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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心理系人物略传

北大心理系人物略传
周先庚,男,1903—1996
安徽全椒人。1925年秋至1929年冬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系,获博士学位。1931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1937年任中国心理会理事,《心理学报》编委,1938—1947年先后兼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和西南联大哲学系心理组负责人,195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发明“四门速视器”,主要著作有《谈天才》,校译《心理学纲要》和《心理学导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
樊际昌,男,1898-1975
浙江杭州人,我国早年著名心理学家。1920年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30年任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1936年参与创建“中国心理学会”,是中国现有全国性学会中最早成立的学术组织之一。
陶孟和,男,1887-1960
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天津。他从1949年10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1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陆志韦,男,1894—1970
浙江吴兴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19岁参加工作,不久留学专攻心理学并于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心理系任教,1928年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授兼主任,1936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1年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学术团体—中华心理学会成立时被选为该学会研究股主任。1935年发起组织心理学会,建议创办《中国心理学报》。1937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时被推选为主席,兼该会会刊《中国心理学报》主编。他早年师从艾宾浩斯学派,曾应用统计和数学方法从事关于记忆问题的研究,并致力于实验心理学、系统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1924年和1936年曾先后两次修订中国比内一西蒙智力测验,我国现代不少有成就的心理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知网”《黄河之声》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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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杨振宁

杨振宁中文名:杨振宁国籍:美国出生地:安徽出生日期:1922年10月1日职业:科学家,物理学家毕业院校: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主要成就: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代表作品:《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目录杨振宁与翁帆婚纱照教育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两个人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后二人因排名先后的问题交恶。

1962年因为《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两人正式决裂。

杨振宁七岁的儿子杨光诺曾杨振宁与翁帆说,“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1989年他写给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向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吴大猷覆信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实情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实情慢慢的展现出来。

”1977年他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促进中美关系。

获奖1980年杨振宁获得拉姆福德奖(Rumford),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情感婚姻杨振宁现居于北京清华大学,同时身兼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

杨振宁的结发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2003年10月因病过世。

2004年底至2005年初,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再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杨振宁和翁帆(20张)编辑本段子女1951年长子杨光诺出生,杨光诺成为了一位电脑工程师,1958年次子杨光宇出生,他成为了一位化学家,1961年女儿杨又礼出生,她成为了一个医生。

目前,三个子女全部定居美国。

杨振宁风采(19张)编辑本段成就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

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方程”。

诺奖科学家杨振宁为中国做了哪些贡献?

诺奖科学家杨振宁为中国做了哪些贡献?

诺奖科学家杨振宁为中国做了哪些贡献?坐家享乐子05-28 13:07145赞踩关于杨振宁,自从网络流行以来,有关于他的话题不断。

主要就是杨振宁在82岁时娶了一个28岁的美女翁帆。

杨振宁教授与未婚妻翁帆2004年12月24日结婚登记。

看,我们的杨老和翁帆是多幸福!翁帆结婚以后,将夫妇二人的存款捐赠给清华近200万美元。

翁帆和杨振宁并没用去追求豪华生活,他们的家,装修普通,陈设简单,与一般平民无异。

仅仅这一点,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吧?他们的积蓄,没有给自己换别墅,没有豪装,没有购买法拉利,而是捐献给了清华!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不能不说,这是需要我们大力赞扬的美德。

而这个事情,只是我们认识杨振宁和翁帆的开始。

更多的,我想我们应该站在物理学的高度上去解读我们的杨振宁。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57年,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4年,加入美籍,成为美国公民;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振宁是首先获得诺奖,而后才加入的美国国籍。

那么,杨振宁的物理学,究竟站在什么高度,达到什么层次呢?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对比写出《时间简史》的英国霍金,杨振宁的水平和理论要甩他几条街。

杨振宁我们欠您一个深深的道歉和最崇高的敬礼在知乎,其中一位理论物理博士是这么写的:“这两天听Guan Xiwen 老师讲Lieb-Liniger model,几位老师八卦说,李杨二人对杨几项工作的评价很一致,杨米尔斯规范理论是一流的工作,杨巴克斯特方程是二流的工作,宇称不守恒是三流的工作...”但就是这个三流,拿了个诺奖。

