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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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徽州汪⽒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徽州汪⽒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井佐知⼦ 笔者曾在《徽商及其⽹络》⼀⽂中,以⽹络分析的视⾓对徽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加以考察;本⽂拟通过对徽籍汪⽒的个案分析,对这⼀互动关系加以更清晰的勾划,选择汪⽒做个案研究的理由如下;1、“新安郡望⾸汪”,汪⽒作为徽州第⼀⼤姓更具典型性,2、徽州汪⽒诸多分⽀均可归为隋末第44世汪华和他兄弟门下,谱系源流清晰,便于研究;3、现存的汪⽒族谱数量最多,这就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笔者根据汪⽒族谱所提供的资料,拟就徽州汪⽒的族源、汪⽒家族从唐代⾄民国的迁徙及其商业⽹络、汪⽒商⼈与中国社会互动的特点等问题作—探讨,以就教于⽅家。

⼀、汪⽒家族的起源 在众多的汪⽒族谱中,其族源及最初移居江南、徽州的记载,互有歧异。

关于始祖有⼆说:(1)鲁成公次⼦名汪,“封颖川侯,⽣⽽有⽂在⼿,⽈汪,故名”。

此⼈被视为汪⽒始祖。

(2)汪姓起源于夏代的汪芒之地,⽽汪芒即今之浙江湖州。

关于迁徙⾄江南的时间及经过有⼀说:(3)汪姓第31代的⽂和为汉代龙骧将军,任官会稽令,始到江南,因爱会稽的⼭⽔,遂定居于严州(今浙江淳安)。

⽂和被某些族谱视为江南汪⽒始祖。

关于迁徙徽州之始有五说:(4)汪⽒第31代的⽂和南渡之后,定居于“歙州遂安”。

(5)⽂和定居于“歙州黄墩”。

(6)汪⽒第36代的道献移居于“徽州府歙⾢”,其后第41代的叔举⼜移居“绩溪⾢登源”。

(7)汪⽒第41代的叔举任南齐的军司马⽽迁徙⾄“新安”。

(8)汪⽒第44世孙汪华值隋末因保障乡⾥有功,于唐初被封为越国公,管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三⼲户。

汪华即为新安汪⽒始祖。

以上8说.关于⽂和的三说显然有误,龙骧将军之设是晋代的事,汉代根本没有此职。

关于汪⽒家族起源的两说,也是⾃相⽭盾的。

我想后世汪⽒各种族谱的编纂者中,肯定已有⼈发现了这些错误和⽭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加订正,仍将关于汪⽒起源的两说及龙骧将军写进族谱⼤事渲染呢?其理由只能作如下解释,即族谱编纂者们最关⼼的并⾮是正确记载下的事实,⽽是要加强明清以来汪⽒族⼈的“认同(Identity)”。

扬州常氏忠武祠堂及后裔综考

扬州常氏忠武祠堂及后裔综考

扬州常氏忠武祠堂及后裔综考作者:常大清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07期【摘要】坐落在扬州市江都境内的常氏宗祠,始建于明中期,清末期移址,后来逐渐衰败直至拆除。

常氏后裔对祖先的记忆也随着祠堂的消失逐渐淡漠,本文通过走访当地常氏族人、查阅相关史料,探索出扬州常氏支系始祖及世系字辈。

对于研究常遇春家族史、明前期历史文化、江都地域史均有裨益。

【关键词】常府巷;常家沙;常遇春【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祠堂,祭祀宗祖的场所,在家族内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在历史长河中,传承着民族文化的内涵,彰显着家族光辉的荣耀,维系着族支亲情的稳定。

扬州常氏宗祠,坐落于扬州市江都区高汉村。

解放后因历史原因被拆除,在实地考察、访谈常氏族人的基础上,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扬州常氏宗祠做了初步考证。

为研究忠武常氏家训、家规,常遇春家族史、明前期历史文化、扬州地域史均有裨益。

(为命名扬州市江都区高汉村忠武常氏后裔们,以下简称“扬州常氏”)一、宗族的记忆扬州常氏宗祠,号“忠武”,原建在长江中的沙洲——“常家沙”上。

由于没有堤坝,每当江潮上涨,临水的陆地被潮水冲击,时常会出现涝灾或者坍江。

扬州常氏族人常益林(1832-1905年),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当地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在族内较有威信。

