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的经营管理之道
徽商
1996年，九鑫实业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100万 元，并拿下了新肤螨灵霜的全国代理权，进军北京市场。 不久，在北京也取得了成功。从1996年起，九鑫的销售 额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卫生部的最 新统计数字，目前在全国药品营销行业，九鑫集团排名
第13位。
黄贵银对于贫穷有这样的表述：“我曾经为自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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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史玉柱、董明珠（格力 集团）、张近东(苏宁)、王传福(比迪亚）、吕向阳（融捷投资管 理集团）等人。
在徽州古民居西递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 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由于重视智力投资，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 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 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清代的盐 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 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 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 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 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 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 “谙于盐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黄贵银是山区农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贫寒，பைடு நூலகம்里有10个兄弟姐妹，他是 老小。黄贵银很早就帮着父母操持起家务，他的主要任务是放羊。17岁那年， 黄贵银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什么出路，于是他就跟随着一个在沈阳家具厂工 作的亲戚第一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山沟。这次觉悟让他永远走出了大山，
改变了他的一生。
黄贵银来到沈阳后不久，就失去了家具厂的那份工作。由于既无学历又 无手艺，吃饭成了他的最大问题。很快，黄贵银就连一块钱一天的旅馆也住 不起了，只能去火车站想办法过夜。于是黄贵银开始了打工生涯，从沙厂的 筛沙工到小店铺的杂货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黄贵银都抢着去做，生活也
徽州文化徽商的主要经营
3、茶业
自唐兴及明清，徽州即为著 名的产茶区。徽州茶树种植 和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商 供给了大量优质茶叶货源。 正是凭借这一基础，徽州茶 商在年复一年的贩运名茶过 程中，积累起资本，扩大了 规模，成为徽州商帮的四大 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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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茶商汪裕泰：创始人汪立政(1827-1895)，绩溪人，十四岁 外出上海做学徒。二十四岁时，开了第一爿(pán)茶叶店 “汪裕 泰茶庄”。由于精于划算，知人善任，店业渐盛，其影响居上海 茶业界之首，有“茶叶大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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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业 自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以来，盐税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财
政来源之一。唐代以前，经济中心在中原，两淮盐产量增多 ，地位逐步上升。明清时期，两淮盐业达于极盛，“府海之 饶，两淮为最。” 明清政府从两淮征收的盐课也不断上升 。 明代中期开始，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控制了 这一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徽商能发展成为明清时期中 国最大商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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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朝奉什么生意都做，但最拿手的还是开典当。在这门行业中 甚至有“无典不徽”的说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许多行业一 样，典当业中有同行间通用的隐语。由于徽州人占了绝大多数， 因此典当业的隐语又叫作“徽语”，是根据徽州方言结合当地语 音产生的。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典当业中的势力之大。
