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方舆论监督之异同
中东欧国家对华舆论报道的立场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东欧国家对华舆论报道的立场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度逐渐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对华舆论报道的不断增加。
那么中东欧国家对华舆论报道的立场特点又是什么呢？本文将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结合中东欧国家对我国的启示。
1.多元化
中东欧国家对华舆论报道的立场特点之一就是多元化。
这里的多元化并不是单单指对我国的评价，而是指它所体现的思想多元化。
在这些国家的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和观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信息交流平台，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和社会风貌都有很大的帮助。
2.趋向客观中立
在中东欧国家的舆论报道中，越来越多的语言呈现出客观中立的态度。
不管是对我国发展的评价，还是对其不足的批评，都能够以中立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实力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些国家作为公认的民主国家的媒体所应有的对象性和公正性。
1.加强交流与互动
中东欧国家对我国的舆论报道往往带有一定的价值观，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分析，进一步理解并适应这些国家的文化与社会风俗。
然而，要想让中东欧国家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我们，还需要我们加强对外交流和互动，进一步建立沟通渠道，让它们了解我们丰富多彩、文化迥异的民情与国情。
2.注重形象塑造
在中东欧国家的舆论报道中，对我国形象的塑造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对这一点，中东欧国家比我们更注重。
我们应该从宣传和发展形象的角度出发，更好地推出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让外界对我们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
西方民主管制型国家舆论监督的特色与经验共54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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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邓拓 12、越是无能的人，越喜欢挑剔别人的错儿。——爱尔兰 1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14、意志坚强的人能把世界放在手中像泥块一样任意揉捏。——歌德 15、最具挑战性的挑战莫过于提升自我。——迈克尔·F·斯特利
西方民主管制型国家舆论监督的特色与 经验
56、极端的法规，就是极端的不公。 ——西 塞罗 57、法律一旦成为人们的需要，人们 就不再 配享受 自由了 。—— 毕达哥 拉斯 58、法律规定的惩罚不是为了私人的 利益， 而是为 了公共 的利益 ；一部 分靠有 害的强 制，一 部分靠 榜样的 效力。 ——格 老秀斯 59、假如没有法律他们会更快乐的话 ，那么 法律作 为一件 无用之 物自己 就会消 灭。— —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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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新闻价值观“异”“同”的文化学阐释
中西新闻价值观“异”“同”的文化学阐释[摘要] 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同”表现为对基本新闻价值要素的认同，根源在于社会化的人的共通性，和新闻事实的客观存在。
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表现为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实践中对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选择。
这种差异有政治经济利益取舍方面的原因，但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
从文化学理解新闻价值观有助于全球传播中求同存异，实现有效传播。
[关键词] 新闻价值观念文化学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
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
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
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
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
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
学者赵莉在《从<今日美国> 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XX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今日美国>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
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
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
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五、完善我国的舆论监督制度（一）
论行政监督中的舆论监督【内容摘要】行政监督在首要价值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尽然走向腐败。
有监督才有法治，没有监督，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将推动保障。
行政监督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政府职能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
舆论监督是监督制度的一种，体现了公民对党和政府的各项事务、政策和决策的了解。
而这种体现往往会出现在与时俱进的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中。
【关键词】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一、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的定义：（一）广义的行政监督，指政党、立法机、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公民以及行政系统内部的专门监督机关，依法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监察和督促。
（二）是狭义的行政监督，指行政系统上下级组织间或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系统自身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监察和督促。
（三）是等同于行政监督检查，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管理对象(行政管理相对人)遵守法律、法规，执行行政机关决定、命令情况所实施的督促和检查活动。
