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汉口
徽商特征分析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
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
”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
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楚商
历史上有著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帮、广州帮等独坐的商业淌派发生。湖北人虽然暖衷于商业，汉心贸易也很领达，但却没有“汉帮”。湖北黄州帮、咸宁帮也有必定的名气，但武汉的标地商人却没有造成驰名全国的“汉帮”，起因在什么处所呢？
大批文献材料表亮：楚国政府十分器重商人，大商人能够一次出境250艘大轮、2500匹马，楚国还搀扶民间商人。楚国也有着全国着名的大商人。鄂君承就是这样的著名巨贾，他是楚国的封臣，他组织宏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短途贩运商品。被后人尊为“商祖”、“商圣”的范蠡，也是楚国人，只不外他起初在越国为民，在全国替商。从“楚人重商”可睹，鄂商有着积厚流光的历史。
此外，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击拼，但没有形成地区性团体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铺的精力，走商于四方，“无陂不成镇”，但没有形成相似“徽商”“晋商”之类的强势源派。但，仍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没湖北，拓展本人的事业。疾耻廷在山东、四川、沉庆、上海等地均有名业投资。
楚人重商：商为“四民之首”
鄂商
武汉人腹靠长江，面对汉水，可以说是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从前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埠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或码头文化。在码头文化的陶冶下，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流浪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动，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红崖古迹、石阡万寿宫等28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往成不了最后的成功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然而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
在先秦时代，楚国的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近代史上，汉口是万商星散的商业重镇；现在，在湖北省内外，鄂商也在崛起。一个地区若没有大规模的商人群体出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难以持断发展的。而鄂商这一群体的强大，必将直交推动湖北经济的疾速发展。
清朝冷知识——清朝时的“天下四大名镇”
清朝冷知识——清朝时的“天下四大名镇”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
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
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
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
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
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
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
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
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
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
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
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
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
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
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
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
当时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
武汉地名典故
武汉地名典故沧海变迁.武汉三镇的由来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
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
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
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
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
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
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
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三层楼三层楼位于武昌城区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交汇的地带。
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
清末，新河洲渐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贸易场所。
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底层开杂货锦、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为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生意兴隆，远近闻名。
这座三层楼房高踞于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
解放后扩建和平大道时，原楼己经拆除，但三层楼仍为这一带的区片名称。
由武昌至红钢城的16路公共汽车在此设三层楼站。
附近有条小街，至今仍叫三层楼街。
水果湖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
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
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
徽商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
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
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
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敛力同化而回归了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
