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建构主义

第六讲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列宁全集》

一、冷战的和平结束与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当代国际关系最富有根本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冷战格局突然和平结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积极推动美苏缓和，自愿签订削弱自身实力的《中导条约》，从东欧主动撤军，默许德国统一，解散华约集团……，几乎所有的主流国关理论都没有预测到这一点，也未能对国际格局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这种状况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一系列相关现象，如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部落种族仇杀、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文明冲突”论的流行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mainstream IR theories）无法完全用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权力和制度等概念解释得清楚。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格局转换的主要路径是战争，但冷战却和平结束了；新现实主义还认为，个别情况下霸权国可以主动将次要性的势力范围让出，以求和平的权力转换，但事实上苏联放弃了对其战略重地东欧的控制等等。按照新现实主义的逻辑，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能成为其缩减重要实力和放弃重大地缘政治范围的理由。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制度安排能够带来和平。但苏联和东欧都没有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之中，苏联不是因为融入了国际制度而采取了和平外交战略，而是和平地解散了世界上庞大的军事性国际组织。

主流学派既没有预见到冷战的和平结束，也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因此，引发了理论学界普遍反思：以往的理论倒底忽略了什么？以后的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

探索者将目光从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移开，投向主流理论以外的领域，包括文化（culture）、认同（identity，又译为身份，本意是同一性、一致性）、国际规范（norms）、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以及社会实践等社会性因素。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建立在象征性的符号之上、由某个群体共享、具有系统性、习得性和传承性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在西方社会学中，文化主要指代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道德、风俗等。一般学者认为文化是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

和构成性的知识（constitutive knowledge），包括一切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这种知识对社会秩序有着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对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既能产生因果性的影响，也能产生构成性的影响。它往往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果拥有共有知识的行为体在实践中遵循了这种知识并获得了预期效果，那么就会强化行为体对共有知识的信念（beliefs）。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文化有着特定含义，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interaction）、社会学习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它包括着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不仅是评价性的、而且是认知性（cognitive）的知识标准。由于文化塑造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所以文化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对文化内化程度不一的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不一致。总之，文化是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

所谓认同（身份），原本来自心理学，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也使社会建构而成的，它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案例：生活中的教师、演员、学生等身份，以及国际社会中的事例俄罗斯、土耳其等归入西欧遭受挫折）。因此，认同（身份）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的自我设定，而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结构性（即社会性）。

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换时，他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案例：生活中的例子，大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等）。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的西方学者认为，国家认同（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者各国的认同（身份）与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

所谓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在内的社会约定，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新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对比决定着社会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坚持社会学倾向的学者则认为，“在决定行为体的

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非物质现实同样重要”。新自由主义虽然也将制度、规范、机制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但它主要关注规范对行为体施加的外在因果性影响（causal effects），而忽略了对行为体身份的构成性影响，即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对于规范和制度之于行为体的影响，究竟主要是因果性（管制性regulatory）的，还是构成性和管制性兼而有之，是新自由主义与坚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新制度主义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

文化、认同、规范等社会学概念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文本中很少涉及，但冷战和平式终结促使学界开始质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它们的理性选择学说和实证主义分析存在缺漏。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着本质不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能否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只研究社会行为体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新观点认为，社会研究应该使用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对实证主义的因果性研究加以限制，适当重视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学等人文主义方法，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实践性、社会建构性和构成性关系，研究社会实践性与构成性关系的文化、规范和认同等社会性因素。

20世纪40-60年代，文化、认同研究视角曾被用来分析战争起源和解读地区一体化的条件，但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理论之外。60年代，法国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战争分析，以及英国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等学者都多次涉及文化、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难与北美主流争雄。长期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影响的美国学者，从美国强权政治的现实出发，重视权力、安全、利益、优势、霸权、军事联盟等分析变量。只有到了美苏缓和的80年代，受到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挑战时，政界和学界才意识到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研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受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后现代哲学（postmodern philosophy）影响的批判理论，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攻击，大量使用了诸如建构、认同、话语（discourse）、互动、实践、文化等社会学或哲学用语。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提出了“大战过时论”，声称战争是一种历史性观念，它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决斗、奴隶制一样，正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人类习俗，并将逐渐被人类抛弃，大战将成为一种过时的观念。这表明，从观念、认同的视角而

非实力和利益的角度解读国际秩序与格局转，开始引起学术界主流的重视。

二、国际政治的文化研究的必然性

冷战为何和平地结束？新学者认为主要原因不是苏联自身实力的衰落，而是苏联的政治认同与国际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Gorbachev）接受了更为西方化的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新规范，推出了旨在使苏联回到西方国际认同体系的“外交新思维”，主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追求全世界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企图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成员”，这种“拒绝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权力至上、零和竞争等现实主义原则的新话语、新认同、新观念，直接影响了苏联的外交政策，推动了苏军一系列收缩行动，最终导致冷战的和平结束。这种解释突出了认同、文化、规范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美国学者曾经提出警告，“如果你把中国作为敌人，中国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脉络

