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的危机
《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
《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
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
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
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
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错误!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
后收进小说集《呐喊》。
②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③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中国困境之信仰危机
中国困境之信仰危机纯粹之宗教乃为对人之终极关怀与对人性“恶”之制衡。
民间大众普认的中国三大传统宗教为释道儒，即佛教、道教、儒教。
道教之“无为”、佛教禅宗之“拈花顿悟”之类皆非普通大众所能理解与接受，再加上中共之文字改革，古文字记录的佛教、道教经典更加深奥难解，故佛教、道教在民间大众中经曲解而演化为各种所谓的“迷信活动”；儒教本质上非宗教，“不知生，何言死”，其实际为一政治学说，故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儒教其影响微乎其微。
马克思主义某种形式上为一准宗教，其“理想化的平等”，在本质上也认为“人性本善”，故马克思主义在认为“人性本恶”的西方被认为是异数，而在有“人性本善”传统的中国在打倒传统之后能很快被接受，再加上中共的大力宣传，故马克思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共甚至全体中国民众的一种准宗教信仰，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实践上的式微，其在中国作为准宗教形式出现的信仰亦随之很快出现危机。
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人类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本质上其实是“人类寻求精神归宿的理性冲动”。
中国传统宗教实际上在一九四九年后已被逐渐扫荡殆尽，政治上独尊马克思哲学，罢黜百家，致使中国广大民众只知马克思哲学，不知其他。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式微，亦使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质疑与不信任。
另外，随着科学的发展，比如量子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人择理论”、“测不准原理”、“多历史理论”等的提出及在中国的逐渐传播，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此种毁灭性冲击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影响尤甚。
虽然中国的理论家们近年来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中寻求整合出一套适合政治需要的哲学理论，然至今未有所成。
一个没有宗教、哲学给予终极关怀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人在失去宗教、哲学关怀后极易由恐惧而绝望，由绝望而疯狂以至无所畏惧、为所欲为，在政权内部表现为贪官之前覆后继，在民间表现为各种犯罪活动的层出不穷、严打而不止。
初心丨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初心丨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老编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
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人物简介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批判，1981年平反昭雪。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之一。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
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年轻的王元化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
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
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
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雾霾”笼罩下的中国环境问题
2014年第1期No．1，2014浙江社会科学ZHEJIANG SOCIAL SCIENCES2014年1月Jan．，2014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雾霾”笼罩下的中国环境问题□张玉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一次环境问题小型研讨会上，一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曾经问我：“你们中国的知识人为什么没有紧迫感？”他曾在北京住过一年，也曾到中国的多地走访，在他看来，中国的环境恶化状况要比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时期严重得多，但是他所接触的“中国的知识人”却并没有像当年日本的“知识人”那样忧虑，以及为忧虑而奔走。
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回答，总之是匆匆搪塞了过去。
然而这个问题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最近又随着雾霾的肆虐不断地逼迫我思考。
现在大约可以给这位同行初步的答复。
第一，我们泱泱大国文明深厚、经历太多，所谓“曾经沧海”，目前更是进化到了可以见死不救的地步，不似你们“小国寡民”少见多怪，动辄就有紧迫感，而我们太有“紧迫感”就会造成不安。
第二，虽然两国都使用汉字，但你们日本称为“知识人”的高等动物，我们唤做“知识分子”，你理解了“人”与“分子”的区别，也就明白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紧迫感”。
第一点可能有些武断。
自认心理学的知识几乎是空白，不敢断定一个民族沉重的历史对于其认识和对待现实问题的影响如何。
不过，近期接触的几位历史学家在谈到相关问题时的回答对此算是有所佐证。
一位环境史学家回应我的疑问时说：“我们看得太多了……”而另一位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地理学家则温和而又坚定地劝告我：“别担心，天塌不下来。
”至于第二点，可能被理解为试图“影射”什么。
坦率地说，所有可能被联想到的问题都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再有什么需要影射，我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特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扮演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被赋予某种超越性的期待或自我期待，而是成了特定结构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他所接收、“生产”、传播的理念、知识和信息，也大致都被结构化了。
中国八大危机
中国八大危机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成绩的光辉下我们也看到了多重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
如果不能早作出预防，那么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
