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董少新)

“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董少新）本次研讨会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艾尔曼教授主持的“东亚的知识传递与国际秩序”、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主持的“东亚的近代化与新知识”、大木康教授主持的“东亚的历史与文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主持的“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交涉”和葛兆光教授主持的“方法论：世界史中的东亚”。

会议共发表17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4至21世纪东亚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和国际地位，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东亚与西方的关系、东亚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加深了我们对东亚区域历史的理解，也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问题。

一、“东亚的知识传递与国际秩序”本组的四位发言人就历史上东亚内部各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前近代东亚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和20世纪东亚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莉丽在其所发表的论文《室町时代日本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中，分析了僧侣和商人在东亚信息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认为，受到当时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状况和两国关系的影响，当时中国信息向日本的传播存在以下重要的、有别于其他时代、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第一，这一时期信息传递的载体主要是遣明使团中的僧侣和商人；第二，由日本僧侣和商人传递的信息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信息；第三，可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个体的减少和信息传递的间隔变长，使得日本获得中国信息的同步性降低。

与明朝为了抵御倭寇而出现的关注日本的高潮不同，同时期的日本收集中国信息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层面的，存在着目的性弱、随意性强以及同步率低等特点，误传和误读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而有些不准确的信息甚至会因为日本人的心理暗示而在他们的心中发酵、蔓延，这种了解上的隔阂很可能也是导致日后日本挑起侵略明朝的战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古柏（Pieter Keulemans）发表论文《向世界打开中国：17世纪两部荷兰悲剧里的明朝之亡》。

17世纪，有关世界的新知识和复制这些知识的新方法，正在迅速改变欧洲人对世界的感受，世界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整体，它虽然大，但确实是可知可及的。

正是在这种感觉之下，被看做“第一个全球性新闻事件”的明朝之亡才会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17世纪的欧洲读者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只能从童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才能了解的地方，它成为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

中国成了一个有力的符号，代表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彻底探索和充分了解的，当然，也是可以被完全占有的。

既然大明帝国已经多次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那么它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到来，似乎确实成了打开这个始终封闭的帝国的黄金机遇。

古柏教授以荷兰作家Joost van den Vondel (1587-1679)和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 (1647-1684)所创作的两部有关明朝灭亡的戏剧为中心，探寻了17世纪欧洲经济、宗教以及科学势力为欧洲打开世界的不同方式，进而展示出，当世界逐渐被视为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社会时，中国是如何呈现为一个必须打开大门才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并自我完善的帝国形象的。

无论在Goes还是在Vondel那里，这种开放感还完全属于早期近代式的，或者是商业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

如果比较一下17世纪中叶卫匡国的以宗教热忱打开中国的擎天神形象和西方媒体要求开放中国网络长城的呼声，很显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这一主题依然在影响西方的想象。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后研究员Mathias Vigouroux发表论文《作为新希望的异国疗法：18-19世纪初法国的艾炙治疗》，考察了18世后期至19世纪前期法国医生对艾炙疗法的态度，对法国医生借用日本艾炙方法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分析了该疗法未能深刻融入欧洲医疗实践的原因。

Vigouroux认为，一种疗法被接受的条件并不在于它的功效，而在于医生们将一种新的疗法通过科学实验报告的形式转化为具有科学性的程序链的过程。

尽管欧洲医生们做了大量实验，但是并未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以解释艾炙在临床上的成功。

所以，导致艾炙未能被深入地整合进欧洲医疗实践体系中的原因，在于其在阐释上的多歧性。

尽管如此，艾炙这个词还是在欧洲新的电动反刺激疗法中留下了痕迹。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安田佳代发表题为《战争期间的东亚国际卫生事业——地区内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事业》的论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和平机构国际联盟成立了，其活动在世界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些优秀的业绩，它强化了此前被置于国际社会周边的亚洲及南美等地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而其承担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国际卫生事业。

1921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成立，其在国际卫生史上留下三项功绩：第一，确立了国际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政府乃至非政府组织合作致力于国际卫生事业的体制；第二，将国际卫生事业推广到欧洲以外的亚洲及南美等地区；第三，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改善营养状况和居住环境等预防医学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传染病信息业务及对策方面。

安田博士聚焦于日本和中国，探讨了战争期间东亚的国际卫生事业问题，认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推动的东亚卫生事业，为日本和中国的卫生进步作出了贡献，而且该事业与区域内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为今天的区域合作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

二、东亚的近代化与新知识该组四位发言人从具体个案出发，展现了东亚的近代化过程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发表论文《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近代日本人对上海认识的演进（1862-1911）》，根据日本文献，梳理了从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上海之行到清朝结束这段时间日本对上海的认识。

