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论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论文题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_作者: ________ ______________学号: _______ _____________研究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_ 专业: ___ _ ________ _学院: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摘要：要正确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的关系，就要牢固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分析、批判、借鉴中理清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一、当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存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大变革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尤为突出和活跃。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也同样是思潮万千、思潮起伏、思潮澎湃。

因此，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所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以一定时代的思想精神状况和有广泛影响的学说为主导和依据，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群众利益的思想倾向。

它是一种重要的、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

思潮与思想不同，思潮是一社会在某一时期中所共有的思想蔚为风气，个人被其影响而不自觉，所以被称为思潮的思想，便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支配各个人的行为。

思潮不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是社会的共有的思想。

而在这思想的大潮流中，往往有少数人为其代言人。

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和社会矛盾的“指示器”。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不仅异常活跃，而且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

从社会思潮的内容上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社会思潮应时而生，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

既有进步向上的思想，又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既有正确科学的思想，又有偏颇谬误的思想；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有消极腐朽的思想；既有高尚文明的思想，又有低级庸俗的思想。

从社会思想的性质上说，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

从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说，一方面，经济在发展，体制在转变，现代社会变化的节奏和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更大了。

二、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影响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第一：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

新自由主义者便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已全线崩溃，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

他们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从此，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迈进了最为完美的“后历史时期”。

在美国人看来，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的暂时失利，这是美国长期奉行“冷战”政策的胜利，也为美国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牢固确立自身的全球霸主国地位扫清了障碍。

一些西方雄心勃勃的思想家们开始大胆地描绘未来世界的新格局和新秩序，他们炮制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全球主义理论，并且将之辐射到世界各个角落。

第二：主张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

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以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因此，不能搞公有制。

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

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可见，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私有制是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动力。

第三：抹杀民族国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鼓吹经济全球化。

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西方大垄断资本及其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公司。

这些超国家的国际管理机构一般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趋于消亡，资本已摆脱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巨型跨国公司于中。

全球治理是人类未来政治的基本走势，“民族国家已经过时”。

“民族国家正在终结”呼声此起彼伏。

人类已生活在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消亡的“地球村”中，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从这里可以看出，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是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

第四：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根基在于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

它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和自我。

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它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三：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问题。

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权益、民族感情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政治原则与社会心理。

有学者提出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氛围［1］。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较多；而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论及较少。

事实上，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社会氛围。

近代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凌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日渐形成。

而它一经形成，便促使国人进一步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

1903年，《浙江潮》连载的《民族主义论》感叹：“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2］。

中华民族在危机中觉醒，在觉醒后奋起。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

一时间，各种“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救国“方案”、“主张”此消彼长，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

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我们应“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3］。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救世学说传入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来源于民族主义的感召与刺激。

民族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底蕴，而且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参照、思想素材与思想资源。

民族主义与反帝目标的确立。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反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

1901年10月，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

不使他族侵我自由，我亦毋侵他族自由。

”他还说，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首先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滋生的。

反帝是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之一。

反帝目标的确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一纲领的制定固然得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但也是民族主义反帝情绪的延续。

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反帝的呼声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起了铺垫作用。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表达反帝主张、推进反帝实践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一，明确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尽管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受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申明“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因此，除大革命失败后的短暂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所批评外，总体上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持肯定与认同态度。

这种肯定与认同，促进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协调与国共两党联合对外。

其二，借用民族主义话语表达反帝主张。

1924年8月，陈独秀在《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

”19 25年8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申明：“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

”这说明，陈独秀、瞿秋白已借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反帝主张，或者说将反帝纳入民族主义的话语。

如此，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也易于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其三，借助民族主义推动反帝的实际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的实际斗争中，善于运用民族主义来动员、组织民众，民族主义成为促使民众投入反帝斗争的精神支撑。

张国焘在回忆“五卅运动”时说：“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