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

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

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者积极地进行理论探索,在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探索、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拓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

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是指将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过程、方法,以及对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理论范畴、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理论。张今(1987)的《文学翻译原理》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定义,从哲学和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了文学翻译理解过程中的六对矛盾和表达过程中的十对矛盾。蔡新乐(2001)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将含意本体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运用现象学的理论观点从精神、文化和语言等多元层面研究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特征以及翻译过程,研究了文学翻译与精神之间、精神的境界与翻译的语境之间的关系。郑海凌(2000)的《文学翻译学》明确地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区别开来,以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为中心,用一整套概括性较强的概念系统及独具学科特点的知识框架,借助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文学翻译现象和命题做了理论勾勒,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译者的再创造、创造心理和文学翻译的方法原则进行研究。

从综合视角关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概论性著作还有王金玲(1999)的《文学翻译新论》,张成柱(2002)的《文学翻译研究》,成昭伟(2007)的《文学翻译概论》,胡显耀、李力(2009)的《高级文学翻译》, 李冰梅(2011)的《文学翻译新视野》和周方珠(2014)的《文学翻译论》等。许钧(2015)的《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对文学翻译本质、文学名著译介与评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思考,从忠实、叛逆和再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文学译者的身份认同,从意愿、现实与道德等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制约翻译主体的因素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还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论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什么”“怎么译”的各种选择,从翻译的文本生命历程入手对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以确立译作应有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另外还讨论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新世纪之后,聚焦单一主题的文学翻译理论著作逐渐增多。其中文学翻译审美方面的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奚永吉(2000)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该著立足于本国古今文论、诗论、曲论、画论中的美学原理来论述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2002)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刘华文(2005)的《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王平(2010)的《文学翻译审美学》、袁新(2011)的《文学翻译审美问题研究》、胡兆云(2013)的《美学理论

视野中的文学翻译研究》和姜莉(2014)的《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翻译审美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主题多元,语境、创造、语言特质、主体性建构等都进入了学者们关注的视野。郑诗鼎(1997)的《语境与文学翻译》和栗长江(2008)的《文学翻译语境化探索》都以文学翻译的语境要素为主题,前者讨论了文学翻译与语境的关系,后者则借鉴语言学有关语境的研究成果,综合文艺理论、翻译理论,整合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对文学翻译进行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解释。韩子满(2005)的《文学翻译杂合研究》和吴南松(2008)的《“第三类语言”面面观——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探索》都聚焦于文学翻译的特质,前者对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后者则对译者所采用的一种介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的“第三类语言”存在的必要性、普遍性、主要特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讨论。董明(2006)的《翻译:创造性叛逆》和王丹阳(2009)的《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都围绕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展开讨论,前者探讨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后者结合个案分析探究了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以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段峰(2008)的《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研究了文学翻译主体从作者转换为译者的过程,作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和读者主体性

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申迎丽(2008)通过对“误译”现象的讨论研究了文学翻译中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金兵(2009)的《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研究了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曹丹红(2015)的《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借鉴诗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活动的诗性内涵和层次进行了研究,重新审视了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忠实性问题,分析了文学性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探讨了译者如何围绕对文学性的理解和把握,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形式转换、语义再生和价值重构的问题。

在过去的30 年里,我国译学界在翻译批评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不断,学者们除了积极运用理论开展文学翻译批评实践之外,还致力于建构具有学科自身特色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在近20 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中,专门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理论的有6 部。

许钧(1992)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翻译批评理论著作之一。作者着力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从宏观上对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进行了规范,并结合具体实践案例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范本。王平(2006)的《文学翻译批评学》将文学翻译批评学的研究范畴划分为本体论、创作论、标准论、方法论、文本论、接受论,明确了文学翻译批评学的任务,讨论了翻译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原译作的阐释与

比较、文化和语言比较、文本审校、批评者的思维心理机制和素养等内容。

王宏印(2006/2010)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以中西互鉴的视角,以哲学、文论、译论相互阐发为基础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透视当前文学翻译现象,提出鉴赏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文学翻译批评概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建立文学翻译批评学所需的条件和对学科结构的基本设想。另外,赵秀明、赵张进(2010)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较为宽泛地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还结合具体译本进行了批评分析。刘育文(2014)的《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以解构主义为视角探索了一种既具理论性、又兼工具性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受文化研究兴起的影响,文学研究将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文化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随着“文化转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视,比较文学又出现“翻译转向”,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开始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30 年里,我国学者在文学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跨域探索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译介学就是这种跨越学科边界进行理论建构的成果。1999年,谢天振的《译介学》出版,标志着译介学从比较文学媒介学之下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了一个跨越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拓展了文学

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译介学既吸引了翻译研究中对文学和文化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也吸引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关注翻译问题的学者,还吸引了一些从事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加入进来,从而促进了学术领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强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实用价值。之后,谢天振2007年《译介学导论》、2011年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2013年的《译介学》增订本出版,译介学影响更加深入。张旭(2010)的《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即从译介学角度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建构的代表性成果。该著参照东西方知识谱系,就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厘清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跨文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跨越性研究途径上的适切性,并引入文献学为防止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流于空泛提供了方法论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思考文学翻译问题。王宁(2014)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从翻译的视角考察文学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从世界文学、民族文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功能, 从信息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内涵,从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中去重新认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对于推动中国翻译学积极参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话语构建,推动翻译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作用,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姜秋霞(2009)的《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着力揭示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