左边是杨振宁,右边是李政道。

诺奖照片。

当年他们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谈笑间,强撸灰飞烟灭杨-米尔斯规范理论、杨-巴克斯特方程这两项,业内人士认为,这两项工作更牛。

那他们口中的“三流工作”——宇称不守恒,是个什么呢?那个宇称不守恒定律,就是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贡献。

2018-钱思亮个人资料成就背景人物事迹word版本 (5页)

2018-钱思亮个人资料成就背景人物事迹word版本 (5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钱思亮个人资料成就背景人物事迹钱思亮(1908年1月9日—1983年9月15日),字惠畴,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出生于河南新野县,中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钱思亮的个人资料成就背景,给大家作为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钱思亮生平简介1908年1月9日,出生于河南新野。

1917年9月,入北京第二十五初等小学三年级。

1918年4月,转学至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1919年,初小毕业,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小学。

1922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1927年6月,于南开中学毕业,9月考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1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获庚款奖学金,与吴大猷、张兹闿(钱思亮内兄)由沪同赴美留学。

入美国伊利诺州伊利诺大学化学系攻读学位。

1932年6月,先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4年6月,再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具有旋光性的双轮基质变为非旋光体的速度》。

由于成绩优异,曾被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协会会员。

同年8月,钱思亮离美回国,应聘至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讲授普通化学。

在北京大学期间,钱思亮以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启发性的讲课深受学生的爱戴,课堂内时常座无虚席,不少学生只好在教室外听讲。

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多年之后,仍然准确地背诵出所教过的学生的姓名和他们的学习成绩,由此亦可见其执教之认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入敌伪之手。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是年冬在长沙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钱思亮任该校工学院化工学系教授。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内迁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钱思亮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

由于治学严谨,循循善诱,在联大教授中颇负盛名。

南京地区唯一的一座喇嘛庙

南京地区唯一的一座喇嘛庙

南京独一无二的喇嘛庙白塔,黄墙,黑瓦,绿色琉璃屋脊,由白塔和庙宇组成的一组喇嘛风格的建筑,给风景秀美的玄武湖环洲增添了别样情趣。

这组建筑始建于1936年12月,1937年建成,是民国政府为纪念历任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中国菩提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长等式逻辑职务的诺那呼图克图建造的。

被称为诺那塔的白塔,塔式起重机身细长,九级六面,高约15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塔顶和每层披檐覆盖灰色小瓦,塔脊与每层披檐的瓦当均为绿色琉璃瓦。