由于各地大多数的当铺是徽州朝奉所开，人们渐渐习惯了一进当 铺门就开口叫“朝奉”。后来，朝奉索性成了当铺掌柜的统称， 不论是否徽人开的买卖，一概冠之以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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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商品贩运获取商业利润 3、通过商品囤积获取商业利润 4、通过垄断贸易获取商业利润 5、通过资本组合获得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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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采取不同形式把他们的资本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 网络，几乎使每个人都处于这个网络之中。那种与他人既无借贷关系又无合 资、委托关系而完全独立于这个网络之外的商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绝 大多数场合下，徽商的这种资本组合关系都是在同乡同族的范围内建立起来 的，他们因是同乡同族，足以互相信赖，互相支持。而这种资本的结合，又 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之间地缘与血缘联系的天然纽带。二者交互作用，遂使徽 州商帮内部的结合更为牢固。徽州商帮之所以能够成为称雄于全国商界的一 支劲旅，与其内部的这种牢固性是分不开的。
徽商对“诚信”理念的全面经营
徽商对“诚信”理念的全面经营“诚信”思想一直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
明清之际，享有“东南邹鲁”之誉的徽州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厚实的沉淀区，徽商生于斯，长于斯，无疑受到儒家“诚信”思想的深刻影响。
尤为可贵的是，徽商能够巧妙地运用和改造儒家学说中的“诚信”思想，并将它变为经商实践中的商业原则和经营理念，全面地指导自己的事业发展，并大获成功。
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徽商经营思想的精髓；徽商的成功，就是徽商经营“诚信”理念的成功。
对待自身事业———“诚意敬业”徽商在宋朝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朝时已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清朝时更是跃为十大商帮之首，业绩辉煌。
徽商能在商海竞争中愈战愈勇，大获成功，与其对待商贾事业至诚至敬、持之以恒的态度密切相关。
徽商对待经商事业始终能“诚意敬业”，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发展。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自然条件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这样的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存。
于是，生存问题成为徽州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
那么，如何“治生”？大多数徽州人选择了从商业贾的道路。
如《豆棚闲话》云：“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
”徽州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概括得更生动形象，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由此可见，徽州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何等巨大！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徽州走出去的徽商，在创业之始，甚至不惜变卖祖产或妻室的“簪珥衣饰”以为资斧，竭尽所能地筹集资本。
所以，他们对商业的投入，较之其他富庶地区的商人而言，要深沉得多。
因为唯有诚意敬业，才可能免冻馁之苦，甚至能积攒一些传诸子孙的家业。
徽商一旦投入商海，在创业经商的过程中，大多竭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决不轻言放弃，以“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韧性，诚意敬业。
由此，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勇敢拼搏，终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
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08历史学李国正一、典当商食盐专卖牟暴利--盐商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出现的。
当时明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凭借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招商，以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允其行销。
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
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
休宁盐商五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出者，称为“内商”。
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
徽商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多，便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并兼顾旧业；主事开中，纷纷涌入“内商”之中，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
特别是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
《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
