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

党员长征精神学习资料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简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

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力军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

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

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光辉岁月——2016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领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军到达蒙古与军领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同年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一半)加上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投降

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

［摘要］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彰显了崇高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经受各种挑战和考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牢固地树立共产党人立身之本的需要，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长征精神历史内涵时代意义

长征，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长征已经走过80周年了，但它今天仍强烈地震撼着中国和世界。长征之所以有如此恒久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旷世奇迹，而且在于它是一座民族精神不朽的丰碑，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200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对长征精神作了系统的概括，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风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1]

一、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

长征的历史表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坚强的信念、伟大的精神，铸造了我们的军魂和党魂，创造了伟大的奇迹。长征中的理想信念并不是空泛的，而是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当时提出的“北上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都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伟大的史诗”。

长征的历史表明，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顽强拼搏、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楷模。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的困难世所罕见，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牺牲。据统计，长征中平均每天走37公里，平均每前进70米就牺牲一名红军将士。因为红军将士面临的是：前有荷枪实弹的堵军，后有铺天盖地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脚下是一条条波涛汹涌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片茫茫无际的草地……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工农红军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艰难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0多个省，攻占700多座县城，进行了300余次

战斗，终于从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了一条生路，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正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2]“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3]

长征的历史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的魅力在长征的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如果说，长征之前，红军遭受惨败；长征本身，红军出于无奈；长征之初，红军面临毁灭之险，是在饱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领导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苦果，那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摆脱险境，争得主动，获得生存，赢得胜利，则是在品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甘甜。综观整个长征的全过程：放弃湘西，转向贵州；取消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确认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套战术的实施，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与共产党人的探索和求实精神息息相关。

长征的历史表明，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长征是一首顾全大局、团结战斗的凯歌。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风雨同舟，生死相依，涌现了无数的感人事迹。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中，他们把维持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维护红军的高度团结作为至高无上的历史责任。无论是遵义会议前后的争论，还是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顾全大局都堪称楷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有的部队为了主力红军的安全，不惜牺牲局部利益，孤军奋战，但谁都没有怨言。

长征的历史表明，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的政治优势。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处处关心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沿途群众为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提供兵源。军民团结如一人，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御敌长城。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深情的生动历史。

长征途中，广大红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总是充满旺盛的战斗精神和高昂的士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每一个指战员心里装着人民，牢固树立了为人民而战的思想。长征途中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每个士兵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与他们有什么关系”，[4]也使他们明白，红军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北上抗日。在长征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为谁杠枪，为谁打仗”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国民党军和红军作过一个比较，他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就很勇敢。”这个道理十分清楚，那是因为白军是为少数剥削者利益服务的，而红军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战争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抗衡，更是战斗精神的拼搏。为了

人民利益而战，红军就有了无敌的勇气和挑战人类生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因此，“为人民利益而战”作为一种信念，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成为激励广大指战员奋勇向前、有进无退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之，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不言而喻，长征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一）、始终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新长征虽然没有战火纷飞，没有硝烟弥漫，但任务更加艰巨，要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绝大部分青年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全国人民共同理想，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但也不乏一部分人认为活着就是吃喝玩乐，满足感官的享受；还有一部分人消极悲观，对社会、他人漠不关心。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部分青年缺乏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崇高的理想一定要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结合，找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契合点。人一旦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就会审视目前的处境，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国家就会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理想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转变为现实。再好的理想，如果不付诸行动，就没有实际意义。历史上，凡有成就者，其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才能、闪光的智慧，不朽的业绩，多是从艰苦奋斗中得来。艰苦奋斗是成就伟业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它的事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虽说时代变了，社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六位。时下青年人追求名牌消费、摆阔气在社会上巍然成风，而红军当年发扬的艰苦奋斗精神早已被弃之脑后，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700美元，居世界第110位（2005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需全国人民保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艰苦奋斗精神。

（三）、始终严守纪律、树立大局的意识

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崇高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精神的胜利，而且还是严守纪律、树立大局意识的胜利。没有严格的纪律，集体一盘散

沙，个人生活懒散拖沓，终究一事无成。“缺乏自制力，是一个人致命的弱点”只有每一个自然人都自觉的社会化，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社会才能减少摩擦，才能良性运转。正是凭借着大家严守纪律，处处以大局为重，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才取得了抗洪的伟大胜利、才取得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样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上下齐心协力、树立大局意识，保证政令相通，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四）、始终坚持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云所指出：七大以后，“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预料。今天回顾起来，从革命的主观条件出发，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所倡导的事实求是这个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5]

今天的新长征更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一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盲目的照搬照抄。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 同时，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事实求是，必然会遇到“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干扰，遇到各种阻力，而我们头脑

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私心杂念，也会妨碍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这就要有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无私才能无畏。

（五）、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其次，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党群众路线的立足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的“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执政为民”都体现了要和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

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搞好党的根本作风，使党永不变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问题，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就显得特别突出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违背党的群众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种传之久远的进步精神，都具有承前启后的特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长征精神，需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把弘扬长征精神与弘扬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0(23).

[2][3][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

译者：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长征》及其由来1，中文版自序5.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5] 陈云. 《坚持事实求是的革命作风》[N].《人民日报》, 1977年9月28日。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A].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