1865年,常家沙经多次坍塌,陆地面积逐渐减小,江水距常氏宗祠愈来愈近,随时有可能坍入江中损失殆尽。

常益林知晓祠堂对家族重要性,在和族人商议后决定将祠堂迁出常家沙。

于是,将祠堂拆卸、材料装船,待江水涨潮时起航,顺着长江岔流水道,迁至北面40里外的高汉村。

由于江水来势凶猛,搬迁迫在眉睫,幸好扬州常氏人多且齐心协力,将原本较长的耗时大大缩短。

至今,扬州常氏流传有“一夜之间移址高汉建成祠堂”的传说。

随后十年时间,常家沙全部坍入江中,族人陆续迁出,现居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浦头镇、塘头镇、郭村镇,扬中市新坝镇、泰州市刁铺镇、口岸镇、罡阳镇、泰兴市七圩镇、八圩镇,泰州市姜堰区姜堰镇,常州市武进区于塘镇等镇。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

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本期《用益带您一起探寻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我们向您介绍出身盐商世家的江春。

盐商世家:科举受挫后下决心经商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广达,徽州歙县江村人,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

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

他少年时曾立志读书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

乾隆六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推荐做官,但因当时官员名额已满,未被接受。

然而,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江春的一生。

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勇于担当: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总商接过家族盐业重任,也许起步就担任总商。

江春不仅要打理家族盐业事务,还要参与盐业管理的公务;作为后进,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掌握。

他虚心求教,受到前辈总商汪廷璋的赏识和提携。

用江春自己的话说“遇事每相咨,导我尽忠告”。

江春天资聪敏,又有文化,成长很快。

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八大总商之一。

使他在众总商中脱颖而出的最初事件,应是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扬州的迎驾筹备工作。

这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康熙帝)时已远,无故赎可稽,公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赢得皇帝的欢心和盐务官员的赏识。

二次南巡时,江春因迎接有功,召对称旨,被授为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

此为总商头面人物所能得到的最高职衔。

如果说,此时的江春已跻身于一流总商的话,那么,几年之内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从不同方面建立、肯定了他在盐商中的领袖地位。

清代徽州儒商“扬州二马”

清代徽州儒商“扬州二马”

居 扬 州 的 祁 门籍 徽 商 “ 扬 州 二 又作 为扬 州 盐商代 表 ,入京 恭贺
马 ”—— 马 日珀 、 马 日璐 。
“ 暑 气 消 残 露 气 浮 ,晚 凉
皇 太 后 生 日, 曾获 候 选 主 事 的 高 树 系轻 舟。荷承 翠 雨虚 亭静 ,
祁 门 马 氏源 自江 西 鄱 阳 ,
两 明轩 、 藤 花 庵 、 七 峰 草 亭 、
宋 人 文集 、诗话 、笔记 ,山经 ,
集》 。 时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
丛书楼 、清响 阁等 十二 景。 丛 地志等秘籍 ,撰成 《 宋诗纪事 》 书 楼 贮 书 十 万 余 卷 ,藏 书 之 富 百卷 。马 氏兄弟还 参 与该 书前 甲于东 南。兄弟 俩淡 于仕 进 , 二 十卷 的搜辑 考证 ,撰 写按语 , 酷 嗜典 籍 ,凡是遇 见珍 秘 书籍 , 协助 辑 书 出力甚 多。
画题过 诗 ,名 为 《 题 渐 江梅 花
古 屋 图 》 ,诗 日 : “ 空 山 悄 无
“ 为 粥 人 ,有屋 架 岩壑 。阴 崖背 春 时 , 门 娶 原 配 张 氏 ,早 卒 。 来 扬 州 以投 诚 致 行 为 实 务。 ” 后再 娶 胡 氏、 汪 氏。 汪 氏生 三子 , 以食 江 都 之 饿 人 , 出粟 以 振 镇 何 尝 着 冰 萼 。 想 见 落 笔 梅 ,超
卒于 1 7 7 4年 ,生子 四人 。老 大 施仁 爱 ,造福 百姓 ,声 名远 播 。 是 清代著 名 的藏 书家和 诗人 ,
“ 酝 酿群 籍 ,抒 写性真 ” , “ 削
“ 二 马 ” 兄 弟 居 扬 州 新 城
1 6 8 5年生 , 病故 1 7 2 6年。老 大、 他 们 好 古 博 雅 ,考 校 文 艺 ,评 刻得 山之峻 ,明净 得水 之澄 。”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的系统整理和利用。

