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区域发展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
他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变化，还涉及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转变。
他通过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发展的观点和理论。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乡村市场化”。
他认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营环境和促进市场竞争来推动乡村地区的发展。
他提出了“乡村市场化”这一概念，并指出乡村市场化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
费孝通还关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
他认为，随着乡村区域发展的推进，乡村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他指出，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是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而现代乡村社会则更加注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他提出了“聚合势”和“分离势”这两个概念，将社会结构变迁分为两个方向。
他认为，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逐渐分解，而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则趋向于更加个体化和多元化。
费孝通还关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他指出，中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乡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他提出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观点，即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他呼吁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以缩小乡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实地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村发展的观点和理论，为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政府决策和乡村发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是他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时期，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规律，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在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中，他首先对中国地理环境和地域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他指出，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多样，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这些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对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费孝通在研究中关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他认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制度、产业结构、区域内外市场联系等。
他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的分析，研究了这些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总结出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费孝通还研究了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
他认为，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经济联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常会作为带动力，拉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
他通过对中国地区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关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费孝通对于中国地区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地域发展相关的政策建议，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优化产业结构等。
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起到了指导作用。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对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费孝通（1910-1991）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被誉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区域差异的分析上。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多元的区域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费孝通通过对中国各个地区的考察和研究，总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这为后来的区域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地域文化差异主要存在于南北方和东西方之间。
南北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气候、农作物种植、饮食习惯、方言语言等方面；而东西方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精神文化等方面。
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中国各个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走向不同，进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差异并非是一种弊端，而是一种资源和优势。
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发展特点，这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元的文化魅力，也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发展资源。
费孝通主张在进行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特点，促进各地区在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等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优势，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理论对当今的中国区域发展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存在差异。
如何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并存，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异。
在进行区域发展规划时，应当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和优势，推动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试论《乡土中国》研究方法教学策略
试论《乡土中国》研究方法教学策略《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以此书为基础构建了中国乡土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开辟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视角。
在研究方法教学策略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通过理论教学，深入解读《乡土中国》中的核心理论框架。
理论教学是研究方法教学的基础，也是学生理解和运用研究方法的前提。
教师可以对《乡土中国》中的重要理论概念进行讲解，如“土地问题”、“人际关系”、“阶层结构”等，帮助学生理解费孝通的研究方法和思想。
同时，还可以对比费孝通与其他学者的理论差异和共同点，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和思考。
其次，通过案例分析教学，引导学生运用《乡土中国》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案例研究。
案例教学是培养学生研究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教师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土中国》研究案例，如“乡土社会结构”的调查研究、“三合一”土地制度的影响等，引导学生通过收集数据和分析材料，运用《乡土中国》的研究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解读。
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能力。
再次，通过实地调研教学，加强学生对《乡土中国》的实践理解和应用能力。
实地调研是学生掌握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有效方式。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调研一些乡村社区或乡镇，参与当地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了解乡土社会的现状和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学生可以亲身体验费孝通提出的“走出来、走进去”的研究方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研究素养。
最后，通过综合实践教学，促进学生对《乡土中国》的全面理解和运用。
综合实践教学是研究方法教学的终极目标，通过将多种教学形式相结合，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和创新思考。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研究项目，让学生自主选择研究主题并按照《乡土中国》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操作。
通过课堂报告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学生可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接受其他同学和教师的评审与指导。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费孝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他在区域发展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为中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费孝通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提出了“土地制度理论”，强调了土地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素。
他认为，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进而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
在费孝通看来，农村地区应该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能够自由流动土地并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费孝通还提出了“城市化理论”，他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指出，城市化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会，吸引农民进城务工，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费孝通强调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互动关系，认为城乡之间应该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资源的流动和交换，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还关注了区域差异和城市规模。
