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导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导论

中国历史的分期与中国文学的分期

（一）中国的历史分期

古代：1840年鸦片战争前，分远古、中古、近古

近代：1840年—1919年

现代：1919年－1949年

当代：1949年后

（二）中国文学分期的几个概念

中国文学：包含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古代（古典）文学：先秦——清朝末期的文学（1840年前）。

近代文学：1840年－1917年的文学，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是文学现代性的累积时期。

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也有的将1917年后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如朱栋霖编教材。

当代文学：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创作的文学(5O年代后期提出这一概念，70年代前与新中国文学、“建国以来的文学”、“建国后文学”等名称可互指)。

近现代文学：一般指的是1840年后的文学。

现当代文学：是现代、当代文学的合称。

晚清以来中国文学：一般指1840年后的中国文学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一般泛指的是近现代、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80年代后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整合成一个整体看待，以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关于现代文学课程：1932年周作人在清华大学讲新文学的源流，是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研究的开始；1940年代，朱自清把现代文学作为中文系课程开设，一直延续至今。现为中文及相关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

二、中国现代文学释义

（一）中国：民族性、传统性。历史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承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具有中国的民族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影响艺术的三因素：种族、时代、环境。

（二）现代：现代性，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文学中精神和思想的现代性；文学价值上的原创性；语言上使用白话文；文体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现象，标志着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间断，同时又是一个质的概念，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现代性赋予改变世界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

（三）文学：艺术、审美属性，具有艺术的规定性，属于人类的精神的艺术性创造。

关于现代文学性质的两种观点：

其一：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和

现代审美意识的文学。（文学的艺术性质）

其二：无产阶级影响和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学。（文学的时代和社会性质）

第一节现代文学的历史角色和发展历程

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文学史长河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却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它的首尾两端——“1919”和“1949”，连接着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巨大转折点，这就赋予了现代文学史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的深深“断裂”，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质，是中国以往任何一段文学史难以相比的。

这30年，它的首尾两端，恰恰连接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两个闪光的年代——“1919”和“1949”。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社会的变革，文学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 1917 -1927)文学，又叫“五四”时期的文学，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它是现代文学的开拓与奠基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即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胡、陈二人的文章作为理论先导，对文学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共同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猛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等为代表的新文学，以崭新的实绩，显示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们广为译介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扩大了新文学的视野，充分打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系的渠道。作为新文学的最初阶段，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比较狭窄，有些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对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还缺乏切实的体现。

第二个十年(1928-1937)文学，通常也称“左联”时期的文学。左翼文学在这一时期迅速高涨，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1928年前后，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得到了广大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1930年初成立的“左联”等左翼文学团体，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与实际内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扩大了，很多作家注重反映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对巾国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罪恶，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许多作品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也进一步深化了，革命者的形象和底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形象塑造，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不少作家不仅表现农民的苦难遭遇，而且着力描写农民的思想觉醒和英勇斗争；不仅揭露封建压迫的残酷和阶级矛盾的对立，还注重展示帝国主义势力对农村的入侵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都表明现代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包括茅盾等人在内，还有蒋光慈、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作家和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作家们以不同的艺术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达到了很深的思想境地，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作家作品，并出现了众多各具特色的社团流派，共同形成了现代文学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比上一时期有了新的进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些作家对革命斗争牛活还缺乏实际了解，因而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的弊病，有些人物形象血肉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一些作品虽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炼，显得较为粗糙，以至影响了作品长久的审美价值。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文学，通常称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对文学发展起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和影响，这一时期又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广大作家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宣传一致抗日和爱国主义思想。围绕抗日救亡这一中心主题，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以艾青为代表的新诗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剧，作家们纷纷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反映严峻的现实，表达人民的正义呼声，其中，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最为成功，影响最大，后一阶段文学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提出了重要的思想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思考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由此引发了新文学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涌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显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主要围绕反压迫、争民主的民主革命运动展开，出现了大量具有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钱锺书的《围城》，等等，作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国统区很多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应该提到的是，以张爱玲等人为代表的沦陷区的作家，也创作出了一些独具风姿、影响深远的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也是在激烈的文艺思想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从20年代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等，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以及“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戡乱文学”，等等，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也是一部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

