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议

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议2013级金工一班李思韵目录：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地位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1）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原理：使用价值与具体劳动，价值与抽象劳动2)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3）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结阶段。

4）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地位1）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比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劳动的二重性”；2）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3）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的历史规律的基础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石，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主体地位的学说。

马克思从“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入手，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罪恶，并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议1)、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否定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后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现象的现象描述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对立或争论很早就已存在了，特别是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开始就有了比较集中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

斯密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二重性。

当斯密使用抽象方法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或矛盾时，他就转向了现象描述的方法。

如，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到购买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认识转变，就是这一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

同时，斯密经济学方法的二重性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庸俗经济学接受和推广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方法，而李嘉图和马克思则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的科学抽象的方法。

从对李嘉图的批评开始，庸俗经济学家就没有停止对在政治经济学中采用抽象方法的批评。

萨伊就曾批评过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过于抽象，他说:“李嘉图先生，有的时候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个指责可能是有根据的。

尽管李嘉图的抽象方法相对斯密而言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

由于李嘉图往往会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推论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概念，进而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众多批评者中，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抽象方法也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熊彼特等。

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

”汇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提供其经济理论的经验证明，而是“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抽象不仅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法说明那些实在的、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概念。

布劳格也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反对者。

他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彻底的本质论者，但马克思运用本质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不顾各方面的经验事实，简单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现实的。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经济现实，或者说劳动价值论“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过度使用了抽象方法。

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显然，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而科学的抽象方法要求“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忽视或背离经验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充分占有具体材料和全面把握经济现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矛盾，进行一系列科学的提炼、归纳和概括，从而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成功地抽象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和劳动力、利润和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

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本质抽象的方法，才使马克思越过复杂经济现象的层层迷雾，深人经济现象的本质，探求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在于它不会机械地、不分主次地观察和理解经济现象，而是在研究中将那些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干扰因素排除出去。

在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的过程中，暂时不考虑货币因素、供求关系和剩余价值，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2)、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在寻找价值源泉中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性。

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商品的本质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而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十的，可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

我国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共同的质。

将效用作为价值的源泉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的价值源泉不只有劳动一个，而是有多个，相应的就产生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的“四要素论”、配克的“商品价值论”等多种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

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将价值源泉唯一地归结于劳动提出了异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等。

如，有位学者认为，“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使马克思从商品的实际价格这一表层现象开始，逐步探寻到生产价格、交换价值、价值，并最终将价值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一深层本质。

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于价值，并将价值的源泉唯一地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为本质的抽象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一切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

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不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认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

3)、对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不理解《资本论》的整个叙述结构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只有通过深人研究抽象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思维行程要从事物最本质、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运用概念、范畴等本质规定在理论上把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和思维中还原和再现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立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后，又在第三卷将之发展成为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

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本质”到“思维具体”的过程。

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看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看到第三卷和第一卷之间形式上的所谓“矛盾”。

国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和国内学者关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是国外学者围绕劳动价值争论中最主要、最持久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争论。

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否是矛盾的。

庞巴维克认为，“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

像庞巴维克一样，萨缪尔森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两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而且“价值向价格转化”意味着完全放弃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代之以第三卷的价格概念。

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理解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也不了解马克思在论述价值转形过程中所经过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

事实上，价值转形理论并不会否定价值规律本身，而只是使价值规律在贴近于经济现象这个层面上有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表现形式。

虽然转形后的商品生产价格往往会与商品价值不一致，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往往会与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一致，但全社会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也仍然等于总利润。

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也是我国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

关于商品价值量由哪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终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二是由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三是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

事实上，理解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不应产生所谓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疑问。

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量决定的本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