他认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不同所导致的。
他提出了“里氏需求与法氏需求”的概念，揭示了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市场需求也越大，从而能够形成更多的经济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为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他着重强调了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等问题，为中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费孝通的理论观点，推动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费孝通有关社区空间的理论
费孝通有关社区空间的理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这不仅是每个人面临的人生选择，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一直面临的分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11年末首次超过50%，2019年末突破60％，而1978年尚不足20%。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40多年间，推进城镇化的具体路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心又有明显不同——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中国要走小城镇模式，要“及早研究小城镇社区的空间布局”，“农民安心在小城镇生活，才是小城镇发展的出路”。
费老率先提出的“苏南模式”，讲的就是乡镇企业的传奇。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问题。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1980年10月，原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以法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2012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公开表示，“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能再发展了，对于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地铁，交通是一场灾难。
”在他看来，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的方向。
做强“核心城市”，培育都市圈：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大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规模效应、集聚创新的追求成为主流。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通过发挥核心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带动力，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地方层面，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忙着“强省会”，“千万人口城市”接连扩容，郑州“请叫我特大城市”的喜悦溢于言表，区域中心城市纷纷组局畅想“都市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实际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过去特别强调小城镇，现在又特别强调大城市”。
社会调查案例
讨论
1﹑社会调查对于认识社 会有什么意义？ 2﹑社会调查研究人员 应具备什么品质？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社会调查研 究人员？
第二章 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和程序
案例
墨西哥村落研究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的罗伯特· 瑞福泰尔（Robert Reftield）教授对墨西哥一个叫波特兹特兰 （Tepoztlan）村进行了研究，写出了《一个墨西哥村 落》一书。研究结果是：该是一个纯朴的、与世隔绝的 平静的社会，村民们都很乐观，并相互合作，没有猜疑 和竞争。 美国依利诺依大学一位叫奥斯卡· 莱威士（Oscar Lewis）的教授也去该村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一个 墨西哥村落村落生活的再研究》一书。莱威士认为，该 村的村民生活紧张，具有惊恐、嫉妒和不信任的心理。
讨论
两段材料分别采用了 哪种调查类型？这两 种调查类型的区别与 联系怎样？
第六章 社会调查的基本类型
案例2：样本的设计和抽取
此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 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样本量，由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领导小组确定分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办公室规定的分层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第一级的 县（市、区）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层，编制抽样框，由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 抽取一级样本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办公室规定的抽样原则和要求，制定本省抽样实施方案，经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审核后，抽取县级以下样 本单位，并将具体的抽取步骤和抽中单位名称一起报第二次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审定。
案例3分析提示 ⑴明确调研方案在整个调研进程中的地位于作用; ⑵讨论调研方案的设计原则； ⑶提出研究方案的基本内容； 阐明调查课题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确定调查范围和调查单位 确定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 制定抽样方案，确定抽样方法 确定调查内容，编制调查表格或提纲 确定调查的场所、时间与进度安排 研究经费和物质手段的计划与安排 调查人员的选择、培训与组织 ⑷对调研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
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费孝通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通过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观点。
下面我将对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进行简要介绍。
费孝通认为，区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
他认为，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费孝通强调了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发挥好调控经济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区域发展的研究中，费孝通提出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模式。
他认为，一个区域的发展应该以一个核心城市为主导，同时依托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资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费孝通提倡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强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费孝通还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于资源的不均衡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导致的。
他指出，政府应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政策来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费孝通还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低效用地、产权不明确等问题。
费孝通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土地制度改革、产权保护和城市规划等，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费孝通还关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
他认为，农村经济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他主张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金融改革等措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费孝通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理论和观点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指导，为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他强调政府的作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解决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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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摘要：摘要:费孝通继承了吴文藻社区研究概念,吸取欧美社会学的精华,发展了社区研究方法，因此说,构建应用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是费孝通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而《江村经济》研究的恰恰是东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现代社会文化,从而突破了人类学只研究古老、原始的社会而很少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开创了用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文明社会的风气摘要:费孝通继承了吴文藻社区研究概念,吸取欧美社会学的精华,发展了社区研究方法。
首先,构建应用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开创了从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分析的先河,为人们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方法;第三,引用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现社区制度与经济生活,使社会人类学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应用科学。
这些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国际社会学界奠定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关键词: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中国学派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070—03费孝通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刻归国。
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传播和学术研究,著述甚丰,达九百余部篇,近千万字(1999年由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14卷),是我国影响较大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学术界公认。
