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一）

路遥及其作品表现出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一代代读者的灵魂，激励着许多青年走向了人生的辉煌。这与作家的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当前的路遥研究中，对作家身世及对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多了起来。本文将研究视角投向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从作家本人的人生悲剧中探究路遥创作中悲剧的艺术魅力，并尝试多角度对造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做出理性思考。研究认为，路遥小说中浓郁的悲剧意识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作品散发出悲壮而冷峻的悲剧美。

一、苦难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倏然而逝的流星，在短暂的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他的成名作《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短短43年的人生历程，路遥一直与命运抗争着，艰辛与奋斗一直伴随着他。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变革的风风雨雨。小时候乞讨般的生活，被过继给伯父；学生时代面临着失学和饥饿的威胁；直到他临走的时候，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成长过程中的阴影。这种生命体验，直接促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其他小说的诞生?/span>

（一）命运多舛的童年

1949年，当路遥降生到陕北清涧县一个很偏僻的荒山沟里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给他呈现艳丽色彩，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意味着残酷。

路遥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十来口人，十分贫穷，共有一床被子，缺吃少穿。7岁的时候，为减轻家里负担，父亲带着他一路乞讨来到两百华里之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伯父。

?????????“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⑴

???? 尽管只有七八岁，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了一颗敏感自尊心。”⑵路遥独立地做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二）饥饿中体验人生?????

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中学年代。伯父家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的铅笔而发愁。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常常独自跑到荒野地里，在收过的土地上去寻觅被遗留下的几粒玉米充饥。中考时，他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义无反顾地上学去了。

整个高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苦最难熬的时期。他没有生活保证，连五、六块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也吃不起。他整天饿得发晕，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

一次，他回到老家，母亲含泪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为他包了一锅饺子。煮沸的饺子一个个烂在锅里，成了面糊糊。母亲难过地转开身去，路遥一句话也没说，操起筷子一口口强咽了下去……

这段饥饿的回忆为路遥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

命运没有给他带来温饱和高贵，却让他学会深刻理解人生的艰辛和劳累。饥饿和苦难，没使他悲天悯人，反而激起他强烈的生命意识。

正如路遥借孙少平之口所言：“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也受用不尽。……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到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是我们伟大！”⑶?

（三）政治理想的破灭

在路遥的人格建构中，有一种介入政治活动的强烈欲望。1968年，19岁的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任命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开始以政治角色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借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进入县级权利机构并身居要职，他以为自己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时机到了。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偏袒”这样充满“投机”欲望的青年。在闹剧结束后，路遥怀着对政治理想的绝望和人生的苦闷回到了农村，做了民办教师。他深刻地认识到，他被当前的政治运动愚弄了。正是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对“文革”及中国新时期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从而为他构筑《平凡的世界》和《惊心动魄的一幕》提供了直接的生命体验。

（四）苦涩的婚恋

在好友曹谷溪的撮合下，路遥初尝了爱情的甜蜜。他爱上了北京知青林红，并将县上给他当工人的唯一指标让给了心爱的人。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就在县革委会宣布对他隔离审查的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这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使得风云一时而又倔傲的他一下从崖边掉进了沟底。这时，林达走进了路遥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又是在曹谷溪的牵线搭桥下，他们结为伴侣。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不和谐，终于，在路遥离世的前几个月，两人签字离婚。??

（五）以生命捐躯文学沙场

1988年5月25日，在甘泉县招待所，路遥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写完了《平凡的世界》最后一页，随即他如释重负般把那支用了几年的圆珠笔扔出了窗外。《平》从1982年开始构思，历时6年完稿。其间路遥下煤矿，走乡村，绝浮华，处陋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说好些时候，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待书完稿，这位40岁不到，原本铁塔般壮实的汉子，两鬓已新添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看上去全然像一个老人。⑷悄然不觉中，病魔已趁虚而入，死神也步步逼近。

“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⑸。

写完《平》，路遥身体就再没能恢复过来，1991年冬到次年初春，他写了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1992年11月17日，黄土高原开始落雪的时节，路遥怀着无比眷恋的心情离开了他热情讴歌的这个世界，他深切地爱着这个世界，然而他走的时候却是多么地孤单。

弥留之际他喃喃低语：“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⑹这两个短语背后凝聚着多少感情、多少思考、多少人世沧桑，而又凝聚着多少难耐的痛苦、渺茫的希望和无可奈何的幻灭……人生的悲剧太惨烈，以致他在临终之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

以上对路遥短短43年的人生轨迹及创作心理作了耙疏。纵观其一生，他的经历是坎坷而又多难的。生存，情感，婚姻，人生抱负，这些事物在路遥身上却一个个成了严肃冷酷的词汇。他的人生就是一场以中国社会为舞台，作家自编自导自演的悲剧。