下面我们对这些危机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水资源危机中国历来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尤其是北方，更是缺水，缺到严重的程度。
所以才有了运河漕运，不但丰富了北方的资源还改善了北方的水系，滋润了北方的土地。
但是自从黄河断流之后，运河漕运也成了消失的迷梦一般。
而且几年南方干旱，北方干旱，紧接着就是南方大水，北方洪水。
自古以来就有的：旱田修水利，水天存水的道理。
都被荒废了。
我也接触过一些农村的水问题，有的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了，有些地方不是形成漏斗区，就是已经几近干涸；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中国13亿人口的可饮用水已经岌岌可危了。
人可三日无食，但是不能一日无水。
一旦水资源成为问题，就会引发国家的大灾难，生灵涂炭！所以要想保护水资源，就要下狠招，比如在水源周边十公里之内不能有污染的工业等等。
最近传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GDP，不惜在长江和黄河边，建立大型的化工厂，一方面运输方便，另一方面排污方便。
这种拿着人民生命当儿戏换GDP 的做法，必须制止。
水资源必须得到净化，人民的生命依赖的环境必须得到净化！2、粮食危机这是一个大问题。
早先我了解了一些地方的粮库，基本上都成为空的了，要不就已经被挪作他用。
上次陪一个朋友到河北唐山乐亭县地方的一个仓库，已经被地方当作招商引资的土地卖给了朋友。
据说仓库的道路三十年前通坦克都没有问题，现在已经荒芜了。
粮食危机，往往是天灾人祸在先，而后就是粮食危机。
旱灾，水灾，地震等等，都可能引发灾难，而一旦灾难来临，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势必造成饥民遍野，民不聊生的场景。
今年已经给中国提了个小醒了，先是天灾，紧接着就是商人哄抬物价，已经出现了物价飞涨，穷人生活逐渐艰辛的现象。
而且纵观历史，中国粮食危机，往往是大事件的发生的前兆！3、外交危机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对于怎样的国家是弱国呢？没有一个标准。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危机意识及其影响pdf
2006年第5期(总第98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 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5,2006General .No .98・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危机意识及其影响饶先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摘 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对批评的发展有着一种危机意识。
这种意识催动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现实处境和发展趋向的深刻反省。
危机意识不仅唤起了批评创造和理论建构的热情,而且凸现了批评对文本性、科学性和价值性追求,为当代批评的理想形态之建设以及批评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危机意识;文学理论;文学现象 中图分类号:I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5-0131-04收稿日期:2006-07-13作者简介:饶先来(1972-),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从事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文学、文学批评与理论的现实处境和发展可能性都作了空前深入的思考。
无论是对文学生存状态及其发展趋向的忧虑,还是对文学批评和理论在当今文化环境中的特征和命运的研究,都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
比如,文学艺术的“终结”说、“世纪末文学现象”的讨论、批评和理论的“危机”论、“批评的理论化”以及“理论的批评化”的讨论等,都是这种思考和见解的成果体现。
“危机意识”体现了批评的一种困境,也可能是批评的理论创造的一个临界点。
它可能是批评新模式或理论新范式出现的前兆或应付出的代价,但做出这种判断的前提应该是确实存在着对批评的真诚、深刻反思。
至于“批评的理论化”,它的真实含意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批评的工具性变革或转向上,更应该强调批评成果本身所蕴涵的思想见解和理论价值方面。
基于此,我们对危机意识及其反思成果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批评的现实情状,为建构一种理想形态的批评抛砖引玉。
新文化运动素材
新文化运动从未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核心提示：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关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有所下降的佐证事例
关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有所下降的佐证事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逐渐追求安逸和舒适的生活，对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关注似乎有所下降。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
本文将以一些具体的事例来探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下降现象，并呼吁人们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我们来看看环境保护意识的下降。
如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然而，很多人对此却漠不关心。
例如，在一些地方，人们随意乱扔垃圾，导致环境污染严重。
而且，一些重大的环境灾难也通常被人们忽视，直到灾难发生后才会引起关注。
这种对环境问题的忽视表明了人们对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也有所下降。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人们对于经济风险的忧虑程度减弱。
人们更加追求享受和消费，而忽视了潜在的经济危机。
例如，在一些人群中，债务问题逐渐积累，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对经济风险的无视表明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下降。
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也有所下降。
比如，近年来，网络欺凌、校园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却相对较低。
很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问题严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时才会引起重视。
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忽视表明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下降。
总的来说，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下降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然而，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潜在的危险。
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关注和培养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对于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度。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保障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重大危机--必须紧急突破中国的五大集体无意识