第二节现代文学的多彩风貌与多重风格

现代文学30年，由于特定的历史机缘与文学使命，出现了一大批世纪性的大家与名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但大家纷涌，名作四起，各显风采。小说方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的“教育小说”，冰心、许地山等的“问题小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王鲁彦等的“乡土小说”，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情爱小说，沈从文、废名等代表的“京派”小说，穆时英、施蛰存等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黑土地小说”，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丁玲、周立波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

以及张恨水代表的现代通俗小说，等等，一大批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诗歌方面，“五四”初期即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众多的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思想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彻底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此外，湖畔诗社、沉钟社的诗歌，李金发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闻一多、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诗歌，戴望舒、卞之琳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殷夫及中国诗歌会的“红色鼓动诗”，田间代表的“街头诗”，胡风等人的“七月”诗派和穆旦、郑敏代表的“九叶”派诗歌，等等，从诗歌的外在形式到审美内蕴，都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吸取了外国文学的异质素养，显示了现代白话新诗鲜活的生命力。散文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五四”时期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或称为随感录）和以周作人、俞平伯等为代表的小品散文（即“美文”）创作中。“杂文”与“小品文”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品种，共同推动了现代散文观念的形成及现代散文意识的成熟。此外，报告文学作为现代散文的特殊品种应运而生，瞿秋白的游记通讯《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抗战前后，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编辑的《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大型报告文学集，更是以其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而在战争的年代里备受青睐，风靡一时。话剧方面，“五四”前后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西洋文学样式。到了30年代，曹禺及其“心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话剧的深入发展与成熟。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又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此外，夏衍富于生活化的《上海屋檐下》，田汉富于浪漫气质的《名优之死》，郭沫若“诗剧合一”的历史剧《屈原》，以及陈白尘机智俏皮、深刻犀利的讽刺喜剧《升官图》等，堪称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所有这些创作，都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

如果用贯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眼光来看，现代文学30年可谓多种文学风格、流派出现密度最大的一个时段。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沦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其中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未名社、莽原社，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重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等丰富多彩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不断成熟与壮大。

在看到现代文学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作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广度，这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多彩风貌与多重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用文学探讨国民性，启蒙大众，呼唤国民的觉醒，关注社会的变化，拯救民族的命运，其执著的程度及达到的思想深度是现代文学根本价值的重要体现。老舍、萧红、钱锺书、巴金、茅盾、郭沫若等都力图通过作品参与国民性的改造，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特

质。

与此相伴，在对社会性、民族性进行探讨的过程中，现代作家同样将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纳入视野，他们对真善美热烈颂扬、对假丑恶痛斥批判，人木三分，鞭辟入里。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沈从文把完美的人性、完美的社会和完美的大自然融会贯通，在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里吟唱着一曲曲人性的赞歌与挽歌，在他所建造的“希腊小庙”里，将“人性”虔诚地供奉其中。张爱玲的小说名篇《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则清醒地透视了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人性变异。在梦魇般的缥缈氛围中，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纷纷出场，昭示着欲望的疯狂、生命的无常、人性的丑恶，金钱对人性构成的巨大摧残，人性在金钱的腐蚀下深刻异化。此外，鲁迅对阿Q的批判，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地对于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批判、对于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批判，而上升为对整个人类命运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妄自尊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阿Q的这些性格弱点，远远超出了民族与国界的限制，成为整个人类人性的某些弱点的集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民族的人，都能从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样，钱锺书笔下的“围城”情结，表达的不仅仅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烽火中的特定心态，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现代人生躁动不安的普遍心情，更重要的是，“围城”情结揭示了整个人性的一种弱点，即“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最终却又发现“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这种人生的失落感与荒原意识是超越民族的，不分国界的。孙犁对水生嫂们的倾情赞颂，在根本上表现的是我们民族的人情美人性美，揭示的是战争与人性的永恒主题。所有这些都彰显着现代文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