塔的底座周围建有水泥护栏,六面均有台阶。

有功人员底层镶有石碑,上刻由国民党元老司法院落长居正以隶书撰写的《闪烁照相术佑法师塔碑铭》,每块石碑的碑额上都不得有用藏文书写的“诺那传”三字。

塔的每一层都辟有拱形门。

虚实相间。

塔内设有楼梯,竖一石柱,上书“诺那呼图克图之塔”数字,并存放诺那法师的舍利,供奉诸佛菩萨。

1998年8月25日,塔遭雷击,东南方向上下九层塔角全被毁坏,同年11月底修复。

喇嘛庙是南京地区唯一的一座喇嘛风格的庙宇建筑。

中国传统古典式建筑,面阔三间,砖木结构,单檐歇山顶,小瓦屋顶,绿色琉璃瓦屋脊上装饰神仙瑞兽。

四面墙壁下部为水泥斩脚石墙面,上部为黄色墙面,正面有三座拱券门。

庙内原有诺那等人的塑像,1954年被拆除,近年重新修复。

庙前原有用花岗岩雕刻的青色石马一对,鬃毛、马鞍、尾巴等部位雕刻细致腻,由福建省政府于1937年赠送。

可惜石马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坏,马首、四足、尾部残缺。

链接诺那其人诺那呼图克图(1865年~1936年),本名逞列匠磋,西康省人。

7岁时入诺那寺就任诺那活佛,法号嘎纳。

15岁时归附清朝政府,被授予“呼图克图”封号。

曾协助清政府平定西藏叛乱。

民国后归附中央政府。

1913年,在英国策划的“中英藏会议(西姆拉会议)期间,呼吁中央政府不要轻易签约。

后诺那在与藏军作战中被俘,被囚禁6年后只身逃脱。

1935年在四川军阀刘湘的礼迎下入川,传教3年,信徒日众,声名大增。

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

第3期(总第400期) 2017年3月财经问题研究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Number3(General Serial No.400)March,2017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关永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摘 要:由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和刘大中分别主持完成的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是中国国民收入核算工作的开端和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两部名著,但二者对1933年中国国内净产值的估算存在着超过40%的差距,国内外学术界在不断引用这两项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却没有对这一差异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㊂本文尝试从研究方法㊁估算科目和统计资料等方面入手,对这两项研究进行详细的比较和分析,在阐述其主要征引数据和修正方法的同时,强调了将总量数据分解到地区和行业再进行修正这一研究思路的重要性㊂关键词:国民收入核算;1933年国民所得;巫宝三;刘大中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3⁃0019⁃09 一㊁引 言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难点在于全国性统计数据的缺乏和地区性统计资料的繁杂,而国民收入核算又是需要征引统计资料最多的一类研究,因而在选取和修正数据方面也面临着尤为巨大的困难㊂由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1]与刘大中(Liu和Yeh[2])分别主持的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所得估算,不仅是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研究的开端,①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向来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引用㊂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两项研究对1933年中国国内净产值的估算存在着超过40%的差距㊂由于巫宝三的估算过程主要以中文出版,而刘大中的估算则以英文刊行,②结果逐渐形成了国内学者广泛引用巫宝三[1]估算,国外学者几乎全都引用Liu和Yeh[2]估算的情况㊂虽然有一些研究如Luey[6]㊁费正清和费维恺[7]㊁罗斯基[8]㊁许涤新和吴承明[9]与刘佛丁[10]等意识到了这两项研究之间的差异,但未对其原因展开分析,而是延续了中外学术界分别引述的局面㊂①②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和刘大中分别开始这两项研究时,中国经济学界对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概念的理解和阐释还不尽完善,一般将其译为 国民所得”,估算方法与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也有所不同,对这种差异的比较可以参见杜恂诚[3]㊂由于巫宝三的估算包括国内净产值和国际净所得,刘大中的最终估算则包括国内净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本文只对二者的交集 国内净产值进行比较㊂巫宝三也曾以英文介绍其研究结论,但并未详细阐述其估算过程[4-5]㊂刘大中曾于1942年㊁1946年和1965年对中国国民所得进行过三次估算,均以英文撰写,除第一次估算曾由杨叔进译成中文外,后两次都没有中译本㊂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由Liu和Yeh[2]合作完成的相对最为完善的第三次估算㊂限于篇幅,估算的表格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㊂收稿日期:2016⁃12⁃2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看西方的崛起和中西大分流研究”(15AJL0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与国际学术环境研究”作者简介:关永强(1978-),男,安徽铜陵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经济史与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㊂E⁃mail: