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论语》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该书以语录体的形式，汇聚了孔子对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等问题的观点，它的思想内容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
《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尽管《论语》的篇幅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算大，但在经典古籍中已经算大部头了。而且由于时代的变迁，不同时代的人往往能读出不同的心得体会。北宋理学家程颐曾经谈及自己读《论语》的心得体会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正如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读同样的书，往往是人言人殊。本文就笔者的理解谈一谈《论语》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相关问题。
“齐之以礼”之政治观
我们都知道，“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一生多次谈“仁”，仅一部《论语》，“仁”字便先后出现一百零
九次之多。何为“仁”？孔子说过的两句话非常有代表性。第一句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毛泽东同志说，仁就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可谓言中了“仁”之真谛。爱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爱人，意味着任何人都应当将别人当作人来爱护，都应承认和尊重别人的人格。人和人之间，应以爱为基础来建立相互的关系，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概莫能外。孔子其他谈“仁”之处，都是围绕“爱人”这一根本意义，从不同侧面予以阐发的。第二句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善良之性，故而乐于尊崇礼义，所以克制自己的欲念而恢复仁、善，也意味着个人行动回归礼义，社会就会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那么，“仁”如何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呢？
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只有用德行感召人，用礼
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民就会有耻辱感，就能够自觉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人做事就有了原则和底线。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齐之以礼”就是要把“礼”作为
一切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儒家把能否遵守礼乐规范看作是人心善恶的表现，因为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也是社会秩序的象征，而秩序得以保证的前提是人对礼的尊重和敬畏。对礼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于人的伦理与道德自觉，没有礼，个
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达，社会秩序便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并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在儒者的话语中，礼已经抽象为制约个人行动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确定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地位，也确定了彼此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结构，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序列。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个人的位置就是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人们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劳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由此形成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
“礼治”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政治理念。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
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
因为“礼”如此重要，他还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
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为政以德”之行政观
政治落在实处就是行政。在行政实践中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齐之以礼”的政治理想呢？孔子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论语?为政》）实行仁政德治，君主就会像北斗受到群星
拱卫一样，得到天下臣民的拥戴。表明当政者本人的品德修养直接关系着“为政以德”实现的程度。“为政以德”强调
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特殊重要作用。那么“为政以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是“正己”。“正己”也就是率先垂范，凡事以身作则。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三句话表明，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在为政过程中一定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共识。
“为政以德”是建立在一个道德秩序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是以孔子十分强调“正名分而昭天秩”。换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人人都遵守道德方可秩序不紊。所以“为政以德”首先强调的是“正己”。
其次是“正名”。“名”非特指物名、形名、事名等，其核心内涵乃社会政治生活中之名位、名分，每一特定之“名”均有其特定之名义、名分、礼仪、地位、秩序乃至责任与之相应，大体相当于今日所谓之身份与角色。古代社会是等级分明且森严的，名分既是礼的表现，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于“正名”的重要性，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之间曾经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曾经周游列国，结果处处碰壁，只有卫国的国君打算重用孔子。孔子欣然接受了卫国国君的任用，准备大干一番。他的学生子路就问他：“卫国的国君准备委政于你，您首先从哪里着手呢？”孔子回答说：“那必然是从正名开始了！”子路说：“老夫子啊，您太迂腐了，正名算哪门子要务啊！”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子路你太浅薄了！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承认自己不懂，千万不能想当然不懂装懂，或者人云亦云。名分如果不能确立，说话就没有权威。说了不算，好多行政事务就办不成。行政事务办不成，那么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得不到加强，甚至陷入文化失范的危险境地。精神文明搞不好，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秩序也好不了。国家秩序失范，那社会就彻底乱套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所以对君子而言，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便强调了君臣父子间的名分与秩序，这种名分不是单向度的，子对父要孝，父对子要慈，“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论语?八佾》），这才是君臣、父子关系最深刻和最本质的内涵。
孔子之所谓“正名”，就是要先解决秩序的定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秩序在人世的图景中就是伦际问题、名教问题，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就是路线问题，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可谓异曲同工。
第三是要“教化”。“教化”就是用道德教化人民，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为政以德”之“德”要靠“教化”贯彻落实。为了说明“教化”的重要性，我们讲一个孔子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去卫国的时候，他的弟子冉有负责给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孔子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这是正确的。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深入理解孔子的原意。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要做到仁，就要学礼，要克己复
礼；要提倡孝悌，使孝悌由家庭扩大到国家便是忠君爱国；要实行忠恕之道，“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要使人民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具备这样的品行，也便有了仁，也就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对人民的教化也就达到了理想的层面，人民的道德修养便会得到很大的提升，离“为政以德”的目标就近了。
（责编/ 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