而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公务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的监督则被称作行政法制监督。
（四）是认为行政监督=监督行政，社会监督。
即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对行政机关是否合法、合理地行使行政职权所实施的督察、纠偏等活动。
行政监督系统主要包括内部监督(自律系统)和外部监督(他律系统)。
内部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行政监督权力对其自身的行政活动进行监督和监察的行为。
外部监督则主要包括法制监督、社会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
如网络、新闻、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对行政机关进行的社会监督。
二、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一）舆论监督的定义描述舆论监督，西方称之为“第四种权力”。
舆论监督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通过公共论坛批评包括权力腐败在内的不良现象；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
广义的舆论监督指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异同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异同作为新闻业务的一个重要课题，深度报道已经被国内新闻学者探讨和研究了近20年。
其实，一种报道形式之所以能够受到垂青成为主流或重要的报道形式，与这种报道形式所能承载的报道功能密切相关，而这种报道功能所指向的必然是现实社会的需要。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是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一、中西深度报道的相同之处在于：（一）产生于社会动荡与变化的时代中西方深度报道产生和勃兴，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20世纪初的西方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都处于转型阶段，都面临着社会阶层加速变化、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问题急剧增多等问题，但政治和经济制度和文化状况均有迥然差异，社会发育和发达程度也非常不同。
中国深度报道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同样处于开始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过的新情况……正是中国社会变化与思想解放为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出现、成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其间的起伏涨落均与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密不可分。
”（二）反映受众的社会心理状态和心里需求作为继政党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种主流报道形式，深度报道在西方的出现同样根植于当时社会的现实土壤。
为争取市场、赢得读者，美国报纸对世纪之交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调查和揭露，包括政府丑闻、企业舞弊、官员腐败、犯罪活动等，其中，政府的腐败行为和企业的违法交易更是调查性报道关注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标志着这种报道形式发展的颠峰。
中国的深度报道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批优秀的记者也因此脱颖而出，可谓“时势造英雄”。
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是“中国深度报道的发源地”。
（三）体现出传媒深深的责任意识中西方对深度报道的理解和界定都强调将新闻置身于背景和关联中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揭示新闻的本质、意义和趋势。
中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述评
作者：韩兵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
[摘要]制约与监督权力是有人类社会以来的经久不衰主题。从古希腊城邦到近现代民族国家，从古代君主制国家到现代民主制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还是正在寻求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较落后国家，任何国家都在一直不断地探求着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尤以呈现出为寻求一种确保权力的相对正确、大体合理、适度权威、逐步走向高效、科学、文明的运作模式而进行不懈努力。权力这一“幽灵”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各阶段。人类政治实践与理论探讨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任何公权力必然成为社会控制和秩序维持的最后强制力，同时它也必须接受相关的制衡以保证其处在正确的运作轨道上。
应当指出，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有着充分的社会实践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这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波里比阿等人的论述与著作中寻找到有力的论证②。人类不断深入地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探讨和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的社会实践，并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也为进一步运用自身独特理性思考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直至创建出易于操作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政治模式。
现代西方分权学说的主张是将政府机构分为三个部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就是说，将具体形式的国家权力分配于三个不同机关，形成针对国家权力的“三权分立”思想。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国家权力应当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三种形式，并强调认为这三种权力中的任何两种的相互集中或合而为一，自由便不复存在了[1]（P155-156）。分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制衡各个具体形式的权力，以便防止出现其作恶的根本性可能。必须看到，三权分立学说永远只是作为一种精神理念的指导贯穿于国家政治体制构建及现代国家宪政实践与法治运作中，纯粹绝对严格性的三权分立制度构建不可能生存于社会现实中，而实际存在的只能是相对灵活富有弹性的并充分以这一思想的精髓为指导的政治实践；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绝非一套三权分立思想所能完成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性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调整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治理策略。