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神话中的古代中国

远古华夏（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氏族集团的交往史

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华夏（炎黄）、东夷、苗蛮三个集团的交往史大致可分为下面三个阶段（韩建业， 1996：78-82；郭大顺；1998：293-95；张学海，1998：309）。

第一阶段是后期仰韶文化的兴盛。这一时期（公元前5000至3500年）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发展快、分布广、影响大。庙底沟文化的典型文物是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问的彩陶，在大汶口和大溪文化也被普遍发现。这说明仰韶后期文化范围遍布江淮河汉流域，覆盖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个中原因可以用华夏对东夷战争的胜利来解释。据古史传说，“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黄帝执蚩尤而杀之，诸侯咸归”（《史记?五帝本纪》）。蚩尤是东夷集团的首领，传说他与华夏集团的首领黄帝在涿鹿大战，战败被杀。华夏集团的势力也因此扩展到东夷，乃至苗蛮控制的地区。

第二阶段是仰韶向龙山文化的过渡。这一时期（公元前3500至2500年）的仰韶文化停滞不前，而大汶口文化发展很快，且与沿江海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关系密切，这些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的典型文物是素雅精美、薄胎细腻的黑陶。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黑陶代替了彩陶、鬲代替了酉瓶的倾向，这标志着仰韶终被龙山文化所代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东夷在与华夏集团的融合过程中增强了实力，又向苗蛮地区扩张，势力超过了华夏集团。史书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说东夷在涿鹿战争之后，继续侵扰四邻：“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五帝本纪》正义）；二是说东夷服从华夏集团，重新强盛：据《逸周书?尝麦篇》：黄帝“执蚩尤…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少昊清”是东夷人，“鸟师”指东夷的军队，黄帝的策略是“以夷治夷”，他甚至把他的孙子颛顼寄养在东夷。《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颛顼孺于少昊”。“孺”与“乳”相通假，就是说，颛顼幼时被少昊族养育。《帝王世纪》也有“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的说法。颛顼的族名是高阳氏，该族大概是华夏和东夷集团通婚的结果，他们按父系属于华夏，按母系属于东夷。自颛顼之后，华夏与东夷在的种族分别已不明显。史书上记载的既属于华夏、又属于东夷的种族不在少数。正是华夏与东夷的融合，创造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开创者颛顼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实行了宗教改革，“命重黎绝地天通”。颛顼的统治中心可能在东夷，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苗蛮，高阳族在江淮和南方的广泛分布与处处可见的龙山文化遗迹是相适应的。

第三阶段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兴旺。这一时期（公元前2500至2000年），龙山文化东移到中原，与石家河文化在地理上不再相连。中原龙山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华夏族和东夷族进一步融合的产物。华夏族的仰韶文化在前一阶段被龙山文化与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所吸收，这种情形可能与华夏族向东和向北的迁移有关。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华夏—东夷族在中原形成了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在晋南襄汾发掘的陶寺文化类型集中了仰韶、红山、大汶口、良渚等文化的特征，与史书记载的万邦林立的尧舜时代，各国由四面八方“之中国”，进行“朝觐”、“讼狱”和“讴歌”的盛况是一致的；因此有人说，陶寺文化是陶唐氏的遗址。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石家河文化消失，而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扩展到西至陕西西部、北达河北南部、东到鲁西南、南抵江淮的广袤领域。据史书，这一时期，尧舜禹三代一直在向苗蛮用兵：“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攻三苗而东夷之

民不起”。至此，苗蛮集团在中国历史中消失了，华夏和东夷文化构成了以后的夏商周的三代传统。

汉族雪球滚动图象

中国古代有多少原始部族？没有人说得清。但人们相信：在史前的传说时代，有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族团：昊族东夷族团、神农炎帝族团、轩辕黄帝族团。

东夷族团，齐鲁史前文化的创造者，是一个文化源远流长、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的庞大部族。考古学有证据表明：其时，东夷文化较炎、黄族更为先进。然而，起自西方的炎帝族首先东进，由中原至齐鲁；之后，起自西方黄帝族亦继炎帝之后东进。黄帝的力量首先受阻于炎族，之后又遭遇了东夷的顽强抵抗。然而，黄帝在打败了炎族末代帝王俞罔后，又战胜了东夷首领蚩尤。

