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法官的非物质性利益之保障

简论法官的非物质性利益之保障持续多年的法院改革，由于其在根本上仅是法院系统的自主性改革，因而难免陷入内部动力不足、外部支持有限的维谷境地。

就结果而论，涉及法官利益保障的各项制度，几乎无一得以建立。

这种状况固然是法院改革不能最终达致预期目标的一种兆征，同时也反映了法院改革自始存在着反目的性、反规律性的源生缺陷。

给人以希望的是，法院自主性改革的种种弊端已渐被认知，包括法院改革在内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终于即将迎来整体化、权威化推进的阶段。

高层传来的信息是，中央已经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改革面临三个转变：向司法体制改革转变，向理性化改革转变和向整体协调、内外联动的改革转变。

[1]这也许能使得法院改革从此走上正途。

法官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法院改革的重点之一，并因其与法官的利益关联甚大，必然会引发法官群体的更多关注。

有趣的是，法官这一本应精英化、崇高化和远离物质利益困扰的群体，却偏偏把个人对改革的预期聚焦于物质利益之上。

很显然，如果物质性分配的增加成为一种首要的关切，法官职业多少会令人感到遗憾，并且也许会限制法官获取物质性利益。

以此而言，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许更具根本性，更能取得“暗渡陈仓”之效果。

一、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内涵与现状法官的非物质性利益是与经济利益相对脱离，以社会地位、职业尊荣、职务晋升、职责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利益。

它表现出以下特征：（1)不直接通过货币化形式来衡量其利益值的大小，但又间接地与物质利益相关联；（2) 是社会评价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客观反映，能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3)首先是一种职业化、综合性的群体利益，其次才是法官个体的利益，且个体利益以群体利益的改善为基础；（4)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利益，利益的取得依赖于制度的建立和组织的运行，个人的努力受制度、组织因素的制约。

法官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必要关注，只是法官利益诉求的基础方面，不能因此而无视法官在非物质利益上的追求。

尤其当法官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更多法官以能够成为社会精英为人生价值的定位时，法院改革应当突出对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保障，满足法官的精神追求。

(一）法官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也即权利和义务的综合。

是对决定人们身份和地位的各耍素综合考察的结果。

这些要素包括个人的阶级归属、政治倾向、经济状况、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其所担任的角色和拥有的权力等”。

[2]在中国，由于阶级对立已基本消除,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呈一元化格局，微观上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为其他几种要素。

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具体到法官群体，可以理解为法官在整个社会以及某一地域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阶，此种位阶既是政治制度目的性设计的产物，也是社会成员基于实际要素的量值而认同的结果，并且，制度设计与实际状况间有可能形成差距。

举例而言，法官（审判员）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员，其地位应大致相当于同一机构任命的其他官员，而现实场景中，除少数拥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外，法官的地位与可类比的行政官员具有较大的落差，法官的宪法地位没有得到制度、体制保障，社会成员也没有认同法官的法律地位。

法官法律地位的非现实化，影响到法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一系列社会地位的构成体。

借用市民社会的价值标准，意味着法官不具有被上流社会接纳的资格，只能在中下层的社会结构中给出自己的定位。

但是法官现实化的社会地位并不能适应司法运行的需要，法官作为司法主体，是决定了司法质量的最关键因素，法官偏低的社会地位，削弱了法官在社会事务中的话语权，法官所作出的裁判无法建立起应有的权威，形成民众对司法疑虑、不信任的社会心态，解决纠纷的司法功能受到了抑制。

(二）法官的职业尊荣在法治现代化国家，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职业经过长期积淀而取得了令人艳羡的荣誉。

不久前刚刚辞职的美国最高法院女法官奥康納，还和国务卿赖斯、中国副总理吴仪等一起入选世界最有权威的女性一百强。

法官职业尊荣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存在物，通过职业的价值、良好的社会评价来被大致感知，体现为法官自己和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肯定。

它是维系法官共同体成长的情感纽带，也是法官职业能够吸引顶尖法律人才的根本原因。

职业尊荣弥补了法官收入与其他法律职业间的差距，塑造了法官是社会精英的共识。

法治国家中高薪律师向法官流动而非相反的情形，显现了法官职业尊荣的强大功能。

法官的职业尊荣固然是一代代法官接续努力的结果，但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的保障，如果不是英国的法官早早地敢于拒绝国王参与审判，如果不是程序优先、程序正义、法官独立等法律观念的制度化，就不会有今日法官职业的尊荣。

反观国内，由于缺乏职业尊荣感及其他吸引要素，法官向律师职业的转行从未停止甚至还在加剧。

苏力先生曾就此现象进行过调査，发现“一些法官、检察官在院领导鼓励之下参加并最终通过这一考试（指司法考试）之后，便辞去了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下海’当律师了”，“在武汉，包括一些庭长在内的在职法官甚至公开宣称‘考过了就走’ ”，在苏力先生所调查的法院中，“只是在浙江杭州，我没有发现法官通过司法考试之后辞职当律师的现象”，[3]可见，法官现有的职业尊荣不足以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或者说法官未能感受到职业的尊荣。