yqguan@本文试图从研究方法㊁估算科目和统计资料等方面对这两项研究做一个初步的比较,希望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国民所得问题的认识,也通过这两项研究所征引和修正的大量数据,推进对近代中国经济统计资料的了解和应用㊂二㊁研究背景㊁基本方法与主要差异作为近代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两位重要开拓者,巫宝三和刘大中几乎是同时而又彼此独立地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㊂①巫宝三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研究员,因感于国民所得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相关研究的缺乏,从1942年起先后撰写‘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㊁ 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National Income’和‘国民所得概论“等论著,又约请社会科学所的汪馥荪(敬虞)㊁章季闳(有义)㊁马黎元㊁南钟万和贝友林,共同开展以1933年为中心的抗战前中国国民所得估算,书稿完成后以‘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为题,由中华书局于1947年出版㊂在该书付印之际,当时最负盛名的国民所得问题专家库兹涅茨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之邀来华访问,期间在吴承明㊁张培刚和丁忱的协助下,就巫宝三主持的估算撰写了详细的评论,并将其与刘大中1946年刚完成的另一项估算进行了比较㊂巫宝三随后根据库兹涅茨的评论,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严谨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将估算推广到1936年和1946年㊂刘大中对国民所得的研究也始于1942年在中国驻美使馆任副商务参赞期间,他首先为该年12月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学会年会撰写论文 Some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对1929 1932年中国国民所得做出了初步的估算(约352亿元),该文后由杨叔进译成中文并发表在1944年5月2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但即使是刘大中自己也认为这项估算由于非常缺乏统计资料,因而使用了过于从宽的估计,估算结果远大于实际情况㊂1946年Liu和Fong[14]合作撰写论文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come Tabl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National Incomes’,Liu[15]又独立撰写专著 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36’,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进行了第二次估算(约254亿元),即前文库兹涅茨用以与巫宝三估算比较的那项研究㊂除库兹涅茨外,这两项几乎同时完成的研究还吸引了当时很多国内经济学者的关注,方显廷[11-12]㊁丁鹄[13]㊁邢慕寰[16]与方锦[17]等都撰写了评论文章㊂一般认为,这两项估算的方法基本一致,而巫宝三[1]的估算科目和统计资料更为完备一些㊂20世纪60年代,应美国空军和兰德公司之邀,在叶孔嘉和端木中的协助下,刘大中又主持了对中国大陆1933 1959年经济发展状况的统计研究,这也是他对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的第三次估算㊂尽管采取了和巫宝三[1]基本一致的研究方法,并参考借鉴巫宝三估算中征引的统计资料,但刘大中主持的第三次估算的最终结果仍然与巫宝三有着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对1933年中国国内净产值的估算,Liu和Yeh[2]的估算结果比巫宝三[1]多出约42%㊂从国民所得的核算方法来看,可以分为生产法(巫宝三[1]称增加价值法)㊁收入法和支出法(巫宝三[1]称消费投资法)三种㊂巫宝三[1]与Liu和Yeh[2]主要采用的都是生产法,首先估算出各产业的净产值,再累加形成国内净产值,其中少数几个行业因资料所限而采用收入法估算作为补充㊂在用生产法估算出国内净产值之后,这两项研究还都尝试使用支出法分别估算国民消费和投资等数据来进行复核,但由于资料所限,这些尝试都还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支出法估算㊂因此,这两项估算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㊂从产业类别来看,除矿冶业外,Liu和Yeh[2]的各产业净产值都高于巫宝三[1]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农业,占总差异的73%,除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各产业的两项估算都比较接近㊂下面我们按农业和非农产业来对这两项估算的具体方法和资料做详细比较㊂三㊁生产法视角下对农业的估算巫宝三[1]与Liu和Yeh[2]都将农业分成农㊁牧㊁林㊁渔四部分,其中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㊁经济作物以及蔬菜㊁水果;牧业主要是肉用禽畜和禽蛋(力畜并入农作物生产成本);林业包括02财经问题研究 2017年第3期 总第400期①此外,克拉克㊁德累斯顿银行㊁程孝刚和刘大钧等也对中国国民所得进行过估算,翁文灏和何廉等也做过粗略的估计,但 或以计算方法过于粗率,或因资料不尽完备,故所得结论,甚少参考价值”[11],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方显廷[12]与丁鹄[13]等㊂木材和果实;渔业为各种海洋和淡水鱼产㊂1.