黄帝的胜利导致了我们生存的这片大地上的第一场文化大融合。

“所谓东夷史前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也不单是东夷创造，而是东夷与炎、黄三族共同创造的。是炎、黄、夷三大族团融合促进了齐鲁新石器文化的大发展，使之达到了史前文化的最高峰，最早迎来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夏朝，占领齐鲁西部而与东部夷人对峙四百余年，却最终未能有效地征服东夷；商朝灭夏后，继续与东夷对峙；然而终商一朝六百年，直至商纣王灭亡之前，商还在对东夷用兵，并未使东夷臣服。虽然如此，商在局部区域却较夏朝向东有所推进，并在这些辖区内完成了部分融合。

其时，商文化、周文化是主流文化；齐文化、鲁文化是亚文化。然而，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来临时，齐鲁文化却攀上它的光辉顶点。孔子出而儒家立，孙子出而兵家立，墨子出而墨家立——他们皆出自齐鲁，并共同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时代。儒墨并为显学，以仁爱、兼爱相争，是那个时代争吵得最为激烈的两种声音；儒墨争峰，进一步开启了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

孔子之后二百年，齐国在首都临淄稷门之下设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使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趋之若鹜——包括孟子、荀子这样的一流思想家，悉皆奔赴；稷下学宫遂成为百家争鸣的大舞台。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鲁文化，事实上是融合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而形成的。而正是因为这样名乎其实的百家争鸣，促成了人文的大同化，并使中国文化逐步走向新的融合。

在学者看来，由齐鲁文化带动而形成的文化大融合，最终使中华古族融合为一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认为对于齐鲁地域文化的分析，提供了了解汉民族形成的一个核心典型——“春秋战国发祥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及大一统思想，为齐鲁文化增添了恒久的内聚力，使齐鲁之地形成汉族地域性‘雪球’。由于大致相同的原因，汉族形成了十多片这样的地域文化雪球，这些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引发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雪球滚动，并加大加快了汉族的一统化，这便是汉族族体形成的过程。”

"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商、周、楚、越等古代民族，就象是茫茫一片白雪；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这些雪片往一起团弄着；到秦汉时已团成了一个结实的雪球；而雪球滚动

的主要动力，就是地域、族群长久融合所形成的文化特质及其产生的内聚力、吸引力；从此，这个雪球就带着自己特有的内聚力和吸附力，在神州大地的雪原上翻滚着，越滚越大……"中国远古部族

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1）基本成分，达半出于蒙古血统。……（2）很显然地，除了蒙古种以外，中国民族在尚未形成期间，这一地域内已有若干非蒙古种的血统成分，散居各处。（3）中国民族的形成，固然由于血统近似的基本原因，但生活方式的同化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民族主要成分有五：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次要成分有三：匈奴、蒙古、矮人。这是第一部科学研究中国人种学的著作。“很早以来，华北平原就是许多不同民族支系汇集的场所，而原始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取的，即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集团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

2、中国文明的原始问题

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一、青铜业至殷已鼎盛，大约来自南方，殷文化中不少来自南方的成分可为佐证。二、形制来源较复杂，如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分明。三、殷商时中西关系正如仰韶时代，中国接受西方一部分文化，但加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四、殷商前，仰韶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相当于欧洲青铜早、中期和中国夏及商前期的青铜文化，尚待发现。

3、李济从小屯出土的一些器物上断定，殷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就已经与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他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陆续在华北一带出现的文化现象分作14类，明确为本土发明的有：骨卜与龟占、稻黍的种植、水牛的驯服、蚕桑的出现与发展，青铜业中大部分礼器与若干武器；显然是外来或受外来影响的有：铸铜业、车战、以人殉葬、小麦；尚难断定来源者：水牛以外家畜的豢养、版筑的营造方式、文字的开始、制陶技术、埋葬风俗、村落组织。特别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及圆底的罐；在石器中有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移植的结果，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同周边地区有了交往。

他说：“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这些来源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

至迟在殷商时代，中国与远在两河流域的西方民族间似已有着文化上的接触了。他又说：“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李济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见解独特，给人以无穷的启发。他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而来研究的态度，是他所主张的人类学派古史观的一个重要成分。