但是，路遥并不是以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虐式心态对待苦难的，他没有把苦难神圣化。与生俱来的苦难岁月，过早地把路遥引入了与命运抗争的境地，使他在饱尝人间辛酸痛苦之时，也磨练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倔强性格；造就了以苦为乐的人生境界，还培养了他独立思考，敏锐细致观察生活的能力。他懂得：不管老天怎样冷酷无情，都要认真耕耘生活的土地，而且，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种生命体验，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浓郁的悲剧意识

路遥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⑺。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⑻。他始终以深深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黄土高原作为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小说以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与命运抗争者的青年，农民，知青，农村政治家……这些人物的命运最终虽不尽相同，但无不是以悲剧收场。

（一）命运抗争者的悲剧

以马健强、高加林、孙少平为代表的命运抗争者形象是路遥着重刻画的一类人物，在作家所建构的艺术大厦中，始终占据着主体的位置，也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追求。在这个群落中，敢于向传统生活挑战，自觉设计和执着追求人生理想是这类人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尽管如此，因其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地位，他们的人生展现给人一种悲剧的美。

《在困难的日子里》是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路遥以三年困难时期为时代背景，写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马健强进城求学的艰难经历。国家的困难，物质的奇缺在这个进步的青年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同时，他还要忍受因城乡差距带来的精神上的歧视和嘲弄，而这对于一个自尊敏感的农村青年又是多么地不能忍受！面对这些，他只能以微弱的道德之光来点亮心灵的大道。“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⑼”马健强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代言人，路遥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作品中，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生活天地里”折射出当时中国的整体面貌。

《人生》发表后，高加林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高明楼为己利把他从体面的教师岗位推向地道的农民，而随着叔叔的升职，他进入了县最高权力机关，成为风光潇洒的记者而抛弃了纯洁善良的巧珍。命运似乎专喜欢和这样的人开玩笑，当被克南妈告发而一夜之间又沦为农民的时候，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样一个才华出众，心高气盛的青年一次次被生活所愚弄，不甘平庸的他在生活的汪洋中连呛苦水，屡遭磨折，这不单是个人的行为造成的。对于他，我们很难用单一的价值标准裁决，也很难给予单向的情感认同或评判。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号男主角。他热爱养育他的黄土地，而又不甘于当一辈子农民。他总感觉外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呼唤着，于是背井离乡，开始了流浪生涯。在城市他颠沛流离，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但他并没有屈服，仍顽强地构筑着精神的家园。他在城里邂逅了已上大学的田晓霞，这个出生于干部家庭却很平民化，有思想的女孩改变了孙少平的生活，为他地道的农民血液里注入了新元素。在她的影响下他开始读报，关心国内外大事，于是其思想不再局限于家乡，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晓霞还帮他谋得了一份矿工的工作。

默默地，他与爽朗而富有感染力的晓霞相爱了，然而爱情的萌芽却也是悲剧的开始。一个是长年工作于地下的矿工，一个是活跃于省城的记者。他们天各一方，但仍保持着通信。田晓霞还出人意料地到矿场去探望孙少平，那次相会真让人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之感。

然而，他们只能是精神上的伴侣。矿工生活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平需要心灵的慰籍，而他的情人却远在他乡，于是作者适时地安排了惠英嫂这个人物。惠英也许是所有矿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温柔，体贴，勤劳，能吃苦。她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丈夫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少平义不容辞地为她撑起了一片天空。于是，一方面惠英获得了精神支柱，一方面少平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慰籍。这时他们的感情是十分纯洁的：惠英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而少平的感情，则浸注在远方的晓霞身上。晓霞的牺牲给孙少平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俩在生活的劫难里互相舔着伤口。

最后的情形是这样的：少平回到了煤矿，远远看见惠英和明明在远处等他。结局不难推测，历经磨难的俩人无声地走到了一起。这圆满了吗？不，它仍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我们可以设想孙少平以后的生活：

①少平依然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惠英。尽管她温柔体贴，少平仍沉湎在对晓霞的怀念里；

②少平终于“屈服于”惠英的温柔体贴和矿工生活的艰苦而忘却了精神的

自我。

这两种结局无疑都是悲剧性的。如果说晓霞是他精神上的伴侣，那么惠英只能是他生活上的伴侣。在精神层面上，他们是无法交流的。如果晓霞没有死呢？上文已分析，结局仍然是悲剧，于是我们无比痛心地发现，孙少平的感情生活是宿命的悲剧。作者将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展现给世人：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不圆满的，像孙少平这样性格复杂的人更是如此。