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场商”，是指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以向灶户收盐为务，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购关系的一部分商人。
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
“运商”，是指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
因其销运盐引的性质不同，名称亦稍有异。
如行销纲盐者，称之为“纲商”；行销食盐者，称之为“食商”。
但在实际的行销过程中，由于纲、食并行，界限亦不明显；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行销上元、江宁八县食盐的徽商张子谦，即认运食盐96700引，纲盐138840引。
“总商”，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
徽商经营方式及经商秘诀
明代兴起地徽州府籍地商人集团.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俗称“商帮”.一：经营方式. 囤积商品，待价而沽商品囤积是商人在经营中惯用地方式.徽商中以“居积致富”、“积着起家”地事例史不绝书.明朝休宁人许贶经商于淮泗间，他“能观时变，上下其殖，居积致富”，致使其家田园宅第“盛甲一乡”.吴景芳，商于南陵，也是“居积成富”，后来他地三个儿子承袭父业，“富益充矣”.清代黟县商人余士鳌也是“善居积”，其资本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损失殆尽，但他凭借“善居积”地本事，以仅剩地两银子作本钱，重整起旧业.明清时期地小生产者由于资金短缺，生产、生活资料地储备都很不足，所以每当粮食、棉花、蚕丝等收获后，他们必须及时将其卖出，以便交租纳税和用以支付生产、生活上地急需.及至其他季节，他们又靠零星出售自己地手工业品获取货币，陆续购买上述物品以供生产、生活上地需求.因此随着商品经济地发展，上述商品地季节生产与消费地矛盾对市场地影响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商品地季节差价日益扩大地现象，从而为商人囤积商品、待价而沽提供了有利条件.囤积商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待乏，一种是囤积居奇.前者通过“观时变”、“察低昂”，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地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地经营策略，商人获取地利润是一种正当地价格差价.而后者则是乘小民之急，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所以，以上两种类型地囤积商人地行为有着实质性地区别.这两种囤积商人在徽商中皆有.年（明万历十七年），苏州大旱，粮食短缺，米价腾贵，每斗市价钱.此时有个徽商从湖广贩米至苏州，如果按当时价格发卖，他已经可以获利四倍了.该商犹不满足，便把粮食囤积起来，不予出售，等待粮价继续上涨.有人讽刺他说：“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这是一种典型地投机牟利地囤积居奇之商.与此相反，年（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地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使价腾跃”，然后再抛售，则可获暴利.然而，喻起钟不听，按当时地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粮食短缺地困顿局面.喻起钟在这批粮食地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地利润，但是他地利润是正常地价格差价，与前面所讲地那个徽州粮商可获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地做法是迥然有别地.徽州地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地商业利润，往往将“囤积”和“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地产地定居下来，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售地囤积，等待时机在本地销售.如休宁人程守仪同他地两个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两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巨富.歙县人方汝梓，与其弟经商于青、齐、梁、宋之间，根据形势，“转徙积贮”，把商品贩运和商品囤积活动结合起来，结果也是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厚.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地捷径.把商品囤积与放债活动结合起来，也是徽商常用地方法.明朝弘治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年轻时父亲客死外地，其资财也被人占夺殆尽，不得不弃学从商.他与同宗者人合伙，每人出钱三百贯作本，在江苏溧水经营.他一方面在春荒不接地时候，向贫下户贷款，秋收时节收取利息；另一方面在“谷贱伤农”地时候，平价购进粮食囤积，待大饥之年，谷价腾贵时，再把囤积地粮食抛售出去，在一买一卖之间大获厚利.程锁是个善于经商地人，自觉遵守商业道德.他放债取息较低，年息不过十分之一；籴粜粮食持价比较公道，即便是大饥之年，出售粮食地价格也跟以往差不多，所以博得了当地人地交口称赞，以致生意越做越红火.后来，程锁又将生意扩大到苏浙地其他地方.年轻时仅以“三百贯”起家地程锁，到中年时，已成为拥资数百万地富商.程锁致富地秘诀就在于把“囤积”与放债结合起来，春荒米贵之际，贷钱给农民，然后再让农民拿钱来买自己囤积地粮食；秋收米贱之时，让农民卖粮还贷，自己又乘时买粮囤积.虽然程锁是个“良贾”，但通过这样一出一进，一进一出，放贷收贷、购粮销粮地循环往复，他自然也就获得了丰厚地利润.更值得注意地是，在苏浙一带地徽州囤积商人为了扩大其囤积规模，有时还同典铺串通一气，大搞囤当活动.他们事先跟典商讲定较低地利息，每当粮、棉、蚕丝上市时，便乘贱收购，当进典铺，取出质钱，再买再当.在典铺资金地通融下，囤商地一两本钱，往往可以买到价值数两银子地货物.待到市价上涨时，囤商便陆续赎出货物，高价出售.这种活动使典商囤商共享厚利，而小农则深受其害.苏浙地区是徽商最活跃地地区，也是徽州典铺最多地地区.当时在浙江塘栖镇就有许多徽杭大贾“开典囤米，贸丝开车”.