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
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
中国古代商人典范徽商
中国古代商人典范徽商作者：梁盼来源：《新财经》2014年第01期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商人都曾遭到过社会的仇视和打压。
确实，商人有贪婪谋利的一面，这是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首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贱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和政府依然惯性地对商人采取仇视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步领悟到商人对国家富强和民间财富的创造、积累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而几百年之前，中国的某些商人群体早就显示过这种能量，他们就是徽商。
遍布全国的商业大军徽商，即徽州的商人。
而古徽州府的范围，大体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境内。
徽州在唐代之前名为新安郡，故徽商又称新安商人。
北宋徽宗年间，徽州始作为府名，延续近千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
而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也从15世纪中叶肇始，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整个中国商人的翘楚与标志，甚至成为一个品牌。
古代徽州府为何多商人，并形成了所谓的“徽州商帮”？有学者从“人地矛盾”的角度给予了解答。
明代初年，徽州人口近60万，人均耕地面积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区区2.2亩。
清康熙年间，又进一步下降为1.9亩。
按照明清时期的田亩产量，养活一个成年人，需要4亩地。
可见，徽州多山、多丘陵、少耕地的农业条件，恰好遇上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大爆炸”，靠地吃饭的路，的确是走到了尽头。
但人活着要吃饭，社会就只能转移农业劳动力了。
古代的农业人口无法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由最初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具有各类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于是，作为严重多余的徽州农业人口，他们只能选择外出做小买卖，以此保命。
本来是相当不利的农业资源禀赋，本来也只是为了保命，可是，走出去的徽州商人却迅速发展壮大，并超过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商帮——晋商，代替其成为中国第一商贾大帮。
商业本身就是流动性的，既是货物的流动，也是商人本身的流动。
之所以商业能够尽最大可能开拓人们视野并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就是因为其天然的流动性。
徽商文化
徽商的历史作用与评价
(一) 长途贩运，促进各地经济联系；
(二) 促进我国城镇繁荣； (三) 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四) 对徽州教育的发达和文化繁荣起了孵化 器的作用。
(一)徽商的长途贩运，促进了各地间经济联系 的加强。
虽然徽商的长途贩运活动主观上是为了厚利，然而客观上也 促进了各地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 如贩运生产、生活必需品，加强了各地人民的经济联系；贩 运棉花和棉布，使原料产地和成品产地形成对流，这对促进社会 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突破区域界 限的商品贩运，有利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徽商的贸易活动不仅限于国内，甚至往来于日本和东南亚各 国。海外贸易，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前提，明代徽商 在海外贸易中还将美洲的花生首先带回本地，然后为各地所推广， 对引进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作出了贡献。
徽商简介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 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 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 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 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 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 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四)徽商对徽州教育的发达和文化繁荣 起了孵化器的作用。
明清时期是的兴盛时期，同时也是徽州的文化教育特别发 达的时期，以至人文郁起、英才济济，这与徽商不 惜财力办教
育有密切关系。由于徽商重视教育，重视智力投资，这一时期
徽州以科举及第、入仕众多而盛极一时。教育推进了文化发展， 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教育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使徽州成
3、审时度势的竞争精神
重视商业信息，根据市场来选择经营行业和地域。 熟悉市场，掌握市场信息，是徽商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 慎选伙伴、合作经营。徽商经商已趋群体化，充分 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有时还吸收伙伴入伙， 成为合伙制，这样有利于筹集更多资金，集中伙伴智慧， 分工协作，共同搞好商事。 注重人际关系，热心公益事业。徽商深知人际关系 重要，在交往中很注重谦让宽容，善解人意，甚至加强 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徽商积累财富后都愿意捐资兴 办公益慈善事业，修桥筑路、建立会馆，办学堂，赈灾 济贫，这等于无形广告，提高知名度，广招生意。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
最牛徽商变“穷鬼”——江春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
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本期《用益带您一起探寻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我们向您介绍出身盐商世家的江春。
盐商世家：科举受挫后下决心经商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广达，徽州歙县江村人，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
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
他少年时曾立志读书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
乾隆六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推荐做官，但因当时官员名额已满，未被接受。
然而，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江春的一生。