4、徐旭生：把古代部族分成三个不同的集团——华夏、东夷、苗蛮，它们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贡献。三集团之间时而战争、时而和亲，相互交往频繁，最后融和，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其中华夏集团包括两个氏族：黄帝和炎帝，地理分野在西北方，即今青海、甘肃的洮河、黄河、湟水、大通河一带，因为“近数十年来考古学者在那一带所得的彩陶大约就是当日华夏集团居住时的遗留。”

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材料和成果相继出现，1959年，徐旭生又作了修正：“华夏集团离开昆仑丘脚下东行的时候，陶器或尚未发明，直等它到三省交界的附近，这就是说在炎、黄已经分支以后，才有仰韶陶器的发明。此后，留守昆仑丘脚下的氏族受东迁各民族的影响，才也制造此类陶器。”这仍是一个假说，他“希望以后的考古工作人员注意此问题，用实证予以肯定或否定。”

东夷集团：太昊、少昊、蚩尤属这一集团，其所居区域，北自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南到安徽中部，东达于海。

苗蛮集团包括三苗、伏羲、女娲、楚等，地域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北到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脉，东至吴越两地。

徐旭生划分三集团的标准，主要着眼于文化方面，而血缘关系则并不重要。他批评了那种“总是自认为华夏，并不知道古代除华夏之外还有其他两个源头”的错误观念，指出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组成来源复杂多元，而非纯粹单一。

他还认为，中国古史有三大变化：第一次是华夏族与东夷族渐次同化，氏族林立的中国逐步合并，组成若干大部落；第二次是黄帝死后，高阳氏（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而形成的部落）出现，这时已是氏族社会的末期，生产力有了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出现了社会分工，宗教方面以帝颛顼“绝地天通”改革对后世影响最大；第三次是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建立了有管理职能的国家，夏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人类从此摆脱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

徐旭生所提出的三集团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华夏、东夷、苗蛮之间互相交流，血缘与文化逐渐融合同化，形成一种高层次、共同的文化——汉民族文化。验之于考古学，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交流与融合的情况，大致与此近似。“三集团说”在考古文化上的意义，是首先提出了区域文化的概念

5\张光直: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几个现象都与财富的累积和集中有关，“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技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从史前继续下来的，是供给中国古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重要工具。”[42]而财富的累积与集中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达成的。以巫师沟通人鬼为主要特征的萨满教，在中国文明尤其是国家政治权力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文明起源进程肇始于龙山时代，完成于夏商周三代初期，期间中国各区域文化彼此间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中国作用文化圈向国家、城市、文明的过渡。

他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八大相互作用圈，以此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考古发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类型都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未曾单独出现，而是成双地出现或者出现于复合的网状组织之中，即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

“把殷商文明与中美的奥尔美克(Olmec)和玛雅(Maya)等文明看做同祖的后代，把它们的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10000多年以前美洲印第安人祖先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叫做‘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6、苏秉琦

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发展论.

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有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和草原续生型三种模式。

把全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除传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峡文化……犹如满天星斗，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中国文明历史这一举世无双的特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依托，使中国与世界文化接轨以及实现古与今的接轨成为可能。

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概念中，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有逻辑的、历史的内在联系，是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说，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三类型是：北方地区的原生型，距今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龙纹装饰，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已导致社会分化，是文明的起步时期；此后中原与北方古文化结合，产生了红山文化坛庙冢，这是五千年古国的实证；距今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内蒙古赤峰市北英金河畔筑起的链锁式石砌城堡带，与秦汉长城大体平行，是原始长城，说明这是夏商之间独霸一方的方国；渤海湾北岸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秦“碣石宫”建筑群，则是秦统一帝国的象征。中原地区为次生型，以四、五千年间出土庙堂礼乐器的晋南陶寺遗址为中心，是南北、东西文化汇集产生古国，与古史记载尧舜时代洪水到大禹治水过程吻合，并孕育夏商周三代文明。北方草原地区为续生型，随着秦汉帝国的解体，北方草原因沙漠化加剧等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出现了北方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他们入主中原并在历代改朝换代中唱了主角，清朝开国史继承了鲜卑、契丹的事业，使自秦汉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奇迹般、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7、《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昊、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并说“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