条，百姓们才会见贤思齐乐于从命。
而且孔子还认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正人君子们只有从“齐家”开始才能获取管理经验，进而才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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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宋慧娟(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 130032) [摘 要]作为西方道德学鼻祖的苏格拉底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在治国方针上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德治观,把自上而下地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看成是领导者的要务。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德治与法制、德治与政体、德治与领袖素质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苏格拉底倾向于理性化,孔于倾向于情感化,这种差别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方文化的个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主张德治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社会达到世界大同,充满和平、关爱与民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德治思想;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02)03-0054-05
苏格拉底与孔子分属中西方两个国度且相距百年之遥,但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苏格拉底经历了希腊由全面繁荣的古典时代高峰期向城邦混战的低谷期的过度阶段,而其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成为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目睹沧桑巨变的苏格拉底开始思考国家的政治出路问题。处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对诸侯并起,攻伐无度的政治局面更是痛心疾首,积极探求一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治国方策。激变的历史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使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找到了一条共同的救国安邦之策——德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共同的精神需要。由于这两位思想家在中西方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将他们的德治思想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西方德治观念的共性与个性。 一、德治思想的产生及内容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前399年)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谜,由于他述而不作,我们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对他的记述中解开这个谜团。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雕刻匠人之家,早年对希腊世界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如智者派、爱利亚学派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在对这两大派别的抨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是他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以自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从而创立了西方伦理学。 苏格拉底对德治的看法,总体说来包括四个方面: 1.道德教化。认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人的灵魂入手,改善公民的丑恶灵魂,使他们变得崇高而善良,并且把国家的荣辱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名誉,不要为一己私利而不顾一切。 2.专家治国。苏格拉底认识到政治是一门严肃、伟大、美妙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纯熟的,只有兼具卓越的智慧和崇高道德水准者才能运用好这门技艺,从而被称为政治家。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要具备博大深厚的知识积累,他的灵魂也必须有善的哲学修养,方能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否则让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吹牛政客来治理城邦是很危险的,就像“一个没有必要知识的人却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这就是他的所谓“贤人政治论”。[收稿日期]2002-04-15[作者简介]宋慧娟(1963- ),女,吉林磐石人,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学与研究。 3.反对强权。他多次批判智者派所宣扬的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观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为的是时刻提醒人民心存美德,他的伟大使命就是要使政治家和人民懂得改善灵魂中争权夺利的恶念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关键所在。 4.尊重法律。他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既然是公民们举手通过认可的法律,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 在中国,早于苏格拉底一个多世纪出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始终对国家政治抱有极大热忱,施行德治是孔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孔子出生的年代恰逢中国的春秋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礼崩乐坏,各种各样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孔子虽然出身没落贵族,但却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传统,少而好学,读书不倦,礼、乐、射、御、书、数样样在行,对历史、哲学、教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提出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名垂青史。然而,孔子对这些领域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一度把踏入仕途作为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重要手段,宏愿未遂,转而招收门徒,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开创者和最受尊崇的思想家。孔子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只有《论语》是最为集中地体现他的政治主张的著作。 孔子的德政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德教。孔子所说的“德”基本上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德即是仁,仁者爱人。政治被赋予了非常浓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甚至可以说道德教化就是“德政”。孔子认为道德教化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心存仁厚,自觉尊礼守礼,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举起所而众星共之。”[2] 《为政》充分道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仁德的君主必须把施行德政、化民以德当作首要任务,“不教而杀谓之虐”。[3]在孔子看来,不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教导,就进行杀戮,可称之为暴政。 2.礼教。道德教化的根本一条就是要人知礼,只有知道礼仪廉耻,才能行仁义之事。“不学礼,无以立”。[4] 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要立足社会,必须知礼学礼,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这样就可以做到天下归仁,王道自现。 3.正己。