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勇于担当：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总商接过家族盐业重任，也许起步就担任总商。
江春不仅要打理家族盐业事务，还要参与盐业管理的公务；作为后进，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掌握。
他虚心求教，受到前辈总商汪廷璋的赏识和提携。
用江春自己的话说“遇事每相咨，导我尽忠告”。
江春天资聪敏，又有文化，成长很快。
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八大总商之一。
使他在众总商中脱颖而出的最初事件，应是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扬州的迎驾筹备工作。
这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康熙帝）时已远，无故赎可稽，公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赢得皇帝的欢心和盐务官员的赏识。
二次南巡时，江春因迎接有功，召对称旨，被授为正三品奉宸苑卿职衔。
此为总商头面人物所能得到的最高职衔。
如果说，此时的江春已跻身于一流总商的话，那么，几年之内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从不同方面建立、肯定了他在盐商中的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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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901作者简介:江 丽(1979),女,湖北荆门人。
主要研究方向:南方经济开发。
明清徽商与汉口江 丽(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430074)摘 要: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0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商到此经商。
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
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徽商;汉口;明清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06)01011204明清时期,素有/九省通衢0之称的汉口造就了/商贾云集,五方杂居0[1]的天下名镇。
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人,其中徽商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人数之多,经营行业之广,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
本文试从吸引徽商来汉的原因、徽商在汉的经营行业以及社会影响三方面,对明清时期汉口的徽商略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一明清时期,汉口荟萃了全国各地来的商贾,而其中的徽商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汉口盐商中,徽州人的势力最大。
对此,胡适先生曾说/汉口一镇是绩溪胡氏一族开辟,,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0[2]。
这是说,汉口市场的繁荣,最先是由绩溪的胡氏所开辟的,徽州各邑的商人是继绩溪胡氏之后才来到汉口经商的。
过去的汉口流传着这么一句童谣:/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0[3],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明清时期吸引徽商在汉经商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因素较多,但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汉口优越的地理条件。
汉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的商人。
首先归于汉口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
汉口位居长江、汉水交汇处,面水临江,兼长江、汉水之利,长江、汉水又连接众多的支流、湖泊,形成密布的水网,在全国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汉口很快成为长江沿线城镇商业贩运的中转站。
此外,洞庭湖水系沿岸城镇和鄱阳湖水系沿岸城镇的商业都与汉口密切关联,通过这两大水系,汉口又与两广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
由于汉水航路畅通,联系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都很方便,这些地区的商品也大多通过汉水于汉口集散。
其次是汉口四通八达的陆运条件。
明清时期汉口通往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
淮南的盐,四川、鄂西北、湘西、黔东的竹木,安徽、江苏、湖北各地区和湖南、江浙的纺织品,汉水流域的棉花,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及鄂南山地的茶叶,湖南、四川、陕西汉中、汉水流域和湖北的粮食,都集聚汉口,通过汉口再转运分销到全国各地。
此外,来自各地的桐油、药材、瓷器、果品、木耳、生漆等商品,也在汉口集散。
再次,徽州与湖北相邻,距离近,语言容易沟通,也吸引着徽商到此经营。
第二、明清时期/纲盐0政策。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神宗颁布/纲法0,食盐改由商人运销(称为/纲盐0),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
作为长江中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汉口成了大批盐商、运丁聚居之地。
由于两淮盐务主要是由徽商把持,汉口的盐商也大多属于徽商,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盐引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淮盐行销总岸汉口,然后由此再向各地转运。
经过转运,盐价也是层层加码,扶摇直上,吸引了不少坐商行贾聚集汉口。
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更是吸引了不少商人。
112第三、明清时期,汉口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汉口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有力地吸引了徽商纷纷来汉大展宏图。
首先,汉口地处富饶的长江中游地区,气候适宜,土沃物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饶有渔盐之利,而且颇擅农业之利。
有着丰富的土特产可供外销,如棉花、粮食、茶叶、药材、木材等。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镇的勃兴。
汉口百货山积,商贾如云,交易兴旺,来往便利。
总之,形成了对商人十分有利的商品贸易环境。
在这样的地方,商人们才会感到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故徽商看好汉口来此经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明清时期,汉口地区的大批城镇的兴盛以及其周围农村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无疑为徽州商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
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
明清时期大批徽州商人乐意背井离乡,风尘仆仆,纷纷来汉经商/淘金0。
他们中有的则在汉/发迹0成为富埒王侯的巨商大贾。