第二，现代文学题材广泛，涉及政治问题、国民性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等，作家们对时代风貌、社会人生、民俗风情的细致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现代社会及不同聚光镜下的种种人生图景。在现代文学画卷里，有鲁迅笔下狂人的警醒，有郁达夫笔下弱国子民“生的苦闷”，有茅盾笔下民族资本家的困惑、买办资本家的骄横，有巴金笔下青年的理想与幻灭，有老舍笔下的北京市井百态，有张天翼笔下小市民的灰色人生，有丁玲笔下时代女性的大胆与勇敢，有曹禺笔下的上层社会大家庭的虚伪、肮脏，也有丰子恺、冰心对恬静的儿童世界的阐释，沈从文对“湘两世界”的颂扬，张爱玲对十里洋场的冷静剖析……几乎囊括了广阔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代作家在作品里，还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鲁迅小说中的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涓生、子君，叶圣陶小说中的倪焕之、潘先生，茅盾《子夜》中的吴荪甫、《腐蚀》中的赵惠明，巴金《家》中的觉新、觉民、觉慧、高老太爷，《憩园》中的杨梦痴，《寒夜》中的汪文宣、曾树生，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虎妞，《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祁瑞宣、“大赤包”、蓝东阳，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老船夫，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孙犁《荷花淀》中的水生嫂，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李梅亭，张爱玲《传奇》中的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蘩漪、周萍、四凤，《日出》中的陈白露，《原野》中的仇虎、金子，《北京人》中的愫方、曾文清……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千姿百态、万千气象。作家们还为我们展示了其所达到的心理深度，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

第三，现代作家在艺术审美上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气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诸文体中，现代诗歌是与古代诗歌断裂最大的一种。从胡适对白话诗的大胆尝试到郭沫若的“诗体大解放”，现代新诗始终保有一种锐意进取的态势。郭沫若对现代自由体白话新诗的开创能一举打破中国几千年传统旧诗的格局，可见这柄铁锤具有的雷霆万钧之力。尽管郭沫若新诗离完美还相去甚远，但他及创造社张扬的那种创造精神值得特别称赞。鲁迅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奠定了现代小说的战斗精神与反抗意识，还因为他在艺术上的不倦探索，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的。鲁迅的小说是现代文学经典性艺术的开路先锋，他的小说一篇一个样式，一篇一个路标，既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写人、写景、叙事，刻画心理，绘制场景，在每一篇里都有不同的姿态，风格几无雷同，且圆熟老到、妙笔生花，为现代小说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鲁迅的小说里既有中国传统的因子，又有世界文学的影响，既有俄罗斯、日本文学的笔法，又有西方的象征主义、心理分析艺术，古今中外，融为一体。对鲁迅的作品，从其思想价值和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然而在艺术审美方面，很难用某一种具体手法或风格概括，现实主义他有，浪漫主义他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他也有，鲁迅的风格是难以概括的，“难以概括”就是鲁迅作品的最大特点。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新文学成为现代文学30年主要潮流的过程中，作为被批判对象的通俗文学、旧文学其实一天也没有消失。“张恨水现象”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张恨水的一生创作了1 10多部作品。尽管备受新文学作家的批评，但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销量，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无人能匹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鲁迅的日记中，也有为母亲购买程瞻庐、张恨水的小说的记录，而鲁迅的母亲对这些通俗小说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鲁迅《呐喊》的了解，这更成为研究者经常引证的一个例子。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新旧文学是可以共存并荣的，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翼。在雅俗之间，新旧之间，其实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有些作家恰恰在两者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除了张恨水，张爱玲也十分典型。张爱玲的小说注意汲取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营养，同时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技巧。她的《传奇》以传统章回小说为总体格局，除了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外，又明显接受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熏陶，还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某些技巧融进对人物心理感受的描摹中，如《金锁记》对七巧悲剧命运的描写，既有对人物直观感受的剖析，又注重渲染造成主人公人性扭曲的社会氛围。张爱玲不仅将中、外、古、今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雅大俗的境界，同时她第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形式中展示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进程，进而传达出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等多方面的现代内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魅力。这是张爱玲的成功之处，也是她的作品赢得广大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现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现实生活为土壤，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外来文学的丰富营养。作为带有承前启后性质的一段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和人文精神，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根本性人文品格上。