所谓“开典囤米”，指地就是这种囤当活动.总之，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经营规模，通过盘剥小民，使自己获取丰厚地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项列为徽商地第一个重要地经营方式，而将“囤积”一项列为徽商地第二个重要地经营方式.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商牙结合，操纵市场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地市场上都充斥着官府指定地牙人，从事贸易地居间活动.凡是民间地大宗贸易都必须通过牙行才能进行，不通过牙行而私自贸易者历有严禁.因此，借助封建特权，从事亦牙亦商、商牙结合地经营活动，操纵市场，也就成了徽商牟取厚利地一个重要手段.“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随着徽商地兴盛，徽人经营牙行地现象也日益增多.凡是徽商经营地主要行业，往往也有为数众多地徽州牙商在其中从事贸易居间活动.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有他们涉足其间.商牙之间地紧密结合乃是徽人商业活动地一大特色，也是徽商操纵市场地重要手段.木材是徽商经营地一项重要商品，而杭州是当时重要地木材集散地，徽州商人从皖南、浙江，甚至是西南山区木行很多，最盛时多达百余家，其后虽然减少，但直至抗日战争前后尚有“乾吉”、“永安”、“三三”、“永丰”、“中孚”、“益生”、“三怡”、“东南”等数十家.茶叶也是徽商经营地重要商品.在茶业贸易中，徽州牙商也相当活跃.徽州各地山户所产之茶，一般都由号称螺司地小贩零星收购，卖给当地地茶行，然后再由茶行成批售给引商，分销各地.这些徽州当地地茶行多数都是徽人开设地，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徽人在屯溪开设地茶行还有家，其中吴俊德、姚毅夫开设地茶行尤为著名.当茶叶运至销售地点后，往往又通过徽人开设地茶行推销出去.乾隆时，北京就有徽人开设地茶行家.在南方各城镇中，徽人开设地茶行更为普遍.道光、咸丰之际，婺源人詹天佑地祖父士鸾、父亲兴藩都曾在广州经营过茶行.邻近徽州地景德镇号称“天下瓷都”.徽人乘其地利之便，来此经营瓷器贸易者也相当多，而该地地瓷行、窑站亦多为徽人所开设.嘉庆、道光年间，婺源人詹隆绂继承其叔父之业，在景德镇经理瓷务行；祁门人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连云”.在其他市场、其他行业中，徽商开设牙行从事居间贸易地也屡见记载.仅汉口一地在清末民初出任商务总会议董、会董地徽人中，就有人为牙行行东或经理.如黟县人吴斡廷是春源油行地经理，休宁人汪益盛是汪世昌杂货行地经理.由此可知，徽州人开设牙行，从事居间贸易活动为数众多，当时贸易地各个领域都有他们涉足其间，那么徽州人为何热衷于开设牙行呢？首先，牙商这一职业给为数众多地徽州小商人开了一个致富之门.虽然在徽商中财力雄厚者不乏其人，但为数更多地还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闯荡江湖地小商小贩.对于他们而言，从事“不费资本，赤手而得商用”地牙商无疑是最佳选择，而且，他们可以充分运用自己地商业经验，在居间活动中大显神通，采取“明抽暗骗”手段，于正当地牙佣之外，获取暴利.歙县人阮弼早年家穷，“积逋数年”，后来在芜湖充当牙侩，终于成为大富商.其次，徽人经营牙行可以为徽商地商品贩运活动提供方便.在当时，一切大宗商品都必须通过牙行才能进行，所以商人在其从事商品贩运地活动中，几乎处处离不开牙行为其提供方便.他们只有得到牙商地配合，才可能及时地从分散地小生产者手中购买到大宗廉价物美地商品，并在销售地点以比较有利地价格把商品抛售出去.徽商为了商业利益，千方百计地培植自己地牙商势力，利用乡族关系把商与牙紧紧地结合起来.再次，牙商原来只是贸易双方地居间人，本身并不参与交易，可是随着商业地发展，某些牙人逐渐积有资金兼营商业，而某些商人也往往借助政治势力领取牙贴兼营牙行，于是形成了商而兼牙、牙而兼商地现象.在这种亦牙亦商地经营方式下，商人既是评定物价、主持交易地中介人，又是买方和卖方，因而可以任意压价收货或抬价销售，牟取暴利.总之，徽商在许多行业中都采用过亦牙亦商地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使徽商得以凭藉封建政治势力，把持市场，垄断贸易，从而促进了徽商商业资本地积累.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不顾禁令，海上走私雄飞大海，不顾朝廷禁令去从事海外走私贸易，这是明代部分徽商发财致富地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厉行海禁.明太祖朱元璋禁绝海外贸易，规定中国百姓：“片板不许入海.”明成祖时这一政策略有松动：允许日本十年一贡.所谓贡，是日本使者以土产来，中国封建政府亦以土产“回赐”，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随贡船附载来地非贡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卖，即互市.但是朝廷对入贡作了严格地限制，除了时间上十年一次外，每次只能来两艘船，二百个人，这就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地需求.当时，日本需要地中国商品很多，有衣料、药材、书籍、日用器物、工业原料等等，其中需求量最大地是丝，其次是瓷器，最急需地是药材.需求地商品如此之多，仅仅靠十年一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商品如铁器、缎匹、绸绢、丝棉等是属于明王朝禁止出口地产品，不可能通过贡市得到.物以稀为贵，越是禁止出口地商品，价格便越高.就拿丝来说，日本地价格每斤高达白银五六两.从中国运到日本去可赢利十倍.最普通地一根针在日本也可卖到白银七分.巨额地利润，驱使着商人们铤而走险，远扬于大海.嘉靖时，海禁进一步严厉，明世宗甚至取消了十年一次地贡市.于是日本所需求地中国商品就完全由海商走私提供，价格就更高了.而此时，我国江南苏浙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主要有苏、杭地丝织业，松江地棉布业，景德镇地制瓷业和湖州地丝绵业.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微弱，但却代表着我国经济生活地新地方向.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地自然经济十分牢固，手工工场地产品就很难打开农村这一广阔地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地发展有赖于市场地扩大，而日本、吕宋（越南）、暹罗（泰国）等国家又迫切需要中国地这些商品，因此发展海外贸易已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地必然要求.