英国学者MJC维尔明确指出：“分权学说始终没有独自为一个有效的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足够的基础。它已经结合了其他政治观点，如混合政体理论、均衡观念、制衡理论，从而构成多种复杂的政治理论（宪政理论），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基础。”[3]（P2）在西方国家在制约与监督权力思想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是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权利本位理论无论在英、美还是法、德，以权利制约权力在根本上是西方人个人主义权利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在政治（宪政）实践层面的体现，基于对自己权利的高度重视与全面维护的过程中间接地形成对权力运作过程的制约与监督，这应该是权利运作的副产品，本质意义上的权利一般在权力面前是无能为力或作用甚微的，整个社会对人的尊重为权利制约权力创造了可能性的社会环境。；二是强调言论自由并以新闻媒体这一“第四权力”监督权力并使之处于有阳光照射的运作空间中的舆论监督理论我们可以从奠定了美国宪政理论基础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看出，这部由建国先驱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人在《独立日报》、《纽约邮报》、《每日广告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政治学说集，开创了新闻媒体讨论国家政治体制与监督权力运作的先河，美国一直主张的新闻自由绝不是宪法的所谓“具文”，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实践并成为美国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冤之权力。”（参见上书，第465页。）这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宪法基础，而且任何一次政府向新闻媒体开刀时，成为新闻界的护身符。；三是设置反对派并以两党制或多党制竞争取得国家执政权的政党理论比如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展开，而这一政治传统则可以追溯至其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党派之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均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四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并允许相对自治的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存在而为公民联合对抗权力提供了可能的社会自治联合理论在西方社会中，以公民公共精神为支持的市民社会理论和结社联合组成社会组织对抗政府是作为抵抗政府权力作恶的的根本性社会支撑条件，同时也为纠正权力作恶倾向或事实、确保权力和平转移和政权的平稳过渡提供了保证等，在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构建了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直接冲突发生。；五是主张联邦政府与地区政府、中央与地方分享权力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理论；六是现阶段的公众参与理论；等等。三权分立的制约与监督权力思想和上述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构建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在形成之初并不是以一个孤立的角色作为建国及社会建设的理论支撑，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其他诸种理论和思想，这既是理论本身无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表现，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研究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权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企图采用单一的思想来推进法律监督权研究必然存在着理论不足，而应当借鉴多种理论来充分认识我们的法律监督权当然，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并不等于在实践中与西方亦步亦趋观愿望所转移的。。
中西传媒比较课程感想
中西传媒比较课程感想篇一：中西传媒比较课程是一门涉及媒体文化、新闻政策、传播理论等多个方面的课程。
在这门课程中,我学习了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认识到了媒体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我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都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传媒的采编、报道、评论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例如,在中文媒体中,新闻报道往往更注重事实的核实和客观性,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价值观的强调和对隐私的保护等因素也影响了媒体的报道。
此外,中西方文化对新闻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例如在中国,新闻从业者要遵守“五不原则”,即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欺骗观众、不夸大事实、不歪曲事实、不抹黑他人;而在西方文化中,新闻从业者要尊重个人隐私和自由,保护新闻当事人的权益等。
其次,我学习了传媒在社会中的角色。
传媒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
在中文媒体中,舆论监督往往是“一言堂”,媒体对政府、企业等的新闻报道往往偏向一边,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而在西方文化中,媒体往往被视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其报道内容往往与民众的立场和观点密切相关,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和价值观。
最后,我认识到媒体在现代化社会中的重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媒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在现代社会,传媒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
媒体在报道新闻、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为建设一个和谐、公正、透明的社会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中西传媒比较课程让我深入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认识到了媒体在现代化社会中的重要性。
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二：中西传媒比较课程是一门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传媒形态的课程。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学习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传媒的特点和差异,包括传媒权力、传媒内容、传媒受众、传媒技术等方面。
舆论监督的现实矛盾及应对策略