（二）农村政治家形象的悲剧

在路遥的艺术画廊中，由乡村基层干部组成了一道独具色彩的人物风景线。他们是农村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以田福堂、孙玉亭、张志高、高明楼等为代表。当历史的发展按正常的轨道往前行驶时，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便扮演着叱咤风云的角色；但当出现谬误时，他们便毫无选择地给自己套上了社会流行的“左倾”思想的枷锁，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玩偶。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们深谙世道，玩弄权术，胸有城府而又含而不露。他们可以凭借手中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分配，并获取即得利益。思维定势使他们对党和领袖极端热爱和崇拜，毫不怀疑地执行着“左倾”的各种农村政策和指令。张志高就是在“左倾”的不断侵蚀下逐渐自我毁灭的。

田福堂是路遥塑造的乡村政治家的典型。他曾坐镇一方，呼风唤雨。然而，生产体制改革如春潮涌起，他想到自己将和农民们平起平坐，一起下地劳动时，便竭力抵制。当最终意识到无能为力时，他便自觉地退出了政治舞台。政治生涯的终结，女儿婚姻的不幸，儿子在感情上的固执都给了他精神上沉重的打击。经过政治风雨的洗礼，他从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当然，这种蜕变犹如金蝉脱壳，化蝶为蛹，其痛苦和凄凉是不难想象的。

孙玉亭是“左倾”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他一方面高喊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这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难以掩饰生活的困窘，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便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安全绝望的处境。”⑽“左倾”的戕害，已使这位激情洋溢的革命家丧失了判断社会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头的革命理论机械地裁定周围的一切。他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物质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实让人心酸。这难道不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吗？

凭借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路遥对这些乡村干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审视。他用犀利的笔触，生动地勾勒出一个个被历史和现实所扭曲的颤栗的灵魂，表达了作家对这类人物的理性思考。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二）

（三）女性形象的悲剧

路遥小说中有闪烁着传统美德的刘巧珍、润叶，有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田晓霞、黄亚萍，有高干子女，有大学生，有文盲……众多身世、性格、人生态度不同的女性，共同组成了路遥小说斑斓多彩的女性世界，从他们的追求与失落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悲怆的美。

巧珍是路遥塑造的集传统真善美于一身的艺术典型。这个川道上最漂亮的女子却是个文盲（当然这并非她的错），这一矛盾就注定了她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在高加林被挤下教师岗位，断了成为“公家人”的希望后，她勇敢地袒露了自己的少女情怀，用真诚炽热的爱慰藉了高加林的伤痕。当高加林命运发生转机后，这种差异进一步拉大。她没有黄亚萍渊博的知识和情趣，而只会说家里的母猪下了几头猪娃，这自然让已经“高就”的高加林难以接受。高加林的背叛使她悲痛欲绝。但善良宽厚的巧珍既没有报复，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她无奈地结婚，重新开始了生活。更为感人的是，当高加林再次云端跌落下来时，她还为他向高明楼求情，希望能重新安排他当老师。与巧珍命运相似的还有《姐姐》里的小杏，这些菩萨心肠的好姑娘，是作家倾尽感情的汁液塑造的真善美的象征。

黄亚萍的悲剧更多地体现在她的性格上。同为家境富裕的干部子女，她缺乏田晓霞那样深遂的思想和反叛世俗的勇气。“两个方面她自己认为都很重要：她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啊！”⑾矛盾是无法统一的。在这种爱情与身份的二律背反之中，生活向她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作家由此引申了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生活对于她这样的人总是无情的。如果她不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就会不断地给她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让她选择。不选择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谁也别想摆脱它！”⑿周国平曾写道：“选择，对于幸运儿来说是主动的进取；对于冒险者来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对于苦难者来说，却是进退两难的境地。”⒀，正因如此，她的人生就充满无数这样的选择。

田晓霞的悲剧是路遥含泪安排的：地位、职业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与少平缺乏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倘若让晓霞背叛少平而另结权贵，又损坏了晓霞的闪光之处。于是，作家悲痛地安排了她的殉职，以将她善良崇高的品质和她传奇浪漫的爱情放大，闪耀出悲壮凄惨的美！

命运对贺秀莲这样朴实的农村妇女也不放过，她分文不取嫁给了贫困憨厚的少安，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舒口气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欢乐和荣耀时，她却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而倒下了……路遥以对陕北黄土地上农民生存的关注和体验弹奏了一曲令人肠断的悲歌！

结? 论

悲剧意识是人类对自然悲剧力量和社会悲剧力量的感受，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又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⒁

“是谁让高加林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面对评论界和读者的如此发问，路遥坦诚地告诉世人：“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⒂”

（一）悲剧形成的原因

纵观路遥小说中各主人公的命运，我们分析不难看出，悲剧的酿成是时代、社会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1．时代的因素

