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多层次的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思考

关注多层次的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思考作者：张婕约瑟夫·托宾来源：《学前教育研究》 2021年第9期稿件编号：202010150001；作者第一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01-20；作者第二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03-17；作者第三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05-17*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项目“探寻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幼儿园创造性教育——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编号：11CG27）、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文化回应性研究”（编号：2019-02-009-BZPK01）**通讯作者：张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讲师，博士，E-mail：jzhang@张婕1** 约瑟夫·托宾2（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2美国佐治亚大学教育学院，佐治亚 30602）［摘要］目前中国的学前教育越来越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当前的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大多只强调了中国民间故事、传统节日、传统服饰和艺术等显性传统文化教育。

虽然强调这些显性文化是必要的，但可能是不够的。

学前教育工作者还应关注日常文化、具身文化、教学法中的文化因素等其他层次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教学实践对幼儿进行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教育。

为了更有效、更有意义地实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学前教育工作者应关注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并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重视对各层次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和研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幼儿园教育；人类学近些年，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在中国学前教育领域亦是如此。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学前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思考幼儿园该如何帮助幼儿习得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从一些学前教育实践者发出的声音来看，这个问题显然是具有一定挑战的。

作为以人类学为研究视角的研究者，笔者一直倡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前教育重视自己的文化，重视自己的传统，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在幼儿园里被有意义地传授和学习”这一问题，也一直有一些思考和研究。

因此，本文想分享我们基于人类学的视野对“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所持有的一些观点，以期能够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对话、思考、实践和研究。

一、引言：幼儿园在传递传统文化方面既具有职责，又具有可能性在人类学的理论中，儿童的发展与其所置身的文化息息相关，如果脱离开文化，世界各地儿童的发展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文化对儿童的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儿童在社会中生活的重要基础。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的诸多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证明了在儿童的发展上文化因素比生物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她的研究引致了视角的普遍转化，即不只是关注文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而是更关注“婴儿如何成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成人成员”。

[1]以另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的观点为例，他也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不受人的文化模式指引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不可驾驭，成为一个纯粹的无意义的行动和突发性情感的混乱物”，[2]文化“不只是一个人存在的装饰品，而是——就其特性的主要基础而言——人存在的基本条件”。

[3]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儿童在文化中的社会化过程才是儿童发展过程的中心议题。

[4]而幼儿园作为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既反映了它们所处的大文化，又是年幼儿童习得文化、受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的场所，“在每所幼儿园中，儿童在教师提供的文化环境结构中社会化，发展形成恰当的社会依赖性，以便能在自己的社区里生活工作”。

[5]在这个意义上，幼儿园的重要任务是将幼儿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其所处社会文化的成员，幼儿园应是反映和传递文化的教育机构。

在中国，幼儿园应是中国幼儿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场所，中国幼儿园必须关注幼儿对于中国文化的习得和传承。

而关于“文化”的理解，虽然对于文化的界定纷繁复杂，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在人类学家的立场上，文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代代相传的，是延续传统的。

文化虽然会有变迁和发展，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绝不是截然割裂的。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

[6]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曾罗列过从1871年到1951年期间人们给文化所下的164种不同的定义，最终他们给文化作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是借助符号获得有关交流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的行为模式，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成果，包括物化的成果。

文化的核心是传统观念（即经由历史的演变和选择保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

文化一方面是行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构成远期行为的必要条件。

”[7]虽然这一定义也没有被公认为唯一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观点：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群族或民族的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濡化不可能离开其传统文化。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国家都期望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能够让新一代儿童继续传承优良的传统思想、理解方式、观念和相处之道等，事实上很多国家也确实正在努力这样做。

例如，新西兰的国家学前教育课程标准《编席子：早期教育课程》（Te Whāriki：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就“有意识地将毛利人和新西兰白人的传统融入其中”，[8]强调要支持每个儿童的文化认同感，“培养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延续民族的文化传承”，[9]这一努力也为世界各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所称道。

本文作者托宾（Tobin）教授所主持的两项跨文化研究《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日本、中国和美国》《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国、日本和美国》也通过民族志研究法指出幼儿园是一种文化延续而不是变迁的动力；[10]幼儿园既反映文化，又辅助文化的持久传承。

[11]后一研究还显示，在中、美、日三个国家中，日本决策者、教师和家长普遍认为日本幼儿园最重要的功能是支持儿童学习成为社会成员。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早期教育机构尤其突出地反映了它固有的文化逻辑，这种深刻的文化逻辑“顺应了现代日本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对幼儿园能够保留日本文化价值的渴求。

日本许多传统机构已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进程中彻底脱胎换骨，在人们眼中，幼儿园是在社会变迁的海洋中仅存的传承文化的小岛”。

[12]因此，幼儿园在传递传统文化方面既有职责，又有可能性。

二、显性文化是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的学前教育强调传统文化教育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前，中国幼儿园都正在积极开发或实施各种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和课程，甚至不少幼儿园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课程特色，诸多中国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学术期刊和会议上也对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展开了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努力，不过同时还值得留意的是，综观这些实践和讨论，学前教育工作者们所提到的融入幼儿园课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是以下这些内容：传统节日、传统艺术（如皮影戏、京剧、书法、水墨画、剪纸等）、传统饮食（如茶艺、传统点心）、传统体育（如武术）、民间游戏、民间故事（或童谣、古文经典等）……从可查阅到的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相关文献来看，虽然已有研究的议题各不相同，有的集中论述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有的研究中国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形式、实施策略、现状和问题等，也有的研究某一具体、特定的传统文化（如武术等）的教育，但但凡提及传统文化教育，基本上所有文献的议题都集中在前文所说的这些内容上。

有研究也指出，“幼儿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游戏、民间工艺和民俗文化等方面，并且，已有研究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内容多散见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以及在音乐、美术、建筑等艺术领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13]但其研究仍然着重于去深入研究某个幼儿园以“中国印”这一显性文化为主线的传统文化课程。

即使有研究提到现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偏重物质层面的文化知识内容的传授，建议转向关注幼儿在接受文化知识过程中心理过程的发生发展，或者关注感恩等优秀的传统道德，但在论述时仍然非常看重传统蒙学读物、典故、诗词、民间故事等显性的文化形式。

[14][15]笔者在中国幼儿园教师中也做了一些调研和访谈，教师们所提到的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基本上也是这些显性的内容。

对此，基于人类学的视角，我们的观点是：强调中国文化这些显性的、正式的方面（explicit，formal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可能是不够的，中国学前教育还需要关注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具体来说，尽管“文化”一词在人类学领域有非常多的界定，至今都没有大家公认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但人类学家公认的是文化包含不同方面。

其中有显性的、正式的文化，这种文化通常表现为庆典仪式、节日和传统艺术等。

这与“文化遗产”等概念中使用的“文化”的含义有些相似，强调这类文化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思想和习俗，强调传承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教诲以及其他中华历史名人的贡献等。

但文化同时还包含日常的、司空见惯的文化（everyday， quotidian culture），这种文化表现为一种文化下的人们是如何与家人、朋友、同事互动的，又是如何在市场及其他公共场所进行社会交往的。

即便这些非正式的、日常的交互行为几乎都没有明确的、显性的规则，但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其实是有非显性的规则和经过长久发展形成的习俗存在的，因此每种文化下的社会交往都会存在颇具特色的范式。

这就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

[16]不少人类学家如布洛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都非常重视日常文化的研究，他们的重点都是去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相传又不断发展的文化，这其中是蕴含了传统文化的，而且是更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格尔兹（Geertz）也曾强调日常文化的重要意义，“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