农作物无论是在总产值中,还是在两项估算的差异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都是农作物㊂关于20世纪30年代农作物种植面积㊁产量和价格统计范围最广的数据主要有两项:一是由立法院统计处张心一设计主持和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统计汇总的1929 1937年数据,二是由金陵大学农经系卜凯主持的1929 1933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但这两项统计各自都存在一些问题㊂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数据主要依靠从全国22个省聘请的数千名农情调查员搜集各地资料,然后汇总修订而成,但这些调查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在各省的分布也不平均,甚至还不能保证按时上报㊂巫宝三[1]与Liu和Yeh[2]都曾指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耕地面积数据偏低,这主要是因为各地上报的耕地面积源自于纳税土地面积,而农户会有意低报耕地面积以躲避税收㊂巫宝三[1]还认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乡村农作物价格数据高于上海和天津的批发物价是不正常的,因为后者显然应该比前者多出从农村到城市的运输和销售费用㊂与之相比,卜凯在主持金陵大学的调查时意识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耕地面积低估的问题,并进行了修正,但卜凯的调查仅抽取了22个省中的168个村庄,平均每省不到8个(而每省平均约有数万个村庄)且分布并不均匀,由于调查人员主要依赖金陵大学的学生,这些统计样本往往偏于交通便利和较为富裕的地区和农户,由此来估算全国情况也可能会存在过高的倾向㊂①巫宝三[1]对稻㊁麦等主要农作物产值的估算选取了卜凯的种植面积和单产量数据,并根据不同农业区调查样本和耕地面积百分比进行修正,从而得出内地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再根据张之毅的‘新疆之经济“和‘满洲国年鉴“补充了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产量㊂由于巫宝三[1]认为上海和天津的批发物价指数更为可靠,于是参考一些省内农产品的运销费用比例,采用上海和天津批发物价的75%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以此和上述农作物产量分别相乘,得出主要农作物的总产值㊂Liu和Yeh[2]则首先将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卜凯统计的内地耕地总面积分解到各省,然后参照陈长蘅㊁乔启明㊁刘大钧和马黎元的不同估算,选取各省最可能的耕地面积数,再加总出内地耕地总面积㊂对于产量和产值最大的稻米,Liu和Yeh[2]也将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卜凯统计的水稻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和单位面积产量分解到各省,再参考一些地区性资料,取两组数据的平均值;其他主要农作物的面积比例和单位面积产量则基本选取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卜凯统计的平均值㊂在此基础上,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㊁总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分别相乘,得到各种农作物的总产量,最后再参考巫宝三[1]的估算和张心一的‘中国农业概况估计“,补充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农作物产量㊂Liu和Yeh[2]对农产品价格的估算更为复杂,他们主要依据邮政总局的‘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再参考国际贸易局的‘中国实业志“和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的‘东北经济小丛书㊃农产“的价格数据进行修正㊂由此得到的农产品价格大多低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的物价,高于巫宝三[1]修正的上海和天津的批发价格㊂之所以没有引用巫宝三[1]的价格,是因为Liu和Yeh[2]虽然也同意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价格数据存在问题,但认为沿海的天津和上海由于受进口粮食影响,其批发价格低于内地一些地区甚至乡村生产者价格是有可能的,用城市批发物价的25%抵减运输和销售费用未必可靠;而‘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的物价数据由全国各地的邮政人员上报而得,覆盖地区和商品广泛且时间比较集中,是相对可信的资料来源㊂②除上述主要农作物外,其他农作物还有茶叶㊁蚕茧㊁蔬菜和水果等,巫宝三[1]与Liu和Yeh[2]使用的数据资料也有所不同㊂巫宝三[1]的茶叶产量是通过各省数据汇总而成,茶叶价格依据中国茶叶公司1933年的调查;Liu和Yeh[2]的茶叶产量则依据中央设计局编制的‘物资建设五年计画草案(提要)“,价格参考‘农情报12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 