(三）法官的职务晋升严格而言，法官是一种平等的职务，没有高下之分。

所以才有人评价“中国的法官法是一部很失败的法律，这种法官制度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法官法最大的失败是在同一等级的法院中设置了不同级的法官”。

[4]然而就实际而言，法官确实有着职位上的区别，表现为：其一，各国法院均设有不同审级，上诉审法院的法官比初审法院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裁判权，处于司法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法院法官们，更是控制着司法决策权、管理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并获得了与此相适应的薪金、社会地位及荣誉。

这是司法制度的共性现象。

其二，既然国内的《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不同等级，法官就不可能无视其存在，每一个法官都会为等级的提高而竞逐。

其三，国内一向视法官为普通公务员，法官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进行管理，而行政级别决定着法官等级和其他待遇,法官当然会希望能随着资历的增加而提升其级别。

其四，法院内部设置着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这些职务是衡量法官职业成功与否的标尺之一，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法官的能力与工作绩效。

法官诸多职务身份上的区别，形成了法官竞争的动力，法官无论处丁•哪个国度，都会努力寻求向法官共同体上游的发展，因为其结果将产生荣誉与利益，代表着个人价值更充分的实现。

如果把职务晋升当作一种激励机制的话，机制中应当包含有平等的机会，而不是象现在那样，法官几乎只能在一个法院工作，其等级、行政级别完全受制于法院的位阶。

(四）法官的职责保障法官履行裁判职责关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会涉及非常敏感的社会价值观念。

特别是在位阶较高的法院，裁判的后一特性更加显著。

在美国，最高法院有所谓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两派间势力对抗的结果决定了基于何种价值立场作出裁判。

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及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并非每一个判决都能得到几乎一致的接受，因此，保障法官独立地履行职责、不因他人的喜好而违背真意和良心，是司法良性运行的根本前提。

法官职责保障的内容包括：（1)任职的连续性，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免职；（2) 薪酬的递增性，即法官必须有足够维持其家庭生计和身份的薪酬，不得减少并应及时增加；（3)表达意见的自由，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发表意见不受干涉，也不得为此而在事后受到任何不利的对待；（4)充分的业务培训，法官是智识性职业，经验和知识的不断增加是法官胜任其职责的必要条件，法官有权利要求获得知识、信息的补充。

法官的职责保障具有双重意义，于公，可以保证裁判过程的公正和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确；于私，可以促进法官的职业能力，维持法官的职业声誉，并使法官获得继续发展的可能。

解决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方面的诸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从司法的规律出发，使司法主体的配置和司法主体的行为模式，与司法的目标、价值相一致。

因此，建立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保障制度，虽然以创设、保护法官的个人利益为表象，但其本质则是在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

二、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不力的成因观察法官保障制度，有一点我们应当承认，即制度的法源已大致形成。

症结在于：第一，制度内容缺乏司法理性；第二，制度是文本中的制度而非实践中的制度。

这一格局之所以坚冰难破，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

(一）历史原因——对法律、法官的传统认知与西方法律形式主义传统相对应，传统中国的法律类型是一种信念意义上的法律伦理主义，或称儒家伦理法。

它追求道德上的正义性而非规范的法律。

[5]中国古代法制中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造成法律本身缺乏逻辑自主地位，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临时意志及司法官员的道德信仰，都能改变法律的具体适用。

王者口含天宪，言出为法；司法官员可以论心定罪，也能以春秋大义开释有罪之人。

这种法外设法的普遍情形致使规则之治难于真正建立，人们对于司法官员个人道德的依赖远甚于对规则的信赖，进而产生了浓重的“青天”情结。

然而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司法人员职业能力和素质构成的特殊要求，极少得到过满足，因此又使得人们鄙视司法人员及其从事的职业。

科举盛行之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内容，士子渐以习律为耻，科举选拨出的官员因不谙于律学，而只能借助丁•僚属断案，所谓的刀笔胥吏掌握了司法的实权。

于是，人们将司法主体划入吏的阵营之中，官与吏在官阶、身份上的高下之分，以及人们对吏的司法过程的不满，进一步恶化了司法主体的形象。

直到今天，人们的观念中，行政官员才是“官”，而法官仍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官”。

非“官”的司法主体，自然无法取得与“官”相同的地位、荣誉和尊重。

中国古代诸种部门法中，刑律最为发达，次为行政法律，刑罚和官员的命令是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许多在今天看来属私人领域的争议，也经常通过刑罚加以调整。

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司法官员只是政治暴力的帮凶。

再加上当时较为明显的厌讼心理，也使得民事纠纷不常成讼，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都很少注意到司法官员运用法律技术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

这样，法律的社会性功能被政治性功能所遮掩，司法_身具有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内核被长期忽视，对司法主体的选任极少考虑职业能力的要求，选任的标准混同于普通职业。

受此影响，法官至今仍然扮演着事务官员的角色而不得独立，也因此无法建立起独特的职业保障制度。

(二）现实原因——法官素质的不近人意法治社会成功的经验表明，法律家集团的力量来自于它内在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而统一和团结并不是因为组成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出身一致，而是由于知识背景、训练方法以及职业利益的一致。

这就涉及法官的选任制度、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和方法、论证自身行为合理性的独特方式、成员之间的认同程度、职业地位和荣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