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承志小说的悲剧美

论张承志小说的悲剧美专业：汉语言文学姓名：李建丽学号：05101319指导教师:李仁和摘要：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知青作家张承志的小说极具独特性。

本文认为张承志小说的重要特点是渗透着一种宗教色彩的、强烈的、独特的悲剧美。

在当今文学领域审美观念庞杂多样的态势下,这种悲剧美对后世文学将有着深刻的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知青文学；悲剧美；张承志小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知青作家特有的人生经历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创作视觉，而有着少数民族血缘和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经历的张承志，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在知青文学中独树一帜。

本文认为张承志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渗透着一种宗教色彩的、强烈的、独特的悲剧美，在当今整个中国被一种普遍的实利风气和商业文化搅得烦躁不安的时候，他的悲剧美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作为一种与当今之世俯仰皆是的生命之轻格格不入的审美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文学也将有着深刻的启示性意义。

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

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

“悲剧”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未出现,而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相继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悲剧的著作问世。

对于西方的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以及马克思等人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悲剧的发展史进行了概括总结，将其提升到新的理论水平。

悲剧作为审美形态的存在并不限于艺术领域，而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说明这种现象的本质，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

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讲到，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是扬弃了黑格尔思想中纯粹精神推演的方法和观点，把视线聚焦到真实的历史与人类实践活动中来。

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具体的人的实践行为却可以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当一种代表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的实践行为付诸实施时，它自身当然代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但这种实践行为却往往会因为缺少现实根基而遭致失败，这就构成了实践主体的悲剧要素。

这种实践行为的正义性与其失败的必然性是产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悲剧有异于一般悲惨事件的关键所在。

而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小说正具有了马克思悲剧理论的这些基本特征，并且以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强烈的、独特的悲剧美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小说中渗透的悲剧精神可以从以下两点表现出来：一清洁的精神：宗教信仰对世俗世界的抵制张承志提倡“清洁的精神”，对此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伊斯兰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基于洁净的宗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这句“清真言”，“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极其深刻地阐明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

①曾治北方民族史的张承志对伊斯兰教的清洁本质想必更有独特的体味与领悟，他的倡洁决非“是在大苦闷中，举起了‘清洁’的旗帜，‘以笔为旗’。

”②“人要追求清洁的生存”才是他毕生努力的至高境界。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给宗教下过明确的定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早在原始社会，宗教就已经存在，它产生的根源和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原始人对自然斗争力量的软弱。

那时，宗教规范往往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

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等。

但是宗教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影响时间如此长，影响范围如此广泛，影响人数如此众多的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

而以后的宗教和宗教改革，往往都带有某些创始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意识。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活动往往会带有阶级烙印。

但是一些主要的宗教之所以为社会接受，为社会中相当部分的人所接受，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维护和培养人的社会性的作用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对于信仰宗教的人们来说，宗教世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形世界，并且那现实世界是受了这个隐形世界支配和左右的。

现实世界只是它的一个幌子，一道由它反射出的虚光。

现实世界毫无意义。

因为，它并没有自身，并没有自主的权利与力量，甚至没有真正的存在。

这也是那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小说所竭力向我们渲染、证明的印象。

宗教的积极意义在于：宗教能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能使人们获得生存的勇气和足够的乐观主义精神，能使人养成悲天悯人的情怀，能够改变恶俗的人间世界，还能够提高精神的审美。

也正是因为宗教的这些意义，才使宗教和悲剧发生了某种联系：在世俗喧嚣浮躁的洪流中固守一方“净土”，用宗教信仰孤独地抵抗世俗的潮流，即使最终毁灭，也决不回头。

受宗教思想影响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了悲剧意识的作家有很多，如外国的莎士比亚、休谟、托尔斯泰，中国的冰心、许地山等。

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中，都利用宗教来使悲剧主人公的人格得到了升华。

《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青年本来单纯相爱，但阶级地位的差异，使他们注定分开，并各自发生悲剧。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先是一个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贵族青年，随后受到世俗生活中不良习惯的影响，变得猥琐、低下、空虚和渺茫。

当他在法庭上重逢玛丝洛娃后，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改过自新，并最终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聂赫留朵夫由忏悔走向复活的过程，就是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也即改恶从善，善战胜恶，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

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身上的悲剧色彩更浓厚些。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她受骗之后被人赶走，孤苦伶仃之下常常受人欺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强化了她对人性的最初认识，而对善、对上帝的信念开始动摇，对恶的存在与力量也深信无疑。