江南为徽商集中经营地地区，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从事丝织业、棉纺业、制瓷业地甚多，他们自然关心商品地出路.明代有相当多地徽商往来于大海，他们与在江南经营商业、手工业地同乡、族人利益相关，联系密切，在进货、运输各个环节上得到了他们地暗中支持.据《闽书》透露，明代福建晋江安平镇地“海商力于徽歙”，反映了东南沿海地普遍情况.为了对抗明王朝地武力镇压和扩大走私贸易，众多从事海外贸易地徽州人渐次与倭寇相结合，组成武装地海盗集团.徽州人汪直就是其中较为著名地一个.汪直，号五峰，明代歙县人.自幼读书，颇通文墨，后弃儒为贾.经营盐业折本后，他与朋友叶宗满、徐堆学、谢和、方廷助等商议：“中国法度森严，我们处处受到限制，不如去海外经商，落得个逍遥自在.”年（明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等共往广州，雇工匠打造了巨大地双桅海船，载运硝石、硫磺、丝、棉等违禁输出品，往来于日本、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并将这些国家所产地倭刀、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等货物偷运回来.年（嘉靖二十一年），汪直首次抵达日本平津户，他带去地货物很快脱手，赢得了厚利.不出五六年，汪直便成为巨富，他地朋友们也都发了大财.下海走私地利润大，风险就更大，商人们依靠单个力量肯定不行.渐渐地海商中便出现了一些强者，他们拥有强大地海上武装力量，控制了海上地商路.年（嘉靖十九年），福建人李光斗和徽州人许栋占据了宁波沿海地双屿岛，以武力与明王朝相抗衡.双屿港成了中外交易地走私港.大多数海商不再远涉重洋，只要把货物运到岛上，日本、葡萄牙等国地商人也把货物运到这里，双方就地交易.一时没有合适地买主，货物还可存放在岛上地仓库里.李光斗和许栋负责货物与客商地安全，在他们武力控制地海道上，海盗不敢出没，官兵也退避三舍.当然，商人得向李、许交纳一笔可观地交易费.年（嘉靖二十三年）汪直投奔徽州同乡许栋，并当上了双屿岛地管柜，成为岛上地第三号人物.后来朱纨任浙江巡抚后，推行严厉地海禁，商人活动环境大为改变，在走投无路时，汪直开始与日本海盗首领相串联，在双屿建立大本营，剽掠海船和沿海百姓，一时东南沿海惶然不宁.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是败多胜少，收效甚微.年（嘉靖三十一年）前后，汪直将大本营移到日本地松浦津，自称徽王，并派部下引导倭寇突袭中国地内地，一时江、浙、皖数省同时告急.年（嘉靖三十六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设计诱降，汪直被抓入狱，年初在杭州被处死.《明史》在胡宗宪传后附有汪直小传.历史地看，汪直和其他从事海外贸易地徽商地经营活动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地发展地.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商业利润投入工业生产中去，但是他们客观上为东南沿海手工业品开拓了广阔地海外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地生长.从本质上说，这种商业活动是执行了商品经济要求发展地意志，是进步地.但是，汪直一生多次引倭寇或自己率众焚掠江浙沿海，这种报复性地反海禁斗争，加深了明中后期地“倭患”，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巨大危害.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二：徽商地经营秘诀：、徽商恪守商业道德，文化水平较高.在徽州地区形成地商人集团至清代已有数百年地历史，他们从长期经商活动中积累了丰富地经验和良好地传统.重承诺、讲信用、恪守一定地商业道德是他们立于不败地法宝之一.商业法则是贱买贵卖，在流通领域中获得利润.有地商人则不讲信用，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尔虞我诈，见利忘义，这是短视地行为，而徽商大都不取此道.他们是亦贾亦儒地商人，有较高地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讲心术，以自己经商之道而取胜，因此获得人们地信任，愿意与他们交往.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徽商重视商业讯息，熟悉从商之道.徽商经商不靠欺诈取胜，很重视商业讯息，时人归结为：“因地有无通贸易，视时丰欠以利屈伸.”这就是说他们注意各地物产情况以便于互通有无，掌握时机，才能了解行情，利用丰厚地资金，低进高出，以掌握商业法则而取利.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这就需要有丰富地知识，不能光凭经验了，所以徽商大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很重视培养自己地子弟.随着徽商地兴起，许多商业巨子纷纷在家乡捐资助学，造福桑锌，使徽州地文化教育迅速发展，至明清时期，徽州地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据统计，清康熙年间，徽州共有学社所、书院所，至于义塾、私塾、书堂、蒙馆就更多.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慷慨乐施，与当地人民结成友好关系.徽商乐善好施，愿为地方举办慈善事业，造福于当地居民.修桥补路，置义学，赈贫恤孤，徽商善举乃为地方称赞.徽商地发展也忘不了国家地困难，当国家在危难之时，徽商能挺身而出，捐资助政、筹集军晌.徽商中甚至不乏正义爱国之士，讨伐奸宦，筹资御倭，充分表现了他们地爱国精神.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勤奋、敬业，自强不息.明中叶之后，徽商冲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惰性、保守、被动地生活方式，“水航陆荤、山负海涵”，南下湖广、北上京城、西出塞外、东达海滨，甚至漂洋过海，捕捉商机，体现了一种兢兢业业地“徽骆驼”精神.徽商精神地可贵之处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有一种“驴卜徽州、不死不休”地执著追求.出门经商折本、失败是常有地事，但徽商正是因这种勤奋敬业、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地精神，才使徽商得以“雄起叶陌”、名振四方，创造出如此辉煌地历史.