提高公众媒介素养
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
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媒体教育、社 会宣传、学术研究等。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引导和教 育，使其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媒介，提高舆论监督的质量。
舆论监督矛盾
公众对红十字会的捐赠使用情况提出了质疑，对慈善 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打击。同时，舆论也对微博 平台的信息审核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批评。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
事件概述
2017年8月，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科一名孕妇因难产疼痛而跳 楼自杀身亡。该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产妇医疗待遇、产前教育和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讨论和质疑。
事件概述
2010年10月16晚，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 ，一辆黑色迈巴赫撞飞两名女生，司机不 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 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该肇事 男子高喊“有本事你们去告我，我爸爸是 李刚”。“我爸是李刚”迅速成为当时中 国最火的流行语。
VS
舆论监督矛盾
公众对李刚的财富来源及权力的质疑，引 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同时，由于 该事件的特殊性，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 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
“郭美美事件”
事件概述
2011年6月，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 网友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 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根据警方 的调查和郭美美本人的供述：她以及她的资金来源都 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 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 没有“郭美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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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方舆论监督之异同
关键词：舆论监督；异同；特点；功能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类节
目的热播，“舆论监督”成为新闻界又一热门词汇。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
闻纵横》、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以及北京电视台的《元元说话》等节目都将报
道的焦点对准一些社会敏感问题。1998年以来，《南方周末》几乎每期头条都
是有分量的社会新闻，其中百分七十以上为暴露阴暗、抨击腐败的负面报道。自
此，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开始发挥，并一度掀起高潮。但是以《焦点访
谈》为代表的中国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界所提倡的舆论监督不同，在遵循二者共
通的大众传播规律的同时，中国的舆论监督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含义溯源的差异
在西方有关舆论、新闻媒介和大众传播的古典西方文献（主要是英美国
家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舆论”（public opinion）和“监督”
（supervision）这样固定的词语搭配。只是在近几年，“舆论监督”
（supervisionby publicopinion）一词才在西方报刊中出现。因此，有学者认
为对于西方新闻界的“舆论监督”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新闻监督”或者“媒
介监督”。“媒介监督”是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监督；而新闻监督则是以“新
闻”为途径或内容的监督。而新闻包括“事实的报道”和“舆论的表达”两个方
面，所以比单纯的“舆论”一词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而舆论监督一词，在英语中也一度被人译为“Watchdog”，其本意并不
像翻译过来的中文那样庄严，直解是“看家狗”，引申为“警觉的狗”。用以形
容媒介对社会风云变幻的关注就像一只警觉的狗，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狂吠不
已，引起世人的注意，起到监控之效。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
的影响，西方的舆论监督常常是建立在“新闻”和“散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以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知情权”）为其内在价值
基点。它所重视的往往是受众的知情权和新闻欲，借助“舆论监督”之名，扩大
自己的新闻源，并非真正地着眼于监督效果和舆论的实施方向。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分析，“舆论监督”（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是更合乎中国实际的
用语。“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在实践中创造的并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它是
由中国古代报业作为“舆论工具”并从事社会监督这两个传统职能中转化而来
的。
在现代汉语中，“舆论”一词基本上接近褒义，一般是指经过意见机构
（媒体或官方）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众意见，这个概念接近于法国政治哲学家孟
德斯鸠所谓的“公意”概念。汉语中的“监督”一词通常是指一种“上级”对
“下级”的行为，多伴随着制裁的措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中国的媒介机构作
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并被赋予代表政府
监督社会的责任。这种监督有时还具有极大的力度，可能导致极为迅速的行政措
施和社会整体的谴责。由此而言，中国的舆论监督虽然是媒介机构发现、选择，
并概括表述代表“广大受众”的意见，因而和西方媒介的多元、分散的公众意见
相比，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
对照中西方舆论监督的含义溯源，不难发现，西方媒介的舆论监督往往
以对事实的开掘为主，以引领舆论和公众意见为辅。而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则往
往反映对社会现象、事件或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建立在新闻媒介影
响力和权威性的基础之上的。
特点的异同
