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和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它们具

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它是在 19 世纪欧洲社会变革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历史和社会的

重要性，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是

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强调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观点，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具有

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包

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种哲学流派。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德、伦理、人性、自然等方面的思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但它们在一些方面也有相通之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都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哲对中哲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现成的理论体系，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构建过程中。马克思及其哲学从未刻意构建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品质在批判、解构和改造旧哲学的过程中构建着自我的理论根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其强大的历史生成性与博大的理论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某种固定的理论形态，而是在实践中正在生成的理论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进行简单的话语解释，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灵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要有中国的理论特点，而且要有中国的表达方式，形成中国的特色和风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要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与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化目标，首先碰到的第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原主人——中国哲学——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凭什么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凭什么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核心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又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面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决然排斥？还是各行其路？亦或是融合贯通？如果是融合贯通，二者是否具有贯通的品质？又怎样来实现贯通？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价值崇高性；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任何哲学思想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最终还要靠理论自身的魅力征服人、把握人，而国家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助力而无法成为哲学本身合法性的支柱。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但任何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意味着任何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只能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而不是真理的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恰在于其不自封于真理之域，不拒斥异已思想，而在对外的敞开中经受异己思想的冲击甚至是攻击，在彼此的交锋中通过吸纳异于故我的思想来完成其理论升华的涅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面对的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审视、怀疑，甚至阻击，这一问题在当下中国哲学处于蛰伏期的境况下还没有突显出来，但中国正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随着民族自觉性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必然复兴，中国人必然要回溯自我的文化血脉之源，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中从学院到民间的各种关于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早已不是新闻。而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真正复兴之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突显之时，此非危言耸听，而应当是学者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经受的第一个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问题，能否现实的解决中国社会及个人面对的各种社会生活及个体人生问题，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个体人生的安身立命找到真实的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理论难题，是纵观中西哲学史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证明和保证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以此为鹄的，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社会解放，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外在自由，并以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实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统治性意识形态，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没有解答，当中国人被湮灭的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意识觉醒之时，必然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索要这种思想与文化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提供，就会造成对其合法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当然也具有民族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的标志。民族性是很难改变的，民族性的哲学与文化已渗入民众的精神深处，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习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本性上是西方哲学，具有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关注。其思维方式与哲学主题都与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差别，习惯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文化理念的民众很难全面接受。虽然在西风劲吹的文化熏陶中，中国人已离弃了传统的思维与文化生活方式，但传统的文化记忆仍在，而且很容易从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被重新唤醒，很可能随着民族复兴的进程而重新成为主体性思维方式而怀疑异己者。除了这种属于哲学自身的民族性差别以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面临着民族的文化情感问题。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存在的文化标志，作为中国人，尤其是随着民族文化复兴而具有了文化主体意识的中国人，在文化情感上怎么可能永远抛弃自我的文化灵魂而真心接受另一种异质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呢？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马克思主义适应了当时中国的需要而进入中国并成为执政党的核心理论，从而确立了在整个国家中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黯然退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无法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世界。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而“君子无所争”，讲“其争也君子”；[2]而西方文化是虎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