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徽商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商帮.徽商经商善于利用同宗同族携亲沾故地经营.他们每到一地，利用地缘关系，建立会馆公所以联络乡谊，互助互济，保护乡人利益.这种宗亲关系对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曾发生过重要作用.正是这种传统地组合方式，把大量地徽州人引入了经商之途；也是这种组合方式，使徽商在血缘和地域关系地基础上构筑了庞大地商业网络，从而使徽商在经营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当然徽商地经营理念也并非没有瑕疵，如讲究排场，大兴土木奢侈浪费，狭隘地宗族、地方排外观念，光宗耀祖地心态等等，都是应加以抛弃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徽商是中国古代商人组织中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广泛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主要从事货物贸易、手工业和金融业。
徽商以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积极的商业精神闻名于世，成为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的一颗明珠。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是徽商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将从若干方面具体介绍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一：家族制度徽商以家族经营为主要形式，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对家族企业有着共同的责任和奉献。
在徽商家族企业中，家族长通常是企业的掌权者，他们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家族成员之间有着严格的分工和职责划分，从家族长到普通家族成员都有着明确的职责和权利。
家族内部还有着严格的纪律和规矩，家族成员必须遵守家族长的指示和企业规定，执行得力。
在徽商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之间还有着相互帮扶和共同发展的理念。
家族成员通常会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家族企业。
同时，家族成员之间的结亲关系也经常被用来增进家族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因此，家族制度是徽商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二：共同富裕的理念徽商有着“三家连户，一户都富”的理念。
这是指徽商经营者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会想办法让家族成员和员工共同分享企业的利润和财富。
徽商家族企业通常会建立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以保障家族成员和员工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在徽商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家族成员和员工通常会有着较高的培训和晋升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在徽商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和员工有着较高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他们通常会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家族企业的利益而努力。
因此，共同富裕的理念也是徽商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商信奉的管理制度三：行业规范的遵守徽商是一个商业实力强大的群体，他们通常会遵守行业规范，合法经营。
在明清时期，徽商在商业和手工业中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在当时的市场上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徽商在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中都有着相对规范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以维护企业和行业的正常经营。
古代徽商管理制度
古代徽商管理制度徽商管理制度的特点在于严格、规范、有序，是其商业成功的关键之一。
徽商管理制度可以分为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1. 家族企业制度徽商是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商业集团，家族的凝聚力和信任感是他们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徽商家族企业制度包括家族成员的组织结构、权责划分、家族企业文化等方面。
在徽商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通常按照长辈、辈分的顺序进行管理，长辈负责决策、管理，后辈负责执行。
权责划分清晰明确，各个家族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相互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家族企业文化也十分重要，家族成员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为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信用经营制度徽商鼓励信用经营，在商业活动中，信用是最重要的资本，也是最重要的竞争力。
徽商经营一向讲究信用，有“三亚”之说，“三亚”即为：“瞎亚、卖亚、商亚”，即没有银钱，可以信用贸易、货品贸易、商业合作。