第一，鲁迅代表的“五四”那代人最注重创新，又最懂得继承。毫无疑问，“五四”那代人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开创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全新格局，但他们的重要和宝贵还体现在他们更懂得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基础，他们从未割断历

史的联系和发展。周作人最热心于白话文的倡导和实践，但又最珍视文言文，“五四”时期，他第一个公开提出要保留文言文，而且是作为新文学的旗手提出的。在周作人看来，提倡白话虽为文学革命所必须，但白话文、英文、德文不一定代表现代，文言文也不一定代表落后。在文言文的世界里，同样有很多的批判精神，甚至是超越现代的观念，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文采。说到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越多，创新越多，当然，没有创新也就无所谓继承。现代小说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中国小说源远流长，明清以来更是出现了众多白话小说，然而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中国现代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展示了现代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虽然它是全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得益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与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思想精华与多种艺术技法在现代小说中有一种无形而深刻的承传。现代诗歌的发展亦然，中国现代新诗尽管是在对传统旧诗的反叛中出现的，但它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诗歌的美学意境、古典诗人的审美修养，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感时忧民、愤世嫉俗的传统精神，更是在深层次上对现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传统的反叛往往是创造与更新的重要手段，而对传统精神的批判继承则是继往开来的重要规律。

第二，“五四”那代人最渴求开放，又最注重立本，他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作为新文学家，那一代人学贯中西、通识古今，既读过经，又留过洋，空前绝后，难以逾越。他们几乎人人都是国学大师，同时又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巴金、戴望舒、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能称得上大师的几乎都同时拥有这两个头衔。“五四”时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毫无疑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一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甚至是在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五四新文学的这一特点是当时整个时代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而这一点又使中国现代新文学表现出与以往几千年传统旧文学的根本不同。当最初一些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外国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那种自由开放的思想追求与艺术形态，正契合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使命，催发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现代新诗不辱使命，以其与传统l口诗彻底决裂的鲜明特色一跃而崛起，以其荡涤传统而勇敢创新的精神，在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诗坛上决然地扔掉了旧的衣装，焕发出新的光彩。

第三、“五四”那代人最向往自由，又最懂得责任。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始终伴随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五四”的时代特质所决定的。郭沫若的诗是那样的浪漫抒情，但郭沫若本人却始终不忘文学的社会职能。1924年，通过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郭沫若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泛神论的思想开始被抛弃。随着与国内实际社会生活的深入接触，他的现实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他主持的后期创造社，公开倡导革命文学运动，主张用文学参与实际斗争。像郭沫若、郁达夫等说起来是浪漫主义作家，是主观抒情的，其实他们最现实，有时甚至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还现实、还重视人生，只不过他们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去表现现实生活罢了，这正是“五四”那一代人无法摆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一个体现。

第四，以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最犀利地批判社会的黑暗，又最无私地解剖自身的弱点；最无情地揭露人性的弊病，又最深情地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命运。鲁迅等人对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与悲剧命运的剖析，从来都是置身其

中，一同思考，一同煎熬的。鲁迅等人从来不是旁观者，他们是亲历者，是切身体验者，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最动情的呐喊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孙犁、钱锺书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往往都蕴含着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大关怀，他们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直逼人性的本质深处。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短短30年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大作家，如此多的文化伟人，呈现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