孔子对统治者自身也提出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作为统治者,应以正己为首任,“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6]孔子要求统治者通过自己高尚的道德行为影响百姓,身先示范,为百姓做出表率,要百姓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 4.任贤。统治者还要识人善任,选贤任能,善于把贤德之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他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7]提醒为政者举贤才,远小人。 5.以德代法。孔子反对君王擅用杀戮之刑,认为君王有德,便可使天下百姓沐浴德政,刑罚杀戮便无从谈起。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时,孔子告诉他:“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8] 对人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在孔子看来,为政者仅凭刑法治国,国民不过是摄于刑法之威而不敢犯法,并没有由衷地感到触犯刑律是一种羞耻行为,而用道德规范去教化公民,让他们懂得各自的地位和应该奉行的礼法,人民就会有僭越的耻辱,就会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定。 二、德治思想的比较 l.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学家,正是因为他处处从道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终究把许多问题归结到道德范畴之中,他认为遵守法律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因为正义的就是道德的,而“守法就是正义”,当然也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他进一步指出他所说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既然你是这个城邦的公民,且没有因为不满这个城邦的法律而远走他乡,你就有义务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虽然法律不是神意,而是人意,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有修改的必要,但是,决不能因此轻视它的价值,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把法律和道德紧密结合,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虽然他还没有分辨出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法律道德合一论也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他却生不逢时,他的品格,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容,终以教唆青年、亵渎神明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即便在狱中,他对法律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他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道:“无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母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遵守普遍的正义来劝阻这一命令,但是你不能伤害你的国家,要知道,即便是伤害了你的父母,也是犯罪,如果伤害了你的国家,更是犯罪。”[11]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当狱卒拿来毒酒时,苏格拉底表现得从容不迫,异常镇定,反而劝告他身边的朋友们不要伤心落泪。他把国家的利益、公众的法律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所以他才坦然而坚定地迈向另一个世界。 在德与法的问题上,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孔子固然看到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从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认识中就可以看出,德与法的目的都在于使人遵守礼仪规范,但德能使人的内心得到约束,而法只是从行为上强迫人们遵从,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强迫,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熟优熟劣,不言自明。对待偏远之地的人也是如此,“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2] 孔子过分地强调了德化的作用,同时他也过分地将人类社会理想化了,没有看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它不仅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文德只能作为调整人们社会伦理关系的手段,但却不能强制镇压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德治和法治有着同等重要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孔子极力推崇君主“正己”,“正己”不仅是对君主道德上的要求,还蕴涵着法律上的标准。在孔子的言论中很少谈到法律问题,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 孔子把君主的道德力量看得如疾风劲草般强大,无疑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身示范,然而,无论作则还是示范,均含有标准、样板和法的意味。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的议论,认为从前的晋国尊卑有序,各守其责,十分得当,而文公将法律公布于众,就使贵贱无序,国家也难以治理。在儒家的法典里,圣君贤臣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活法典,比起成文法来,活法典显得更直接更实用,因为成文法虽然也是统治阶级(包括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它却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一体周知和一体遵行,具有普遍意义。“在成文法面前,一切人都被还原成一般的人、平等的人,尊贵者因此也失去其尊严,这是不利于维护尊卑、上下秩序的。”[14]可见,孔子把成文法看成是对尊卑观念的一种践踏,尤其是对君主的一种漠视和不公,只有君主以身作则,才能得到万民的尊敬、仰慕乃至于崇拜,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仪。比起法制来,孔子更倾向人治。 君权大于法权,君主的威信至高无上,这与苏格拉底的法律是城邦意志的体现,尊法便是尊重城邦,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比较起来,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因为法律是政治的附属品,是组织实现国家权利的基本方法,把国家权利交给一视同人的法律,还是交给个别人,换句话说,主张法治还是主张人治,是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进步与落后的尺度。 2.德治与政体关系的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贤人政体的具体模式,但我们从柏拉图所写的《美涅克塞努》篇中,却看到了他对雅典民主制的激情盛赞,他认为“雅典政府虽然时有不同名称,有时称为民主制,实质上都是经多数人赞同建立的最好的政府,即贤人政治aristoeraey,这种政府的统治者最初是世袭的[只在这个阶段可以译为贵族制],后来实行民选,权力主要在人民手中,经多数公众选出贤能的统治者,他们又将各级权力委托给那些胜任的智贤人士。遴选的唯一原则是统治者必须是既明智又善的人。这样建立雅典政府的根据是雅典公民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是城邦所生的子女,这种自然的平等使人们寻求法律上的平等,认识到公民之间只有美德和智慧上的差异,别无任何优劣和主奴之分。”[15] 苏格拉底所说的贤人政治,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有道德、有知识的领导者,苏格拉底把这样的国家政体称为君王制。这种君王制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君主制,不能简单地用贵族制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理想中的君王既不是斯巴达式的国王,也不是亚历山大那样的专制皇帝,他的产生必须以选举为前提,以德才兼备为准绳,而君王又必须依法治国,不可一人大权独揽,一家独尊,这很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制。 由于苏格拉底的君王制被柏拉图用了这样一个词“aristocracy”,在中文翻译中被译为“贵族制”,而苏格拉底本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且他的著名弟子柏拉图被公认为贵族制的代表人物,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政治上同出一辙,坚持贵族制立场,我国学者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