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

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

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

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

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

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运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

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

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

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2《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着姓,聚族于黄山。

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

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

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

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

明清两淮的徽州盐商

明清两淮的徽州盐商

明清两淮的徽州盐商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

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

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

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与晋商不同,多数徽人是结伴来扬州的,并且大多是徽州大姓,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八姓。

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

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

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地位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

江演的历史机遇就在于,他碰上了一个对于徽商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盐业新政,这就是1617年由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等倡导并推行于两淮盐场的改革:纲运制。

纲运制,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的内涵是盐由老百姓生产,由商人收购、运输和销售。

唐朝中叶,刘晏创立了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在历经了855年之后,至此被食盐专商制度所取代。

两相比较,就场专卖归利于国,纲运制则归利于商。

纲运化的本质,就是把商人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因为官方拖欠盐商积引过多,盐商购买新引的积极性就不够,这样官方的盐税和财政就没有保证。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是徽商的要紧行商地域和侨寓居住之地。

徽商踊跃参与江南地域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治理;在江南地域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域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进展与文化进展彼此增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域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域;文教事业明清江南地域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域,这其中既有该地域自然条件优越的阻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紧密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修各级各类教育机构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江南地域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

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

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

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

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

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

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

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

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

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

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假设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

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假设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

”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缮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有始有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和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朝仪征县学的修缮进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清代前期的扬州徽商

作者: 刘文智
出版物刊名: 江淮论坛
页码: 42-48页
主题词: 徽商;扬州;徽州商人;沿江区域;两淮;盐商;明清两代;土著;郡国;商业资本
摘要: <正> 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的商业中,占据很大势力,其经商范围遍布全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迂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①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茶、木、质铺和盐,“茶叶(徽州)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

”②其中盐业为其大宗,主要以两淮地区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

在徽州,外出经商“就食他郡者常什九”③而在外长年行盐的“大半家于扬州,”④入清之后,扬州竟“土著较流寓。

明朝时期徽州海商

明朝时期徽州海商“无徽不成镇”是对徽州经商状况最好的诠释。

历代对徽州民众参与商业活动频繁最多的解释就是“人地矛盾”的冲突,据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介绍:“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

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几聚族居之。

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

”确实,本是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但处于徽州山区那样绵延起伏的地形之中,只靠单纯的有限土地已承受不起巨大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想要在这种矛盾中获得生存,经商就成为徽人获得求生之道的一剂良方。

徽商的经营种类繁多,有凭借优越的地理优势,顺承国家政策而起的两淮盐业,有以手工作坊形式为主的丝、纺、制瓷业,有依托徽州山区经济存在的竹、木业,有依靠本土特产的茶、炭、漆等为主的土产买卖,还有以资金借贷、典当为主的金融业。

各行各业的徽商奔走于全国各省,为明朝的商品经济繁荣注入了新鲜血液。

正如所言:“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徽商素被冠以“贾而好儒”的特征。

在重本抑末的统治环境大背景下,商人群体一向被认为是“追奔逐利”“重利忘义”的奸诈之徒,但是徽州商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儒士气节。

他们或“先贾而后张儒”,或“舍儒而从贾”,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始终能彰显于他们的行商坐贾的理念之中。

徽籍考据大家戴震曾言:“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研究徽学历史学者也素用“以信接物”“以诚待人”“以义为利”之词对徽商褒赞不已,在这个经商范围遍布全国各省的商人团体中,历来学者对其中一个行业团体的评判是褒贬不一的,就是徽州海商。