重大危机---必须紧急突破中国的五大集体无意识1、问题搁置给下一代中国目前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想要把中国目前最艰辛的问题，留给所谓的下一代去解决，认为下一代总有智慧去解决这种复杂问题，而这种思考背后，看似对时间有大格局思考，看似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对几十年或百年时间的一个长考，其实充满了巨大的迷思，对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作过程当中，必须前置若干年，植入预埋新因素，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些预埋新因素，推动某种因素的爆发、酝酿，改变整个格局。
这种反应，这种长链反应，严重匮乏一种认知。
认为未来到某个时间，出现一些聪明的后人，在当时做一些重大制度安排，或新的体制设计，就能够去除目前的种问题和悖论，这种认知背后，事实上是对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国家，作为演进中持续帮忙的复杂系统，认知上一个巨大误区，而这个误区，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不能够成为时间的好朋友，不能把握时间函数，不能在现有国际秩序当中进行预埋，不积极地植入若干未来可能发育成长、破土而出的若干种子机制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的发展空间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2、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中国是一个内敛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隐忍和韬光养晦的国家发展哲学。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然需要伴随着一个中国超级理论的崛起，必须形成一套足以解释中国发展50年的长期规划的，乃至百年发展空间再造的一个大的战略。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战略的形成，没有一个规划目前种种问题为一个更高层面和更高度的认识，战略规划将取得不了丰硕的成果。
同时，中国也面临如何再塑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不能再把东方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能简单地从国学意义和东方文化当中汲取力量，必须创新和设计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再也不能是沉淀出来的，必须是创新和设计出来的，只有这样一个文化，才能引领中国持续更好，更高效地发展。
再次来看，中国的社会职能、中国的国际地位必须要再设计，如果简简单单地是服从于美国安排的国际秩序当中的角色，这将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
试析高校大学生危机意识现状成因及对策
试析高校大学生危机意识现状成因及对策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说法。
处于当今社会的我们更应当要有“危机意识”。
但是,当代一些身居现代都市、条件优越的大学生们为了追求个性、前卫,欲望过多,思想观念更新频繁,没有坚定的毅力和信念,经常贪图享乐,不想将来,没有危机,不愿了解社会、接触社会,从进校开始就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世界中,缺乏危机意识,一旦毕业踏入社会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就会对激烈的竞争不适应,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
1 高校大学生危机意识现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危机感是一种心理素质,它是人们经常地从外在环境中体验到危机或挑战的心理习性。
而危机意识则包括对个人危机的关注,但更主要的是指一个民族深刻认识社会危机,深切关注民族危亡,以危机感为基础,以积极参加社会变革为特征的情感的体现。
1.1 普遍大学生没有危机意识北京市教育学研究会曾对1772名青少年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当问到:“你遭到失败打击时能顶得住吗？”中小学生里有1/3以上、大学生有42.5%的回答是“一般”或“顶不住”。
有关专家分析,在危机面前,传统的依赖性人格表现出无可掩饰的弱点:一方面人们盲目乐观,没有危机意识,对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全然不知;另一方面他们在真正遇到困难时,有可能不堪一击。
从中小学生1/3的比例上升到大学生的42.5%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当前高校大学生普遍缺乏危机意识。
1.2 面对危机,手足无措缺乏危机意识,会使作为民族精华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和人生心态日趋模式化、定型化及凝滞化。
而这种模式的定型和压抑,会导致大多数民众主体自我意识的消亡,表现出普遍的鸵鸟心态,缺乏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
面对突发事件,普遍大学生会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以至于事件扩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校园惨剧更是说明这一点。
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是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和支柱,如果这类人群缺乏危机意识,中国的明天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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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从本书的题目上，大概可以了解到本书探讨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应该与20世纪五四运动中的激烈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有关，那么，这里的“意识危机”具体是什么？这样的危机延续了多长时间？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危机？怎样来解决这样的危机呢？这是我在读本书之前想到的一些问题。
这本书基本上是对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根源和性质的研究，因为作者认为反对中国传统的激进五四运动反映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所呈现的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深沉危机，它也是导致后来在文化上和知识界中许多发展的主要因素。
甚至数十年之后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为出发点。
作者又是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人进行比较研究来阐明五四的反传统思想。
作者首先对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进行了研究，提出两点：第一是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第二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形成的观念。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自古以来就和中国的普遍王权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中国普遍王权把它们二者高度整合在一起，并且历代文人都在利用这两种秩序来巩固普遍王权的观念，最终的结果是儒教与王权思想的糅合，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支柱。