她所体验到的痛苦越多，就越相信所发生的事的必然性。

但当聂赫留朵夫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她的灵魂”时，她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恢复了从前有过的信念，内心也产生了真人的情感、心灵的复苏，决心做一个新人。

最终，在与革命者相处的过程中，玛丝洛娃获得了新生，她的精神彻底复活了。

男女主人公复活的道路是不同的，但作者认为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一致的，即“博爱”与“宽恕”。

托尔斯泰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复活”的描写，强调了“道德自我完善”在改造人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他的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也因此发展到了顶峰。

而许地山创作中的宗教色彩更是浓厚,他关注道德和意志,执着于爱与慈悲,信奉“爱的哲学”。

他的《缀网劳蛛》中的女主人公尚洁，自奉道德哲学，但现实的矛盾，造成她一生的悲惨命运。

她心地善良，对俗世的种种皆能看破。

她出于慈悲之心和博爱理想救助受伤的盗贼，蒙受不白之怨，身被刀伤，被逐出家门。

对于被丈夫抛弃，与骨肉分离的现实，她平静接受，毫无怨恨，只身赴土华岛谋生。

后来长孙可望受到基督教神父的感化儿忏悔，将尚洁接回家中，她平静归来。

长孙可望要到海边受苦补偿过失，她也不作挽留。

一切听其自然,泰然处之。

她独特的“蜘蛛结网”的人生哲学，既有超脱尘世的佛教成分，又有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对世间的祸福荣辱全都逆来顺受,但又不无一种达天知命的坚强。

尚洁的人生观，既是消极的，也蕴涵着积极入世的成分。

小说中的宗教意识并没有导向对现实生活的否定,而是通过平衡心灵、净化情感、澄明悟性来强化生存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生活之流如海浪翻涌，我们尽管划吧！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通过宗教题材的创作来表现悲剧是张承志创作的一个特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承志已然是个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的学术英雄，很多同代人尚在大学里死读书时，他已经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且很早就与国际学术界有所接触。

其实，张承志的母族——回族原本就是一个仅凭信守伊斯兰教而确证族别、独存至今的民族。

而张承志也和其他回民一样，自一降世，便别无选择地迈上了这条“命定的路”，他们的民族情与宗教感是血浓于水的。

因此，张承志的皈依伊斯兰教，完全是“一腔异血”之故，亦即对母族文化本能的血缘认同。

张承志认为：“在洋鬼子那里，宗教可能是一种传统习惯；而在中国，敢于宣布并守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人性和人道的标志，是心灵敢于自由的宣言”。

③对回民而言，故乡和语言的相继遗落，信仰宗教便成了该民族确证自存的唯一方式，他们信仰了宗教，便抓住了文化，也抓住了自己的根。

因此，张承志的思想也渗透在了他的创作中，他在他的《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等作品中，都极力地渲染了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悲剧美。

在《黑骏马》中，草原牧民因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

额吉人畜同待、给马驹起名、留下“养不活”的孩子；额吉尤其反对生命的互残。

假如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在一起，他们三个人将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现实的矛盾却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当希拉奸污了索米娅后，额吉晚年的梦想全被击碎，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

但当白音宝力格提刀拼命时，她却以“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情呀”来制止，流露出以额吉为代表的草原牧民千百年来所固守的“避祸惜命”的生命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意识支撑着草原上的一切伦理道德准则，此时的宽容决非简单的纵恶，一切都源于草原特有的“风水”。

作家用“喜纳孙子”、“贵待骏马”、“宽慰孙女”和“慈怜幼婴”等一系列细节来凸现奶奶身上的“惜命”色彩。

而悲剧主人公索米娅在惨遭奸污后，又被恋人抛弃。

正因为她是一个蒙古族少女，受到蒙古民族传统的影响，才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因为在她的身上，已经孕育着新的生命。

孩子既是让她“减轻了屈辱”，又让她“挺过了厄运”，孩子既是她现实生活的“快乐源泉”，又是她未来人生的精神支柱。

索米娅比奶奶更进一步的是：既要让孩子们活者，更要让他们活的更好，要像白音宝力格那样受教育、长见识、过另一种“城里人”的生活。

显然，此时的索米娅已有了追求新生活的朦胧意识，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为其其格苦求上学机会并窗外陪听等。

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索米娅最终以自己勤劳的双手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在大草原上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也是宗教理想在作家创作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