明朝开国以来厉行海禁政策:“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

”即使是永乐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仅仅是依靠狭隘的朝贡贸易来宣扬国威,并没有将“通商获利”当作真正的开放目的。

论明清徽商及其子裔之文学贡献

论明清徽商及其子裔之文学贡献温世亮【摘要】Huizhou Merchants have the tra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while being en-gaged in commerce”, which lay ideological basis and economic basis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Up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have become popular era cultural groups which draw great concerns of the society .They contributed a lot in literature , such as leading literary creative atmosphere , diversifying literary themes ,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literature , etc.As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 Huizhou Merchants ’ and their descendants'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prove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传统和特点,这为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文化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

至明清时期,徽商及其子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受社会关注的时代文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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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1996年笔者撰文《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论述到仪征人才兴起的缘由之一,是移民的徽州盐商致力于当地文教事业。

然所述甚浅,因而有进一步研究的愿望,故在文末云:“笔者拟另撰《盐商·移民与扬州》,作专题探讨”①。

今作此小文,讨论徽商与扬州关系的某些方面:经商扬州及定居,协助盐衙和地方官兴办地方公益和福利事业,以就教于方家。

一、徽州人经商扬州及定居简况徽州人到扬州经商及定居的情况,以及在扬州的外来商人中的地位,已有一些著述提出予人启发的见解,如王廷元等在《徽州商帮》文中同意陈去病的“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认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山陕商人已“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②。

田培栋不约而同地持有类似观点,在《陕西商帮》论文中说,明中叶以后,山陕商人的经营淮盐,“保持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大约仅次于徽商”③。

徽商在扬州的地位究竟如何,笔者尚难深入论及,不过想做点基础工作:了解徽州人落脚扬州的情形。

笔者对这方面的资料,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所掌握的多属在扬州寄居、入籍或占籍而获取科举功名的徽州人的情况,最早移居的商人材料相当贫乏,这迫使笔者拟先作出有关功名拥有者的六个统计图表,然后有所归纳分析。

江都是扬州首县,雍正年间将它一分为二,析出甘泉,均为首县。

然而乾隆以前江都人的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准确区分出江都、甘泉二县的,故而这里依据乾嘉时期的典籍,制作《徽州祖籍江都人功名、善举表》,反映生活在江都、甘泉二县的原籍徽州人及其后裔的科举状况。

所据的载籍是乾隆《江都县志》卷十二《选举》、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四《选举》和《光绪江都县续志》卷四《选举》,版本均是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分别是华中地方第383号、第394号、第26号。

表中资料出处仅注某年代志某卷某册某页,若上下连续,同书同卷同册同页的,就注明“同上”。

①冯尔康等编:《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先生百龄冥诞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92页。

②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50页、第454页。

③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61页。

两淮盐政设于扬州,其下属机构淮南监掣同知署、批验所设在仪征,徽州来两淮的盐商,有的到仪征贸易,有的先到扬州或其他地方再转至仪征,或者家住扬州而占籍仪征,因此该地有不少祖籍徽州的商人,今据道光《仪征县志》卷九《舆地》、卷十二《食货·户口》、卷十五《食货·盐法》、卷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人物》、卷四十六《祥异》,制作《祖籍徽州人侨寓、入籍仪征表》。

此表曾载于《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一文,今略作变动,转录于此。

当然,就笔者所知,徽州人入籍或定居于仪征的,远不止表上的那一些,如李怀阳,生活于明末清初,人籍仪征①。

再如江煜、程鸣等人,均占籍仪征,而居住江都②。

因资料不是出于仪征县志,而未列人表内。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仕宦表》记录扬州人的史事,其有关祖籍徽州者的情形,制表于下。

①盛成:《我的母亲》,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②嘉庆《江都县续志》卷6《人物》,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94号第230、242页。

徽州人到扬州经商,逐渐人口繁殖,加之赴扬时,有的是族人同行,或陆续到来,这样,过了若干时间,就在扬州形成新的家族,有的颇有活力,发展成为大族、望族。

扬州人李斗“强识博闻”①,“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之贤士大夫流风余韵,下之琐细猥亵之事,诙谐俚俗之谈”,于乾隆末年著成《扬州画舫录》②。