但笔者认为,费孝通的最大贡献是,其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国际社会学界奠定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本文仅就学术界没有引起关注的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进行考析。
中国社区研究,开创于吴文藻,发展于费孝通。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学基本照抄照搬西方。
吴文藻把东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派进行比较、推求之后,提出了中国社区研究的整体概念。
之后,费孝通给予了继承与发展,并使之开花结果,形成了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中国学派。
费孝通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构建了“类型比较法”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 [1]自己的责任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
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
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实事求是’。
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
我从自己的实践中坚定了这种看法。
” [1]于是,在其博士论文“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 [1]之作《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1939年发表之初,便开始思考“从这个起点又怎样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即怎样解决“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
”他一心“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 [1]。
《江村经济》是通过对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称之为“江村”)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调研,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
在解剖江村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费孝通看到了当时江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问题,从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等一系列概括性理论问题。
但是当时费孝通觉得“这种见解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证实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
他说,“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之中。
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
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
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
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随机变化出多种模样的,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
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可以比较的。
” [1] 按照这种思路,从1940年始,费孝通在云南指导了对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调研究工作,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和学生,对禄村、易村、玉村等不同类型的社区,与以前所作的“江村”研究进行比较。
“把相同的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
”费孝通把它称之为“类型比较法”[1],指出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在于,“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
类型本身也可以由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
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但是可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比较现实,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
”[1]在此,费孝通明确地阐释了应用类型比较法的科学涵义及其作用。
他和他的的学生们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写出了著名的《云南三村》。
对应用类型比较方法的意义,费孝通肯定地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加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其中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
《云南三村》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
”[1]因此说,构建应用类型社区比较研究方法,是费孝通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开阔了社区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了解。
二、开创了从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分析的先河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指导社区调研的过程中,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把实地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
其中具有独创性思维的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1948)一书开创了范例。
《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将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1948年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内容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自产业革命以后即开始了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到本世纪上半叶,这些国家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高度发达。
各类大型的正式组织取代了家庭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非个人的、不具感情色彩的业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人们的行为主要受法律、规章的控制,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与西方世界进行相比较,中国社会自20世纪中叶开始虽也被迫走上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但这一进程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阻挠而步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口与国土面积占全国主要部分的农村地区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乡土本色,具体表现有五种特征[2]:一是社区狭小。
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加上交通不便,这类社区和外界的往来很少,人们世代定居于斯,繁衍于斯,终老于斯。
二是差序格局。
这是乡土社会在划分群己人我界限时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格局。
这个网络无论多么大,但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也是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形成邻里或街坊。
三是礼治秩序。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合乎礼的即是说这些行为是对的,亦即合式的。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不是有形的权力而是传统。
四是血缘纽带。
血缘关系成为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纽带。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是一种先赋地位,是容不得个人选择的。
五是家长制。
在乡土社会,由于血缘和地缘的高度重合性,使得扩大了的家庭即家族相当发达,成了社区的基本社群。
家族统治亦即家长制统治,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与宗亲意识禁锢家族(家庭)成员,以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
该书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构都进行了描述探讨,并在多处进行中西对比分析,以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
当今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评价说:“《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费孝通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
”[3] 这种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方法。
三、引用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现社区制度与经济生活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是西方人类学家以殖民地国家中的古老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方法。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方法,把1936年对其家乡江苏吴江县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开弦弓村实地调查的资料进行研究,撰成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书名在英国出版(1986年被译为中文本,以《江村经济》书名出版)。
此书中费孝通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
《江村经济》为社会人类学开创了新天地。
20世纪30年代前,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一直都把“野蛮人”作为研究的对象。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被殖民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类学者要在原来的殖民地人民中间进行“田野作业”的调查研究遇到了困难,人类学这门学科要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另拓新的研究领域。
而《江村经济》研究的恰恰是东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现代社会文化,从而突破了人类学只研究古老、原始的社会而很少研究近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开创了用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现代文明社会的风气。
因此,《江村(下转75页)(上接71页)经济》被费孝通的导师、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代表了“未来的人类学”的开始。
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4]。
马林诺斯基曾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指出:“它的特点就是:过去人类学者都以文化及经济水平较低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学派则是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