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①②关于相关农业数据更详细的评论,可参见Twanmo[18]㊁章有义[19]与关永强[20]㊂值得一提的是,在Liu和Yeh[2]估算完成后不久,美国学者珀金斯[21]在1969年也对1933年前后的中国农业总产值进行了估算,他的结论比Liu和Yeh的估算要低近10%,但仍高于巫宝三[1]的估算㊂(1)种植面积:珀金斯与巫宝三恰好相反,认为卜凯的统计存在严重的样本偏差,而使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耕地资料,并将所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都细分到各省再进行修正㊂(2)单位面积产量:珀金斯认为卜凯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单产量数据都不符合实际,而假设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农作物单产量没有大的变动,采用1957年新中国的单产量数据㊂(3)农产品价格:珀金斯直接使用Liu和Yeh估算的价格数据㊂告“㊂巫宝三[1]根据全国缫丝业使用的新鲜蚕茧量估算蚕茧数量;Liu和Yeh[2]则将蚕茧分为家蚕和柞蚕两类,先根据沈宗瀚的‘中国农业资源“和中央设计局的数据推算生丝量,再参考巫宝三的蚕茧和生丝比例估算蚕茧总量,并根据‘满洲国年鉴“和山东省‘中国实业志“估算柞蚕的状况,用蚕茧总量减去柞蚕茧得出家蚕茧的数量;蚕茧价格除前述‘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中国实业志“外,Liu和Yeh还参考了1934年‘申报年鉴“等资料㊂巫宝三[1]的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与价格数据均引自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使用‘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福建省统计年鉴“中最低的数据;水果的单产量则选择‘中华民国统计提要“㊁山东省‘中国实业志“和‘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的最低产量(因为这些资料大多来自蔬菜和水果的主产区,故以其最低数作为全国平均值)㊂Liu 和Yeh[2]的蔬菜和水果种植面积也主要依据卜凯的数据,蔬菜单产量则参考‘我国战后农业建设计划纲要“和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的数据;水果的单产量是将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四省的数据减半而得㊂2.牧业㊁林业和渔业等巫宝三[1]的禽畜数量主要依据‘中国土地利用“的数据,并以各农业区农户数的比例进行修正,得出内地禽畜数量;再根据‘蒙古年鉴“中Darin的估算㊁‘新疆之经济“和‘满洲国年鉴“补充内蒙古㊁新疆和东北地区的数据;鸭蛋和鹅蛋忽略不计,鸡蛋按照鸡的半数乘以年产蛋70枚计算;禽畜和鸡蛋价格则采用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的内地各省价格平均数㊂在此基础上,巫宝三[1]根据对各种禽畜寿命的估计,折算出每年禽畜蛋类的总产值,再从中减去农业区的力畜产值,得到肉用禽畜和鸡蛋的总产值㊂Liu和Yeh[2]则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卜凯调查的户均禽畜数量均值乘以卜凯调查估计的总农户数,得到内地禽畜数量,再依据美国学者Phillips等的‘中国之畜牧“补充了蒙古㊁新疆和东北地区的数量㊂在从禽畜总量推算肉用禽畜的年产量时,巫宝三[1]与Liu和Yeh[2]一样参考了这些牲畜的自然寿命,但不是区分力畜㊁肉畜,而是依据‘农林统计手册“‘祖国的畜牧与畜产资源“‘中国的畜牧“推算出牲畜的宰杀比例,以此乘以禽畜总量,得出当年的禽畜总产量㊂此外,Liu和Yeh[2]还参考上述资料以及美国农业部的 Report of the 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计算出鸡㊁鸭㊁鹅各自的蛋产量和羊毛产量㊂Liu和Yeh[2]的禽畜价格采用中央农业实验所㊁‘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和五省‘中国实业志“价格的平均值㊂在林产品方面,Liu和Yeh[2]的估算包括桐籽㊁木材和其他林产品,而巫宝三[1]将桐籽纳入农产品,仅计入木材㊂对于木材,巫宝三[1]使用1935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实业部修正的林地面积和产值数据,细分到各省,再参考‘中国的森林“‘福建之木材“‘满洲国年鉴“等进行补充修正,最后汇总出木材总产值;Liu 和Yeh[2]根据1934年‘经济年鉴“㊁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和1936年‘申报年鉴“中森林面积的数据,再从1940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林产品调查数据中推算出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价值与森林面积的比例,二者相乘得到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价值㊂对于桐籽,巫宝三[1]根据桐油年产量,按桐籽百斤榨油25斤计算出桐籽量,再依据‘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的湖南麻阳等地价格计算出总产值;Liu和Yeh[2]根据沈宗瀚㊁严匡国㊁章之汶等的研究以及 Report of the