概括讲，建构主义包括：一个方法、两个阶段、三次论战、四大流派、五块内容。

一个方法是指建构主义总体而言是一种社会理论，奉行的是社会学方法论，虽然个别学派有后现代哲学的影子（激进派建构主义，代表人物阿什利，又称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ism by Anthony Giddens）、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 by Max Weber）、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thoery on social facts by Emile Burkheim）、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by George Mead）等社会学理论是建构主义的最主要来源。所谓社会学方法，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学方法而言，前者更加关注从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宏观总体出发，研究不依赖于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体系，后者更强调个体在社会化中的主体性，关注个体的理性自我主义或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对于社会的基本决定作用。建构主义虽然借鉴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但主要关注的还使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性作用，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化特点以及社会本体性，看重国际身份、观念和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化的载体、中介或产物对国际关系的根本意义，承

认国际规范不但因果性地影响影响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还构成性地改变行为体的内在利益与身份，同时还承认国际结构和国际规范随着行为体的社会实践也不断地被改变。

两个阶段是80年代的“解构”（deconstruction）(文学评论用语,指找出文本中自身逻辑矛盾或自我拆解因素,从而摧毁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建构)阶段和90年代的“建构”（construction）阶段。1980年代，全球性问题和跨国主义日益引起关注，长期为两极格局辩护的新现实主义漏洞显露，加之各种反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学者的社会理论，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德里达（J. Derrida）的“结构主义”思想，葛兰西（Gramsci）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蜂拥进入美国，为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等学者借鉴，应用到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中来，对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进行猛烈批评。其中阿什利在《国际组织》上发表《新现实主义的贫困》最具代表性，文中批评新现实主义犯了“国家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一系列错误，它的基本概念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制度、权力、安全、利益等均被解构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这长达十年的理论批评可称为“解构阶段”。

1989年前后，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G. Onuf）、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学者意识到“破而不立“的理论批评不能代替理论建设，应该在解构的同时，汲取各种理论的长处，发展出建设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次论战。第一次是指80年代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身份，在新自由主义的加盟下，与新现实主义论战，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社会进程分析，要不要国家中心主义，要不要实证主义，功能主义有多大缺陷等。

第二次论战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展开，主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制度是构成性的，还使管制性的，是仅能向行为体施加外在约束，还使可以深入到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中去，这种影响是因果性的还使非因果性的等。

第三次论战在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建构主义内部形成了论战，以阿什利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坚持建构主义原有的评判功能和激进立场，反对与主流

理论进行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妥协，而以温特、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则持相反态度。

因此，建构主义分为四大流派，阿什利为代表的一派为激进建构主义，温特一派为主流建构主义，约翰·拉吉（John G. Ruggie）为代表的现代性建构主义，既反对彻底的后现代主义，也反对主流理论的过分妥协，无意构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而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领域如国际权威、国际制度化、国际合法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等方面颇有建树。还有女性建构主义，与以上三派均有联系，但偏向激进建构主义。主流建构主义代表了社会批评学说与主流国关理论之间的某种理论融合。

主流建构主义的五块内容大致为纯粹理论、国家利益理论、国际体系里论、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以及国际和平理论。

建构主义的纯理论是指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是统帅和指导具体国际政治分析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本体论革命”，即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不全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物质本体，而具有观念本体或社会本体的重要内容。

在认识论中，主流建构主义在强调社会事项（social kinds）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非因果性的同时，开始承认社会事项也有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这为科学研究和实证分析留下空间，是向主流理论的一大妥协。

在方法论上，主流建构主义极力调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以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以求得主流理论的承认和自身理论的完善。

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论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和身份界定的，受到社会化和国际规范的巨大影响。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里论认为，国际体系既是物质结构，又是文化结构，而后者更具有决定性，不同的文化结构构成不同的国际体系，即“人人为战、弱肉强食”的霍布斯式国际体系（Hobbe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以主权制度相互尊重和武力手段有限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洛克式国际体系（Lockean international system），以及不以武力解决彼此间争端为手段、奉行集体安全的康德式国际体系（Kant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转换理论主要探究三种以文化结构定义的国际体系转换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特别是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领域如何形成集体认同的问题。建构主义的国际和平理论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强权或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根据成本收益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具体到国际政治中，稳固的和平存在于卡尔多伊奇所谓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