这是一部关于扬州史的笔记体专著,尤详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对生活于扬州的徽州人、原徽州籍人多所记录,笔者利用它的资料,编制一表。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表中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不一定是移居扬州的第一代、第二代,可能是后几代,笔者仅就《扬州画舫录》所提供的资料获知该家族世代关系,姑名之某代而已。

①《扬州画舫录·谢溶生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扬州画舫录·自序》。

在扬州经营盐业的有许多外省人,而以山西、陕西、徽州为多,前两者被人称作“西商”,西商、徽商各有何种地位?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九《选举志》和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七《选举志》,记叙本地及寄居学子的科举简况,可作某种分析的资料,因之据以作区分籍贯的《在扬州的秦晋徽人科举统计表》。

所使用的这两部府志,均为台北成文版“中国方志丛书”本,分别是华中地方第145号、第2号,表内的注释,时间为公元纪年,以“甲”代表进士,“乙”表示举人,“鸿博”代指博学鸿词科,a表示嘉庆志,b表示同治志,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嘉庆《两淮盐法志》(同治九年扬州书局版)提供的资料,涵盖两淮地区史事,而非扬州府志那样只是扬州地区的,兹据其卷四十七、四十八《科第表》材料再制作一个统计表,其时间为公元纪年。

胡承熙歙县举人员外郎1619 黄愿素歙县进士主事仇梦台歙县进士主事1621 鱼赐绯泾阳举人方国儒歙县举人知县1622 武宪哲临潼进士副使李柄大同进士巡抚1624 毛昌宗泾阳举人程云歙县举人秦际皡三原举人程绍儒歙县举人知州黄鼎歙县举人1625 吴孔嘉歙县进士编修吴家周歙县进士尚宝司卿1627 汪康运歙县举人知县1628 姚思孝歙县进士大理寺卿王文企歙县进士给事中吴廷简歙县进士副使程子铎歙县进士主事1630 王宏祚三原举人尚书吴宇安歙县举人程名世歙县举人1631 秦所式三原进士巡抚汪桓休宁进士知县房廷建三原进士主事项人龙歙县进士知县郑元禧歙县进士1634 罗炌歙县进士知县1636 张惇泾阳举人何汉杰泾阳举人1637 王泰征歙县进士主事1642 项复阳歙县举人教谕吴伯瑛歙县举人1643 石龙三原进士1645 秦养廉三原举人李兆昌山西举人汪远歙县举人分巡道权持世三原举人1646 杨在陛三原进士主事刘师峻陕西举人员外郎张兰阶三原举人石朗三原举人1647 朱瑞廷歙县进士参议1648 李宗说大同举人1649 员起龙三原进士推官张习孔歙县进士提学道汪继昌歙县进士江防道1651 孙枝蕃三原举人知府吴伯琮歙县举人李彦珽三原举人汪逢年歙县举人梁士骏三原举人1652 韩望泾阳进士主事洪琮歙县进士道员吴文清歙县进士御史王仕云歙县进士推官吴晋剡歙县进士推官1654 王四端三原举人吴植歙县举人李暤凤三原举人汪灿歙县举人孙枝蕤三原举人1655 梁鋐三原侍郎闵叙歙县进士提学道郑嗣武歙县进士知县房廷祚三原进士都御史1657 王民仰三原举人徐冯歙县举人房廷祚三原举人程鹏翀歙县举人张文运歙县举人1658 程汉歙县进士知县罗苍期歙县进士中书项时亨歙县进士知县1660 郭士琦陕西举人李钥大同举人谢廷爵祁门举人知县谢允抡祁门举人知县郑吉士歙县举人1661 江皋歙县进士参议方秉歙县进士1663 韩弋山西举人知县汪士裕歙县举人教授1664 胡士著祁门进士右庶子1665 项蕙歙县举人知州项亮臣歙县举人知县项龙章歙县举人知县程式琦歙县举人知县1667 刘长发山西进士中书洪玕歙县进士主事上列六表并不能理想地说明徽州人在扬州经商及移徙的情形,但就此笔者仍能产生下述认识:第一,徽商、西商到达扬州甚早,文献有所反映,然而不尽如人意。