China-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Mission’估算出桐油产量,依据‘中国油桐与桐油“中桐籽与桐油的比例得到桐籽产量,桐籽价格依据‘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中广西㊁四川等地的价格㊂对于鱼类的估算,巫宝三[1]主要参考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中侯潮海编纂的渔业产值数据,并分解到各省,参考‘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江西年鉴“㊁湖南㊁山东两省‘中国实业志“和‘满洲国年鉴“等资料进行修正补充,最后汇总得出全国渔产总产值㊂Liu和Yeh[2]则是根据‘申报年鉴“的内地数量加上1942年‘满洲国年鉴“得出全国渔产总产值㊂除上述农牧林渔外,Liu和Yeh[2]与巫宝三[1]的另一处差异在于,他们认为巫宝三的估算因资料不足而遗漏了一些农业产品,包括天然橡胶㊁染料作物㊁调味料㊁草药和花卉等农产品,兔㊁鸽㊁鹿等动物以及蜂蜜㊁乳制品㊁驼绒㊁鹿皮等动物制品,Liu和Yeh将其统一归入 其他”项,参考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的相关研究,假设其占农业产品总产值的5.50%㊂3.农业生产成本和折旧的减除22财经问题研究 2017年第3期 总第400期使用支出法计算国民所得,要求计算出各产业生产的增加值再进行累加,这就要减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㊂在实际估算中,巫宝三[1]与Liu和Yeh[2]除了生产成本外,还一并减去折旧部分,由此得出农业净产值㊂巫宝三[1]将各种减项分为种子㊁购入肥料㊁农具和农舍四大类,参考河北深泽等十项调查资料,估算出四类成本分别占总产值的5.81%㊁3.03%㊁2.82%和2.15%㊂再根据各产业的不同,计算出各自的成本额(主要农作物有这四项成本,茶叶㊁桐籽等不计种子成本,蔬菜㊁水果不计种子成本和肥料成本;牲畜仅计农舍成本,但要补充肉用禽畜饲料成本和孵鸡所用蛋的价值;木材仅计农具成本;渔产也仅计农具成本,但按民船业折旧率13%计算)㊂Liu和Yeh[2]减除额估算与巫宝三[1]略有不同,对于农作物,他们除借鉴巫宝三的数据外,还参考宜兴和武进等调查资料,再取平均值并扣除非生产性成本,得到总减除比例为农作物年产值的8.10%㊂禽畜和蛋产品则只计算喂养成本,根据‘中国农家经济“取禽畜总价值的10%㊂由于森林主要是自然生长且砍伐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因而估计各项成本仅占年产值的3%㊂鱼类产品的成本主要是渔船和渔具的修理维护,估计相当于总产值的5%㊂未计入的杂项仍然主要是农作物,因而扣减比例也按照和农作物一样的8.10%㊂此外,折旧项依据‘中国农家经济“,估计为农业总产值的2%㊂四、生产法视角下对非农产业的估算1.制造业㊁矿冶业和建筑业等制造业分为现代工厂和手工业两部分㊂对现代工厂产值的估算,巫宝三[1]与Liu和Yeh[2]主要依据的都是刘大钧1933 1934年主持完成的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但对这项资料的使用和修正方法有所不同㊂首先,刘大钧的调查仅限于内地中资工厂,没有涉及内地外资工厂和东北地区的工厂,也没有提供造币㊁发电和电影三个产业的资料㊂巫宝三[1]主要参考‘上海市工厂名录“‘日本之对支投资“等资料补充了内地外资工厂的数据;参考‘满洲国年鉴“等资料补充了东北地区的数据;根据‘岁计年鉴“等资料分别推算造币厂㊁发电厂和电影厂的情况;还参考税务署的统计调整了刘大钧的调查中火柴㊁卷烟和棉纱产量,参考一些地区性调查补充和修正了云南㊁湖南等地的工厂资料㊂Liu和Yeh[2]引用了巫宝三[1]的绝大部分修订和调整,但东北地区的工厂主要参考1933年和1934年的‘满洲工场统计“,并对刘大钧的调查中少数几个缺乏统计数据或存在误差的地区和产业进行了补充和调整㊂其次,刘大钧的调查提供了两组工厂数据,较详细的一组符合‘工厂法“的规定,使用机器动力且雇工30人以上的工厂;较简略的一组则是使用机器动力而不论雇工人数的工厂㊂巫宝三[1]使用了前一组数据,并在补充东北地区资料时剔除了雇工30人以下的工厂;Liu和Yeh[2]为与20世纪50年代进行比较而采用了后一组资料,并补充了东北地区雇工5 30人的工厂㊂再次,巫宝三[1]估算的现代工厂包括木材制造和机械制造等十五大类㊂Liu和Yeh[2]将其中的水电气部分单列为 公用事业”,其中供水和煤气都直接引用了巫宝三[1]的估算,只有发电部分的发电量和电价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内地部分参照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和1945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东北部分参考‘満洲に於ける電気事業概説“㊂最后,在对制造业生产成本和折旧的减除上,巫宝三[1]的生产原料㊁燃料和杂项成本主要使用刘大钧的调查中的原文献数据,折旧则依据八十多家企业的营业报告对不同行业分别进行估计㊂Liu和Yeh[2]的生产成本基本引用了巫宝三[1]的数据,只是对内地和东北地区的工厂进行了分别核算;对于折旧,则参考相关折旧率统一定为总产出的4%㊂近代手工业产值估算没有可以和刘大钧的工厂调查相媲美的数据,因而巫宝三[1]以地区性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分别采用六种办法对其产值进行估算:机器制造和电器用具等大部分产业根据地方性统计资料直接估算;锯木㊁石灰和棉纺等根据原料数量或价值估算,木器和砖瓦等根据个案调查资料推算;船舶修造和人力车修造等根据置换率进行估算;酿造业用消费量代替产量;藤竹柳器和饮食等通过相关产业进行估算;成本和折旧主要采取抽样统计的办法㊂Liu和Yeh[2]参考巫宝三[1]的估算结果以及山东㊁湖南两省‘中国实业志“的手工业数据,估计手工业者人均年净产出约为130元;通过自行估算的就业数据推算手工业从业人数约为1570万人,32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 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