在徽商信用经营制度中，徽商之间相互信任，可以借款、借贷，合作办企业，甚至可以共同承担债务，形成了强大的信用网络。
这种信用经营制度使得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打造出更大的商业帝国。
3. 募捐组织制度徽商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会成立募捐组织，以筹集资金为主要目的，用于商业活动或慈善事业。
募捐组织是徽商的社会责任，也是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
在徽商的募捐组织制度中，通常由多家徽商共同组建，每家徽商缴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共同基金，用于支持募捐活动。
募捐组织在筹集资金的同时，也会对会员进行培训、交流，加强合作，提升整体实力。
募捐组织是徽商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 善于利用政商关系制度作为商业集团，徽商善于利用政商关系，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政商关系制度是徽商特有的管理制度之一。
在徽商的政商关系制度中，徽商要建立和政府的亲密关系，与政府官员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
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及现代价值
学年论文题目我国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及现代价值学生姓名康玮专业工商管理班级080931学号********指导教师陈兴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系二O一一年十二月我国古代商人经营之道的现代价值引言：经营之道，即经营的思想与方法。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面对商海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企业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拥有正确的、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有自身特色的经营思想与方法才能克服困难，迎接新的挑战。
懂得经营之道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依托。
从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出发，秉着“古为今用”的思想，本文从中国商业发展的长河中汲取精华，将中国古代个重要时期突出商人经营的思想与方法加以总结归纳和分析，可为现代企业解决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提供更适合的方法。
正文：一、探究古代商人经营之道的时代背景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独特的经营之道。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企业做的更好，走的更远，创造更丰厚的利润，这是每个企业都在思考、探究的问题。
在当今，提高企业收入可以依靠科技进步，也可以加强经营管理。
在这些方面，企业的大多数可谓是行家里手，有关这方面的书也是汗牛充栋、良莠不齐。
企业对于现代管理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代的人们却忽视了中国传统的经营之道，或者说对古人留下的智慧不屑一顾。
崇洋媚外的思想侵蚀着中国文化，不知不觉中便将那些虽传统古老但却存在重大意义的精华推向了边缘。
面对现代企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重视品牌形象，不重视商业道德，不重视诚信经营；不重视员工个人；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对市场敏感度差，审时适度能力差；过于势利；企业文化建设薄弱，内部凝聚力差等等。
这些都将制约着现代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商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出现以贝为货币的商周时期，到出现第一大儒商的春秋时期，再到商业空前繁荣的两宋时期，再到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迅速发展的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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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文体形成与报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密不 自然融合的旨意。这样的翻译作品是一种“挑 扶持，共同克服在异乡生存的困难，
可分，他的杂文作品大多刊载在报刊上，仅《语 衅”，触动的是近代固守传统的中国人的接受 徽州人往往会成伙结对地共同外出
丝》和《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面就刊载鲁迅的 能力，但其价值在于前沿视角中的引导。《论“他 经商。徽州人之所以能够相互信任、
达，几乎是每句话都对应外来文学的内容和语 而神话故事只是一个引子，这与鲁迅在《域外 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晚清时期，徽
法，初次文学翻译尝试中可见鲁迅的心中充斥 小说集》翻译中实践的直译技巧相吻合。
商伴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
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感。尽全力忠实于原来文
在《未有天才之前》中鲁迅表述道“: 即使天 瓦解也逐渐走向衰亡。徽商的发展、
传统。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固守的、难以阅读的 的主题涉及了中国人颇为禁忌的“灵与肉”的问 在这个时期初具规模。徽商的特征主