二从史料可以推断,汉口的徽州商帮,至迟在康熙初年就有了一定势力。
这种情形,在康熙年间编就的5徽州府志6中可以得到印证:/今则徽之富民尽家于仪(征)、扬(扬州)、苏(苏州)、松(松江)、淮安、芜湖、杭(杭州)、湖(湖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
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少顾惜,而徽之本土仅贫娄而不能出者耳。
0自康熙以后,到汉口经商的徽州人越来越多,经营行业也十分广泛,徽州人将汉口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0。
[2]100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
盐业:盐业历来是徽商经营的主要行当。
由于明清时期,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徽商都深谙盐业利厚的道理,从明朝中期起,徽商们皆活跃于汉口地区,从事食盐贸易。
汉口是长江中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辐射整个湖、广大地。
光绪的5两淮盐法志6中有/两湖户口繁殖甲天下,承平时,淮盐引岸,楚省称最0,/汉口商人称盐行为百行之首0。
这里说的就是当时汉口盐业贸易的盛况。
明清鼎革之际,徽州盐商以湖广商民总代表的身份向清军献策,保护商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
清代汉口盐商首领也多为徽州人担任,如歙县人江承东/总汉皋匣务0,歙县人江禹治/总司江盐,调剂得当0。
[4]就像张海鹏等先生分析指出的,当时由于汉口总岸行销两淮额盐最多,/在汉口承办淮盐分销的徽州商人、总商也不少,在两淮的徽州吴姓、江姓、鲍姓大盐商,在汉口几乎均有他们的同宗代理人0。
[5]茶业:汉口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茶肆、茶寮的大量出现。
徽州多崇山峻岭,气候湿润,利于茶树生长,名茶众多。
早在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将各种徽茶运销汉口。
清汉口设有徽州茶行、茶号,专售徽州茶叶。
后湖是由废襄河改造而成,俗名黄花地,又名潇湘湖,为汉口胜地之一,这里的茶肆、茶寮最多。
/后湖之有茶肆,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芗、惠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后。
其余尚有数十处,弦歌喧耳,士女杂坐,较上湖游人更盛0。
[6]汉口茶肆之盛,也主要是在康熙以后,这与扬州的情形颇为相合,商人特别是徽商所起的引导作用,是此风得以流行的动力。
典当业:汉口也是徽州典商集中之地。
典,即典当业,当时通称为质库、解库、解铺或质铺等。
典当业具有风险小、获利稳、税额低等特点,能坐享其利,为徽商所看中。
早在明中后期,徽州典商已在这里独擅其利了。
歙人许承尧称:/典商人多休宁人0。
[7]清光绪年间,日本人专门调查沪汉各地商帮的情况时曾说,典当的朝奉(掌柜),大多由徽人担任。
这说明在清后期徽州典商几乎垄断了汉口的典业市场。
米粮:入清以后,我国的产粮重心开始西移,湖广经过大开发,竟成了/天下第一出米处0,因而国内的粮食生产格局由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0变为/湖广熟,天下足0。
在这种新形势下,西粮东运成了令人瞩目的现象。
每年都有大批粮商从湖广、江西、四川采买无数粮食在汉口集中,沿江东下,再转运各地。
盐商利用盐船回空之机,从汉口采买粮食,所谓/徽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0。
¹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做粮食贸易,一次就从四川贩米/数万石0。
º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徽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此以外,徽商在汉口经营的行业还有木材、药材、布绸、文房四宝、丝线、杂货、漆、铜铁等。
例如:徽州药商叶文机明末时从溧水迁来汉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清代中期,叶开泰就成了集批发药材和零售药品于一家的大药店,号称中国四大药店之一。
还113¹º赵文在等,嘉庆#长沙县志,嘉庆十五年刻本。
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
有歙县木商王士汲少时就/侍父华顺往四川贩木0至汉口,汉口江岸,木材堆积如山。
[8]其中文房四宝、竹木土产等是徽州的本土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在汉口的市场上也颇有影响。
三徽商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不仅使自己积累起雄厚的商业资本,同时也对汉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基础建设等等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徽商的社会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
汉口的发展和兴盛是所在地区经济高涨的结果,也与发达的市场体系密不可分。
通过市场活动,一方面将本地生产的各种商品运销他地,另一方面又将外地商品运往本地以补不足。
这中间,徽商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将大量的盐、丝绸、棉布等运往汉口分销各地,又从汉口运走粮食、茶叶等。
有些徽商还直接参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过程,开展专业化经营。
推动了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清代,汉口已经列为全国四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汉口镇)之一,在全国的商业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徽商的社会影响也表现在文化领域。
从全国范围来看,徽商出现了商儒互动的趋势,/一方面,儒生文人加入商贾行列,参与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商人也好附风雅,爱与士林交友。
于是出现了儒而贾,贾而儒,儒贾对流,士商混杂的社会现象。
大大缩短了文人与商人之间的距离,两者关系逐渐由疏而密。
0[9]徽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商合一。
他们在汉口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推动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
汉口商人社区里经常举行的诗词唱吟,譬如王葆心5续汉口丛谈6卷四记载:/江汉间诗文酒社,世有所闻。
自清初熊次侯学士、王怀仁教授建-寻声社.,一时文士,多噪东南。
,,黄默谷怿照,有-甲辰吟社.;歙人黄承增、方轸等,有5新雨联吟集6之刻;张宏殿等有-江汉诗会.。
0乾隆初期,就汉口的这种诗词唱吟来说,主持/雅集0的也多为徽州的盐商,这样的记载很多,譬如:/天都、宝林两庵,筵宴极多,象版金尊,歌闻户外。
-景览天都客丝云,宝林筵宴日纷纷。
紫檀板叶昆腔曲,佛号经声何处闻.。
0[7]204/吴澹止,名求,字警堂,歙人,,,其寓舍有钗鼎斋、耕古居,甲辰、乙巳之间,联吟集咏,半在其家。
0[7]248徽商/竞重风雅0也带动了汉口园林名胜的兴建,徽州盐商的这些诗会大多是在他们自家的园林/联吟集咏0的。
从5汉口丛谈6的记载可以看出:/有清中叶,汉口花木园亭之胜,有洪旃林(檀)之-谁园.,在居任坊,园中有问青阁、得月亭、字桥诸胜0。
/主人名之曰-谁园.,盖寓达观意也0。
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0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这些书院通常冠以/紫阳0、/文公0、/新安0之名,以示为/朱子阙里0之人而创,虽侨寓经商,但未尝忘/新安之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