感动中国人物杨振宁的事迹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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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杨振宁的事迹【篇1】1、相变理论统计力学是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他在统计力学方面的特色是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的严格求解与分析,从而漂亮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精髓。

1952年杨振宁和合作者发表了有关相变的重要论文。

第一篇是他在前一年独立完成的关于2维Ising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的论文,得到了1/8这一临界指数。

这是杨振宁做过的最冗长的计算。

Ising模型是统计力学里最基本却极重要的模型,但是它在理论物理中的重要性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广泛认识。

1952年,杨振宁还和李政道合作完成并发表了两篇关于相变理论的论文。

两篇文章同时投稿和发表,发表后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

论文通过解析延拓的方法研究了巨配分函数的解析性质,发现它的根的分布决定了状态方程和相变性质,消除了人们对于同一相互作用下可存在不同热力学相的疑惑。

这两篇论文的高潮是第二篇论文中的单位圆定理,它指出吸引相互作用的格气模型的巨配分函数的零点位于某个复平面上的单位圆上。

在统计力学和场论中,这个理论精品就像一个小而精致的贝壳至今魅力不减。

2、玻色子多体问题起源于对液氦超流的兴趣,杨振宁在1957年左右与合作者发表或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稀薄玻色子多体系统的论文。

首先,他和黄克孙、Luttinger合作发表两篇论文,将赝势法用到该领域。

在写好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论文之后等待实验结果的那段时间,杨振宁和李政道用双碰撞方法首先得到了正确的基态能量修正,然后又和黄克孙、李政道用赝势法得到同样的结果。

他们得到的能量修正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著名的平方根修正项,但当时无法得到实验验证。

出乎他们的预料,近年来,这个修正项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了实验证实。

3、杨-Baxter方程20世纪60年代,寻找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的尝试将杨振宁引导到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解。

张培刚教授传

张培刚教授传胡艳华李旭玫吴瑞芳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

1934年-1941年,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后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

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6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

1948年,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及研究员。

1949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兼任武汉大学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

1950年,被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华中工学院规划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1957年,任华中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1979年,任华中工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1988年,任华中理工大学(后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4年至2011年,任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 年版;2.《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出版,1938 年版;3.《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 年版;4.《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英文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 年出版,1969 年美国再版。

1951 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

中译本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初版,1988年再版;2002年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再版,2012年中信出版社重印再版,2013年《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由武汉大学作为校友优秀作品再版;5.《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6.《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 年初版;7.《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8.《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9.《新发展经济学》(主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初版,1999 年修订再版;10.《张培刚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11.《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12.《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13.《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作为上卷与《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对_中国农村派_研究综述

[经济思想研究]文章编号:1003-6636(2010)01-0081-05;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0研究综述颜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使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农村问题。

其中,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0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

他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载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农村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关键词:中国农村派;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研究综述Research of th e/School of Ru ra l Ch ina0si n ce the I n trodu cti on of R efor m and O p en i ng Up Po licy:A R eviewYAN M i n(Schoo l of Econo m ics,P ek i ng U n i versity,Be iji ng100871,Ch i na)A bstrac t:In the1930s,the collapse o f rura l economy and t u r mo il i n rural soc iety i n China a ttracted g rea t attenti on.A larg enu mber of i nte llectua ls went deep i n the countrysi de and researched rural i ss ues usi ng ne w approaches.Am ong t he m was the Schoo l o f Ru ra l Chi na,an i m portant force i n research character i zed by Chen H an-sheng.U nder t he Ch i nese Soc i e t y for R ura l Econo m ics,they used basic pr i nciples of M a rx is m to st udy rural issues from the ang le of re lati ons o f producti on,f o r m ing d i sti ncti v e acade m i c features.Key w or d s:the Schoo l of R ural Ch i na;Chen H an-sheng;Chi nese Society for Rura l Econo m ics;rev ie w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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