而在普遍王权的支配下，很少有人挑战传统，直至1840年以来，中国内部才开始了对传统的侵蚀，最后由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权，也就意味着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的解体。
这个时期，在强烈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人们不断向西方学习，以为只有用西方的思想来代替传统才能救中国。
而随着袁世凯和张勋等人企图利用传统来复辟帝制，为他们服务时，更加激起反传统的意识，促成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令人很迷惑的一点。
因为作者说这不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而形成的，其根源还是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作者认为，尽管在西方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曾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传统思想模式依然顽强有力。
另外，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以思想为根本的的整体观思想模式的潜力，这就有可能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认为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这就为后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埋下了伏笔。
作者首先从现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和分析儒家思想来阐释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这一途径的传统根源。
作者研究了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思想（作者把他们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都强调了为了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必须建立一种以改变了世界观为根底的文化基础。
在这里，我想到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成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条件；在中国，要进行社会改革，必须有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我这么认为。
尽管很多人都在介绍西方的一些思想，甚至还从中国传统之中来寻找改革的理论基础，但为什么中国始终就没能像西方那样，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运动？
接下来，作者研究了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指出他们思想中的共同点是都强调心的智能和道德功能，这种思想模式主张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优先的地位来研究政治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倾向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然，正如作者所提出的对这种观点的两种异议，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思想的影响问题。
我觉
得，从中国近代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西方技术到戊戌变法的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基本的思想基础？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也在思考，到底怎么样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衰落和软弱，而西方的强大正是从其资产阶级思想开始的。
所以，我想，当他们在研究西方的“发展强大史”时，自然找到了思想这一武器。
当然，我也并不敢否定作者的观点，以上所述只是我的想法而已。
作者接下来则是研究了五四时期著名的三位反传统主义者的思想，从他们接受到的西方思想开始，是如何让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彻底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这三位是陈独秀、胡适、鲁迅，作者从他们的思想研究中发现，他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认为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和道德的这种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中国知识分子里，都存在这样的一种危机。
这里，我已经知道了中国传统意识危机的具体含义。
作者认为陈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种形式主义，他们对中国传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没有考虑他们所主张的全盘西化是否适合中国，对中国是否有益，是否能解决中国的一些实际问题等。
而鲁迅，作者指出其伟大指出就在于他能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辩证的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具有知识和道德价值，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对形式主义采取了拒接的态度。
但是，鲁迅在那时的文化—道德秩序解体情况下，也无法进一步探索超越全盘性反传统的可能性，他却被这种发现所撕裂，忍受着精神和思想的痛苦。
当然，作者还指出，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揭示了中国意识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即文化领域的不稳定和不明确情况，使那些因社会政治和文化改变而产生的新文化和新知识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中国的这一意识危机，还一直影响到了新中国，作者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作者还提出了“无限可能性感”，即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全面的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这也是中国意识危机自辛亥革命后持续的原因和结果。
在结尾时，作者还指出多元论的实质性研究方法对解决中国意识危机似乎能提供一些方法。
最后，要提一点就是关于创造性的解决中国意识危机，到底如何解决传统和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也一直在试图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
就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对传统的东西所知甚少，就不用说能保留的了，甚至，还有一些人更是“哈韩族”、“哈日族”等。
就像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是现在的大学生，最应该开的一门课就是“语文”，或者是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内容有各个方面，而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呢？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真实感想，我想我们作为一名大学生，整天忙着考英语证书等，而自己传统的东西呢？我并不是认为要一味的复古，只是要在这个充斥着所谓的“现代气息”的社会中，保留着那一缕传统的“芳香”。
这是我随感而发，请老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