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工业化途径与过程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业工业化途径与过程的实证分析*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邵晓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通过对已往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差距的研究，尝试建立了一个基于农户理性行为的三部门均衡模型，用以说明在现时情况下，中国农业工业化进程或农业生产方式改进的一个途径。在对计量模型的分析中，说明了原有计量方法及结果的中存在着不科学的因素。接着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是农业工业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键词：农业工业化，农业劳动力，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及理论的简单回顾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文中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张培刚先生在该文中又指出：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因此这个定义不仅适于工业社会，也适于农业社会农业国家。根据这个定义，农业工业化可以定义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等，其中最根本的应当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因此，考查农业工业化水平也就是考查农业生产函数的形式，也就是农业生产方式。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农业生产方式带着几千年的遗传，长期处在技术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的状态。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中粮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农业生产率低下问题仍然存在；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的发展停滞，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低下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虽然出现的时间长短不一，但却反映着同一个问题，即：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从而导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低下。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方案》中也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它低收入国家。

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和农民贫困的成因，最广泛的观点认为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估计为4亿上下，其中1.8至2亿之间为剩余劳动力。中国学者的估计大致有以下几种：低位估计为1亿——1.5亿人（吴敬琏，2001）；中位估计为2亿人（陈剑光，2000）——2.5亿人（张忠法等，2000）；高位估计为4——5亿人（温铁军，2001）。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途径就在于转移农村大量的劳动力。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任保平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感谢，文中不当和疏漏之处，责任笔者自负

[作者简介]邵晓，男，1984年7月生，江苏铜山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2级经济学基地班学生

E-mail: shao-xiao@

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表1的数据表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亚洲平均水平，在某些方面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农业国。

表1、资料来源：《1999年国际统计年鉴》、《2003年国际统计年鉴》引自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数据

单位：(台/千公顷)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比较落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多地少，机械化程度不高。

在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主要集中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二元分割的理论，经典的理论有刘易斯的刘易斯模式（刘易斯 1954）；拉尼斯、费景汉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拉尼斯、费景汉，1961）；乔根森模式（乔根森，1961）和托达罗模式（托达罗，1970）①。这些理论的意义和缺陷已为大家所熟知。但这些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没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就是这些理论中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是没有资本投入的，因而是没有前途的。例如，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土地也十分有限，而人口的增长很快；拉尼斯和费景汉则认为，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资金缺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不明显的技术进步和耕作习惯的改进，而不是依靠农业现代化的工具；同样的，在乔根森模式中也忽视了农业物质投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要么是认为传统农业没有资本或物质资料的投入，要么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主要依靠现代化的技术，这几点都并不切合发展是国家农业的现实，与中国的现实也是相悖的。

这一类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这一类发展中国家农业或农户生产方式的论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原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对农业或农户的生产方式的假定都过于简单，表现在：1、大多假定农户的生产只是种植业的生产，忽略了传统农业往往和小的家庭手工业或其它产业相结合这一特点；2、大多数的二元模型在研究农业生产方式时把资本要素排除在农业生产之外，而实际上非人力的物力投入在农业生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综合了日本的水稻生产中资本投入，中国清代农学家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和物质的投入的总结，中国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先生对明末至清中叶的江南稻田每亩用工量与投资的研究，以及舒尔茨对印度灌溉区的

①这方面的内容参见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第282-3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

农业投入的考察与美国农场的投入的比较等论述之后，认为传统农业生产中资本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承明，1994）。

在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先驱舒尔茨的理论中，改造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收入新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这在理论上有着很大的突破，但在中国这一类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实证证明，对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投入对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其中原因就在于，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大多离开了农村，并没有发展农业①。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对农业的作用是很小的。

综合上述吴承明先生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总结与批评，并进一步的结合当前中国农村中较普遍存在的外出务工现象,笔者认为:从农户层面上研究，中国农户的生产函数中应当包括农业生产，非农业的自我雇用，工资这么三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对于研究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研究当前中国的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长时才能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

二、理论论述及数理模型

这一部分着重论述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出现对农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生产方式或农业工业化的影响。这里的非农业就业部门指的是在农村的农民非农业的自我雇用和在工业部门的工作，前者指的是包括自给劳动在内的一切非农业的劳动，如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纺织，食品加工等。

这里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建立在以下最基本的假定的基础上，即：农民是理性的，可以有效率的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其中包括劳动、资金、土地等，农民在决策时也会考虑其选择的机会成本。在这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因为农民可以有效的配置自己的生产要素，所以农业生产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值或为负值的情况。这些已经为舒尔茨所证明。

在发展经济学学说史上，另外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先驱如刘易斯、罗森斯坦等认为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中对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标准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是否为零或为负值。这个理论中潜在的假定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不可能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要素。因为如果农民是理性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长时期的劳动边际产出为零的情况，农民就应当转而从事其它领域的活动。

而对于农民有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资源有效的配置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是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愚昧落后；也有学者认为农民追求的是道义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斯科特，1976）；或认为农民的行为属于道义的行为，受到礼俗的支配，而并非是完全为追逐个人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习惯、习俗和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对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费孝通，1947）。但舒尔茨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舒尔茨，1964）。珀普金在对越南的农村经济研究中，也认为，农民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同样受市场规律支配，他们犹如资本主义的公司一样，瞻前顾后，权衡长期和短期的收益，最后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笔者认为，农民对其要素的配置，就其产出能力来说是低效的，但却实现了一定要素条件下利益的最大化，有其合理性，也是在一定制度条件下

①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赵忠《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经济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