幕末日本人开始注意到上海，大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抵达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撰写的“唐风说书”传到日本，据此出现的岭田枫江《海外新话》中提及了与此次战争相关的上海；二是1894年、尤其是1859年日本被迫开国后，大量欧美商船开始来到横滨、长崎等开放港口，这些船只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上海驶来。

当日本人获知上海有美国等国派驻的商馆，适宜于派遣官方的贸易商船，于是才有了1862年的“千岁丸”上海之行。

文章对《上海杂记》、《航海日录》、《黄浦志》、《航沪日记》、《沪上日记》、《清国通商全书》、《支那经济全书》等日本文献中有关上海的部分加以描述，认为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和反观日本自身的参照系。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Federico Marcon发表论文《近代早期自然历史中的插图与知识——一个比较的视野》。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日本的博物学家们看来，世界集合了庞大数量的矿物质、植物和动物的标本，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学者、医生、药剂师和好奇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些标本不仅提供了其所代表的物种的一般特征，同时作为独特的存在，吸引着他们的兴趣，成为被观察、描绘、分类、实验的对象，也用于收集、交换、生产和稳定物价，并带来乐趣和审美享受。

欧洲学者Ulisse Aldrovandi、Conrad Gessner和日本的栗本丹洲、平贺源内、岩崎常正，致力于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秘密生活，并使用插图来呈现物种的生理信息。

对图像的看重，正是他们区别于前几代博物学家的地方。

作者分析了16-19世纪多种自然史著作中的动植物和矿物插图，不仅比较了自然史著作插图在不同时期的异同，而且考察了东亚（尤其是日本）与欧洲的自然史著作插图的各自特点。

文章中还分析了日语中“写生”、“写实”和“写真”这几个概念所表现的认识论上的内涵。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Sheldon Garon发表论文《战时日本的大后方与粮食不安全问题》，该论文是作者新研究计划“大后方：二战期间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跨国研究”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全面战争带来了超越国家属性的共同挑战，在诸多大后方问题中，作者选择关注民心、生活水准和牺牲情况、组织地方生活以及对空袭的反应。

文章中，Garon教授深入研究了粮食在战时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对二战每个交战国而言，粮食供给是一把双刃剑，各交战国通过造成工人和普通民众粮食短缺，力争从大后方削弱敌人，同时各政权也认识到，如果它们不足以养活其平民，人民就会停止支持战争努力，甚至可能发动暴乱。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师卯田宗平发表《如何保护大自然：从外来鱼类问题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以正在日本琵琶湖实施的驱除有害外来鱼类的事业为线索，试图探明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核心人物——渔民的对策，并从他们的行动之中重新探讨应该如何来保护自然，以及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维持生计的人们、主张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人们以及市民和研究者，共同为“保护自然”这一目标做出努力，或许就能构筑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三、东亚的历史与文献本组三位发言人分别从档案文献、影像资料和碑刻资料入手来研究东亚历史问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发表论文《清代前期对江南海外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管理——以日本长崎唐通事相关文献为中心》，认为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放诸整个东亚乃至东西洋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

该文主要利用《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结合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琼浦佳话》，以及《呈词翻案》、《琼浦偶笔》、《长崎纪略》、《袖海编》和各类长崎唐馆图像资料，通过逐条解读《崎馆海商条约》，就清代前期江南海商水手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初步的揭示，并对此一条约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较为细致的分析，进而认为唐通事史料不仅是以往习知的长崎贸易史、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江南社会史的重要参考。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李洁发表论文《幻影重重的满洲国——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1932-1940）制作的纪录片为研究中心》，考察了由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在日本操控下的满洲国制作的一批纪录片。

1906年日俄战争后满铁成立，随后逐步掌握了满洲的铁路、煤矿和工业厂房，进而取得了中国东北的经济控制权。

1923年，满铁公关部成立映画班，开始制作观光电影，以此向日本企业家和游客宣传满洲。

这些影片主要在满铁沿线和日本放映，有些甚至在国际上展示。

成立于1937年的满铁映画协会逐步取代了映画班，主要致力于宣传满洲国的“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意识，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日本观众，而且是“未开化的满洲民众”，于是这些纪录片被称为“启民电影”。

满铁电影长期以来在日本和中国的电影史上都被作为屈辱性的一页。

作者认为，满洲国电影作为典型说明，通过旨在展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多样性的视觉图像，正好印证了要形成民族国家的意图；满铁电影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国家。

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和观众并不一定代表殖民政府，但也参与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们或许满怀理想和善意来到满洲，但是心中的美丽新世界依旧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