在学术界，有学者这样概括舆论监督：公众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
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形式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
策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舆论监督的客体，主要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公众服
务机构和公务人员以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其载体主要是批评报道。这个定义
概括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共同规律，突出了蕴含其中的基本内容。据
此为基点，不难发现，中西方舆论监督在与各自新闻体制和社会现实结合的过程
中，自身的特点逐渐突出。
西方的舆论监督与它的国体、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说，现代
西方新闻舆论监督体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和内在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介对权力的监督正是资本主义
社会自身发展和制度完善的客观要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对垄断资本的依附，
使西方媒介对权力的监督具有先天的软弱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威廉·汉
密尔顿曾经说过：“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然没有给它任何特权，它对于
社会也没有任何义务。”
因此，在西方，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舆论监督不仅是对监督力度的
削弱，更使监督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异。为了达到刺激、新奇的效果，原本应是严
肃认真的舆论监督往往成了一场浅薄无聊的新闻炒作；本该对国家各项政策、法
规的制订实施情况予以报道和评析，而现实的舆论监督却总是对高级官员的私德
私事格外关注，不惜篇幅大加渲染；本应对社会各类丑恶现象及其根源进行揭露
与鞭笞，结果却将镜头对准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凶杀、欺诈与色情。“水门汀
事件”、“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都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媒介舆论监督的“得意
之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舆论监督在将矛头直指社会黑暗与腐败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担负起改造社会服务公众的神圣职责。“舆论监督不仅要有一只丑闻
鼻，更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一副清醒的头脑，一颗真诚的责任心，否则，这鼻
子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利润和资本牵着走。”与西方舆论监督不同的是，中国的舆
论监督是一种有领导的舆论监督，是作为某种行政职能的延伸而存在的。这就使
它有着与生俱来的两大特点，一是有着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必须坚持以
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争取积极的社会效果。
正是中国舆论监督这种强大的“杀伤力”，使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节目组门前总是排着前来反映情况的长队，也使得一些地方官员谈“焦”色变。
对许多百姓而言，几年、十几年难以解决的事情一经曝光，几星期、几个月之后
就有了结果。而这种状况在西方的媒介监督过程中是难以想见的。“坚持以正面
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此方针的规避下，中
国的舆论监督也必然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主旋律。这个方向，也正决定
了中国媒介的舆论监督要以“责任”为出发点，重视舆论监督的责任和社会效
果，而并非以追求“轰动效应”为前提。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
一下的舆论监督。
功能的比较
从一般传播学的原理来看，舆论监督主要具备５种功能：即社会监测功
能、社会调整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制衡功能和动态地平衡监督功能。而中
西方的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都涉及到了各个功
能，但社会形态的差别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中西方的舆论监督功能有着
不同的侧重。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遏制（check）政府滥用权力。
人民对政府的意见，更多采用“抱怨”、“投诉”（complain）来表述。人民之
间有不同的意见，则形成争议（issue），往往通过辩论来确定是非，并最终由
法规和权力部门（通常是法院）来裁定争端，在分歧的舆论基础上产生的裁决，
又通常带有相互妥协的成份。媒介则是促使产生这种争议的有力手段之一，它所
形成的舆论并不能真正成为定论，甚至只是一定阶段性的结论，但其所担负的职
能则着重体现在它的呼吁性和倡导性方面。从现代社会心理学方面看，西方媒介
常常充当的是社会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传达呼声，宣泄积郁，平衡
心理，满足愿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心态维持在一个理想的安全值上。因此，媒介
对政府，媒介对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呼吁和批评的“权利”，而不是监督和制裁
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媒介机构是设置社会舆论议程者和声音最响亮的
喉舌，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的是社会调整、社会制衡和动态地平衡舆论监督
的功能。
与此不同，中国媒介的舆论监督的侧重点在于它的社会监测功能和社会
控制功能。
中国舆论监督的社会监测功能，首先表现在它对社会发展具有“晴雨
表”和“候风仪”的监测作用。在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舆
论监督以公众的反映、议论、评价和呼吁为表现形式，率先感悟并抓住时代与社
会这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其次表现在它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监测。舆论监督以“旁
观者清”的面目，不断追踪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关注和评价社会发展进程，并为
这一进程的良性发展扮演“守望者”的角色。第三个是表现在对社会发展效果的
评价。通过这种代表公众意志的评价，最终达到推进或者纠正社会发展的目的。
中国媒介舆论监督的控制功能，是一种积极性的控制手段，它主要是以
舆论、宣传、教育的手段去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预防和制止社
会越轨行为。它要在必要的时候，对社会问题作出最迅速、最灵敏、最有效的反
应。主动承担起填补“真空的社会”责任，并以揭露、批判、谴责和坚守、维护、
弘扬等手段，完成社会控制的最新任务，同时为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提供必要的
辅助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