山西、陕西、徽州商人到扬州地区经商,自然是早在明代以前,不过本文所说的西商、徽商是指在政府监督下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商人,这却是明代以来的事。

从表六可知,明初就有徽商到扬州,但那时很难说是盐商,而明中叶起就有不少盐商了。

表五中陕西籍的黄谏、茂彪、曹英,山西籍的张颐、季春等人都中式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可知他们的先人应当在这以前到达两淮经商,而要成为扬州人的商人子弟以科举中式,就表明商人不会是极少数,而会有一批了。

这是我们的推论,相信是符合实际的,但毕竟证据不足,所以不满意于文献的搜求。

前面六个图表中,有四个是属于科举仕宦人物的,在新移民中,如果本人不是官员流落在异乡,一般成分的工商业者,不仅本身不会成为科举出仕者,第二代也很难做得到,而会在第三代、第四代开始,或以后才有可能。

另外,两个表中的人物,特别是仪征人表,所列颇有非科举仕宦的,然而他们也很难是第一代移民,因为要在地方史志中取得一席之地,得有特殊行动,作为平民百姓,只能是有官方和社会所推崇的孝义行为,诸如在地方上有重大义举等,而这是新移民所难于胜任的。

因此,不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在表里所能见到的人物,所标志的时间,综合来看,在那个时间里,这个人的家庭或家族已经在扬州生活一个时期了,而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他的先人要比他早到扬州若干年。

由此可知,明代中期,图表所示人物不多,远未真实地反映当时实况:要比实际到达的盐商少一些,或者少得很多,这是不如人意的另一个方面。

笔者所利用的文献,大多产生在乾嘉时期,又多系地方史志,众所周知,此时盛行考据学,人们著书立说,提倡言必有据,要经得起考证,新移民的事,口碑多而文献少,著书人为慎重起见,对传说和某些文字记载就不敢使用。

地方修志,有一些禁忌,害怕把别的地区的人和事写到本地志书里,让其他地方的人笑话,如若将外地名人写进来,为本地增光,岂不惹出“借才”之讥,在考据学流行时,这种顾虑更多。

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提高了著作质量,但如果实行不善,也会有负面效应,至少是遗漏史实。

笔者所利用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凡例》,有意识地规定:“邑虽分甘泉,其人物彼此互入,不能划然,凡已见续甘志者不复复出,至近而仪征,远而歙县,且自乾隆三十年以前未裁商籍,又多山陕流寓,实隶本邑,并非借才”①。

特别交代本县人物与甘泉、仪征、歙县、山西、陕西人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有关系的就要写进来,请外地人不要以为是乱拉人,借才沾光。

看来,他们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因为当地移民多,籍属关系复杂,弄不清楚,就会让人看笑话。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能就因为过分小心,遗漏了不少史实。

据乾隆《江都县志》卷十二《选举》记载,1526年中式的山西籍蒋应奎②,1532年中式的陕西榆林籍何诚③,1658年中式的山西籍高晫④,1746年中式的陕西籍梁棠荫和山西大同籍李梦昺⑤,1703年中式的歙县籍吴蔚起⑥,1700年中式的山西籍史宏义⑦,1709年中式的大同籍李同声、歙县籍程喈⑧。

均不见于嘉庆扬州府志,对其中的某些人,府志特意作出不载的说明,如康熙庚辰榜下注云:“案:旧志有江都人李梦昺、李珍、梁棠荫三人,考题名碑录,梦昺山西人,棠荫陕西人,故俱不录”⑨。

“其实这三人在嘉庆《两淮盐法志》里有著录,笔者也将他们移植在表六中了。

嘉庆府志是没有下功夫考证他们的居地和籍贯,因他们回原籍应试,以为他们与扬州没有关系,①嘉庆《江都县续志·凡例》,第1册第7页。

②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93号第2册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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