建国初到80年代的三十来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⒃卢梭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优先存在于现实世界无限障碍之间永恒的悲剧性矛盾。人在现实中不仅处于欲望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无法调和的二律背反，而且处于同现实构成的永恒的悖论中，这就是悲剧。

路遥将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向了转型期的“城乡交叉地带”，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地带”上演了一幕幕悲剧。以田福堂、孙玉亭、张志高、高明楼等为代表的农民政治家是“左倾”政治的牺牲品，是“左倾”思想枷锁下的奴隶，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难以超脱农民的局限来认识现实，而只能愚昧地扮演了中国政治运动的悲剧角色。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村物质资料的奇缺是造成马健强挨饿的首要因素，也是以他为代表的抗争者竭力跳出“农门”的最直接的动力。这也不能不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悲剧。

2．社会的因素

转型期社会各种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主人公悲剧的重要原因。此间，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和城市户口居民身份的壁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城乡生活的天然势差，燃起了农村中一些优秀青年走向城市的原始欲望，他们企图跳出“农门”，跻身城市居民的行列。于是，一些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断进行个人奋斗的人们就不得不在“制度”之外，使尽浑身解数，以其他非正常手段甚至婚姻方式以达到彻底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地位，从而更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⒄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⒅正是这个意义上，马健强会挨饿受冻忍辱苦读，高加林会因重返农村而伤痛不已，孙少平会放弃哥哥创造的红火家业而游走城市，直至得到田晓霞的帮助当上一名矿工……也正是这个意义上，高明楼才会把女儿兰兰嫁给地区商业局局长的儿子，孙少安才“不敢”高攀已成为“公家人”的润叶而选择了与自己地位相当的贺秀莲……

法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使得高加林被强权剥夺了教师资格，制度的不完善也让他钻政策的空子成了县委记者，监督机制的破坏使那些“游弋”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为所欲为。这些转型期普遍存在的诸多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制造了主人公的悲剧。

3．个人的因素

主人公个人的性格、职业和地位的不同也是造成各自悲剧的原因。“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⒆与命运奋力抗争的孙少平、高加林，不甘平庸地追求辉煌的人生，但是，特殊的时代和变革的社会没有提供给他们发展的条件，他们在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忽视了社会现实制约的存在而只顾个人打拼，结果被撞得头破血流。

汪国真说，“你要活得随意些，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些；你要活得辉煌些，你就只能活得痛苦些。”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不满足于做一个平庸的人而竭力追求的人生辉煌，而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永远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当多种矛盾发生冲突时，他们又与命运不懈地抗争着，这样最终酿成悲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职业、地位的改变使得高家林无法和巧珍一起生活，也不可能和黄亚萍结合，使得少安和润叶虽青梅竹马却难牵手人生；地位的改变让小杏尝尽了背叛的痛心，也最终酿成了少平和晓霞凄美的爱情悲剧。落榜的高大年因考上大学的女友的分手而痛苦，马健强因自己出生的低微而自卑……这些个人因素也是酿造主人公的悲剧的重要方面。

4．作家自身的因素

路遥短暂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剧。苦难是成就一个作家最难得的情感操练。苦难把路遥推向了生活的底层，使他早熟并提前承担起对人生的严峻思考，从自身的体验中追寻克难得根源。另外，他通过自身的切肤感受，将情感指向逐渐扩展到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苦难的关怀当中，升华为对人生世界的整体性哲理感悟，体现了博大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综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主人公悲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人的行为，而在于其背后支配人物命运的各种严酷的经济力量和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作家生动地昭示出改革农村落后的现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问题，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二）悲剧意识的成就

从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是在否定和超越中发展前进的，其根本动力就是人类内在固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在人类的生存现实中却存在着与理想永恒的对立和悖论，因此人类在走向理想的进程中必然要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而且，人类永远不会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人类为理想而斗争的过程就永远不能结束。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历史，就是人类力图超越现实走向理想的历史，就是悲剧的历史。

悲剧是崇高的诗，是冷峻而壮丽的美。《平凡的世界》突破了传统的悲剧范畴，打破了传统悲剧的定型化，更加忠实于生活的偶然，多向性，在现实生活中

展开情节，真实而生动。这种艺术创造上浓郁的悲剧情结，正是路遥创作思想和心理世界的真实反映。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追求。路遥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实遵循者和实践者，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各种思潮和创作方法竞相涌现，多元竞争的背景下，路遥扛起现实主义的大旗。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执着追求，必然使路遥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重要目标。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一段生活演绎的过程，也是历史演变的过程。正是在悲剧的不断演绎之中，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人类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正是悲剧不断上演的原因。这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中悲剧意识的艺术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