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

“工农武装割据”

来源：中国台湾网

“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全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消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有些同志甚至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还能打多久，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以及同年11月25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回答，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为纪念这位国学大师，写下了《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口号迅速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极为热衷的座右铭。

陈寅恪这篇碑文，概括了王国维先生的文化人格，同时也是陈寅恪自己思想的集中表达，以其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从此，这句口号成为红军游击战术最根本的精髓。

“中国科学化”

——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又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一些积极宣传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是外来的理论和文化，但是它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儒、佛、道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区别就是它的科学性。

继新文化运动之后，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又兴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的使命或中心内容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使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针对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毛泽东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指出了“中国革命不仅必然会迎来高潮，而且很快会走向高潮”，纠正了部分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指引了全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党全国群众争取伟大胜利的立场和信心。

“农村包围城市”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1930年，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完成了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飞跃。而明确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为实现这条道路的政策原则、战略战术方针的完整提出，则是使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理论更加完善、成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和许多新接任的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划脚、瞎说一顿的倾向，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尖锐地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强调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他宣布：“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到底怎样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毛泽东指出：一对调查工作要有深刻的认识；二要有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三要对调查要点有深刻细致的了解。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左”倾的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部署了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为配合武汉暴动，李立三等命令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然后迅速占领岳州，向武汉进逼；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继而改为进攻长沙，尔后再夺取武汉）；鄂豫皖的红一军帮助鄂中及沿京汉铁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线，以进逼武汉；鄂东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四、五纵队均应配合，以进攻武汉为总目标；闽浙赣区红十军进攻九江。李立三等人设想由于红军的进攻，国民党忙于应战之时，武汉举行武装暴动，以夺取武汉。组织天津、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组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组织全国铁路、海员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总罢工；在南京、上海、广州、镇江等中心城市，以及九江、鄂西（驻沙市、宜昌的川军）、京汉路的敌军中，迅速组织广大的兵变与兵暴；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等省普遍举行大规模的地方农民暴动，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

实践证明，李立三所期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1931～1940

这十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军民誓死抵抗，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事迹。“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这个时期，口号发挥了其无可替代的作用，鼓舞着全国军民奋勇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