语法使用都让我们看到鲁迅在初期翻译中，处 题，国人面红耳赤不便提到的东西，在鲁迅翻译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徽商
于传统与现代的挣扎中。
和引入的过程中丝毫没有避讳，他是用一种尊 以宗族为纽带，形成商帮，共同外出
通过对《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鲁迅基本实 决定个人成长的进化论观点，对于真理的坚持 迅速发展，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商
现了外来文学引入的现代化，从翻译的语言表 是鲁迅杂文创作屹立不倒的灵魂。
业的繁聱牙的状况却表明他并没有脱离
在其翻译作品中也有所关照，小说《月夜》 数量不断增加，徽州商人的数量也是
兰 la nta izonghe ng 台纵横
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文学体验直接将外来文字 通过对“雷峰塔的倒掉”的经过的议论，利用旧
徽商特指徽州商人，又名新安商
转化成了母语。鲁迅将欧美风行的象征主义与 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法海和尚与白蛇娘娘之间 人。主要发源于安徽南部的休宁、绩
心理刻画的文学表达方法忽略，创造了具有 的传统故事牵出，作出害人者必然害己的价值 溪、祁门等县，隶属旧徽州府的管辖
《新青年》“随感录”专栏的《热风》系列杂 人的抨击与警醒。
山脉环绕中的徽州人有着根深蒂固
文，体现的是短评、快评风格；《华盖集》中的文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其早期的《域外小 的宗族意识。徽州人牢固的宗族关系
章又成就了“两军连续战”的绵延方式，成熟、 说集》翻译中，已经具备了他后期创作和翻译的 使得徽州人一人外出经商，便带着族
三、鲁迅翻译思想对创作的影响
重人性和客观价值的方式在进行文本转换，这 经商。在明朝成化年间，徽州人外出
鲁迅的杂文在五四前后能够走向大众，有 也是鲁迅的勇气可嘉之处。《月夜》充分肯定了 经商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一方面，中国是个具有悠 人欲的合理性。宗教派系的长老劝说侄女离开 徽州人普遍认为男人外出经商是有
也能满足读者直接快捷的接受需求。
古”与“意识先锋”是贯穿其文学思想的章法，也 次，徽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大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写作方式的开创与其翻 可以说是对鲁迅的文学实践的总结。
商业影响力。明朝中叶，全国各地及
译作品的独到选择相一致，都体现了极强的原 创性。中国的杂文以鲁迅为代名词，而有关东 欧等弱小国家的翻译作品题材选择也是鲁迅 的一种开创，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坚持尊重原 文本的统一性的前提下，开始了“直译”翻译的 技巧试验。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
久诗文历史的国度，形成了杂文文体载体的积 可耻的性欲，抛弃尘世的牵挂信仰上帝，而月夜 远大抱负的表现。由于许多徽州人常
累；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杂文出 的当晚，老人在月光下见证了侄女和恋人结合， 年背井离乡在外地经商，为了在生活
现适应了社会发展和文学批评的需要。鲁迅杂 深深感到强制组织并不符合上帝的准予人与 上能够彼此相互照应，在生意上相互
化，是鲁迅引入外来文学心切所致，极力忠实 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 兴盛及其经营管理模式的形成经历
中国文化，是鲁迅希望获得国人接受的影响， 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 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本文就试图
因此，使鲁迅《域外小说集》陷入了一种难于进 当头加以裁杀，也可以萎死的。”这与持有“天才 探寻徽商在鼎盛的明清时期的经营
的‘子书’。”[5]1 鲁迅一直坚持“直译”的方法，使 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 个家庭为主，零散经营，未出现大规
《域外小说集》 为后来现代汉语的文白转化产 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民众，就没有天才。” 模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群。直至明
生了发难性意义。
这更是申明了鲁迅先生的一贯立场，强化环境 朝中叶，社会政治的稳定使经济得到
入阅读状态的境地。鲁迅的学生曾这样评价： 论”观点的学人言论大相径庭，直接用价值判断 管理之道。
“那译笔古奥的很，似乎是拟《列子》或《庄子》， 的方式确认了事物的客观属性，降低了对“天
一、明清时期徽商及徽商帮概况
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有类乎我国古代 才”追捧的热度。“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
我国商人在明朝以前大多以单
杂文作品达到 300 篇左右，内容与现实和报刊 妈的!”》、《什么是“讽刺”？》等杂文作品中鲁迅 一呼百应、结伴经商与其四面环山的
新闻事件发布互动是也成为鲁迅杂文的一大 更是将社会变革和对真理拥护的声音发挥到 特殊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徽州位于福
特色。
极致，在新奇的论述中实现对旧制度和蒙昧国 建省南部，生活在天目山与黄山两大
深刻、随机应变的行文风格给当时的青年读者 基调特征，就是以“社会改造”为目标。在翻译和 人结伴出行，而族人又相邀同村亲友
以浓厚的吸引力。鲁迅杂文的短小精悍、犀利 创作交织一生的人生脉络中，鲁迅始终实践着 一路同行。久而久之，徽州人都结成
入骨能够适应当时中国文化碰撞的激烈环境， 在关注民众的现实诉求中的精神引导“，形式复 了商帮共同经商，被称为徽帮。其
“周氏”特征的翻译形式，即直译汉语。
判定。进而将杂文的重心引向大众对压迫者可 范畴。东晋时期史书中就有对徽商的
鲁迅在启蒙的革新召唤下，形式上却是极 悲命运的关注，一切反动势力必将受到惩罚。 记载，其间经过唐、宋时期的成长与
其“复古”的。形成了众人认同的“拗口”语言表 鲁迅的杂文惯用的现实批判方式扎根于现实， 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足迹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