动关系。该著结合实证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进行探讨,得出结论:文化语境、文化意识决定翻译的主题、内容及取合程度与方式;同时文学译介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语境、(文学)文化形态的结构与变化;文学翻译无论从宏观结构、价值取向上,还是在文本转换具体方式上,都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与制约。

在了解了文学译介与文化发展之间互动关系之后,学界开始考察特定语境下具体国别文学、类别文学和文学文本的翻译之于国家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影响。苏畅(2013)的《俄苏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即是此类研究成果之一。作者认为,对翻译文学的文化研究恰恰是揭示跨语际实践中自我与他者、异域文学与本土文学、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复杂关系的场所。该著以现代中国译介最多的托尔斯泰译介为例考察了外国文学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和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

中外翻译简史

中外翻译简史 一、中国翻译简史 从现有史实来看,中国翻译史始于东汉末年安世高的佛经翻译。大体经历了五个高潮。 1. 佛经翻译(公元148年至1111年)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式微于北宋,元以后为尾声。 起始阶段(公元148—31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安世高,译籍30部,41卷,现存22部,26卷;支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 兴盛阶段(公元317—617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释道安,编有《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倾向于直译;鸠摩罗什,共译74部,现存39部,如《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金刚经》等,倾向于意译;真谛,共译64部,现存26部,如《摄大乘论》等;彦琮,共译23部。 全盛阶段(公元618—90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629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带回梵文经典657部,十九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主持了译场,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原则。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 主要是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进行的,汉译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古希腊哲学、科学等。从事或组织翻译的代表人物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ean Adam Schull von Bell)、林则徐、魏源、李善兰、徐光启、徐寿等,主要译作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四洲志》、《西艺知新》及续编等。 另外,还设有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四夷馆(明代),创办了同文馆、京师译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文会馆、广学会等翻译编译机构。 3、清末民初的社科、文学翻译 清末民初的社科翻译属严复最为著名。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译西学颇多,影响深远,如:《天演论》(T.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

中国翻译理论史

中国翻译(理论)史概论 1.翻译的二字由来: 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从事翻译的人员被成为“象胥”/ “象寄”。 从汉代起,“译”逐渐成为了总称。 从东汉起,“翻”字也开始使用。 在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2.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四个次时期: 1). 西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 2).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3).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4). 新中国成立后 关于佛经翻译“ 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佛经翻译也走入高峰期。唐朝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 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已将近销声匿迹了。 佛经翻译名家及名论:支谦(三国): 在《法句经序》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即翻译的文质之争。支谦在理论上提倡“文质并举”,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遵循“因寻本质,不加文饰”。为早期的直译说。 道安(东晋):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主张直译要求“案本而传”,是直译理论的代表。 鸠摩罗什(东晋): 主张“意译”。追求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玄奘: (唐朝):“即需求真,又需喻俗”。相当于今天的“忠实,通顺”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西方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代表作首推中外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 代表人物:利玛窦(?-1610)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徐光启(1662——1633)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

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

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

西方翻译史+中国翻译简史.doc

翻译史--西方翻译简史 翻译史约两千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西方翻译活动简介 (一)古代西方翻译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 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中国的文学翻译_从归化趋向异化

4 0 收稿日期:2001-11-25 本文准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 翻译作一回顾,并对2 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笔者这次谈论翻译策略,不想再沿用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中 外翻译界对这两个术语已经争执了两千多年,我们不如索性换一 种提法。1 8 1 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 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 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在这里, 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 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Venuti,1995:20)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 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 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 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 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 “原则化”,也更便于把握,因此我们就用它们来概括翻译的 两种策略。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可文 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只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掀起了四 次高潮:第一次是2 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 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 就是5 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 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但是,从翻译策略来分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 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改革开放 的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 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因此, 人们有理由相信:2 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一、头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归化为主调 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 始阶段,零零散散地译介了一些西洋文学。甲午战争后,列强 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 的道理,并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1 8 9 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 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 8 0多种。在林纾、伍光健、苏曼殊等人的带动下,2 0世纪头十年掀起了一股 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所译作品虽有一些古典名著,但更 多的是侦探、言情小说。 1 8 9 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但 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当时,小说被选作改良

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

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 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者积极地进行理论探索,在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探索、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拓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 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是指将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过程、方法,以及对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理论范畴、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理论。张今(1987)的《文学翻译原理》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定义,从哲学和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了文学翻译理解过程中的六对矛盾和表达过程中的十对矛盾。蔡新乐(2001)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将含意本体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运用现象学的理论观点从精神、文化和语言等多元层面研究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特征以及翻译过程,研究了文学翻译与精神之间、精神的境界与翻译的语境之间的关系。郑海凌(2000)的《文学翻译学》明确地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区别开来,以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为中心,用一整套概括性较强的概念系统及独具学科特点的知识框架,借助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文学翻译现象和命题做了理论勾勒,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译者的再创造、创造心理和文学翻译的方法原则进行研究。

从综合视角关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概论性著作还有王金玲(1999)的《文学翻译新论》,张成柱(2002)的《文学翻译研究》,成昭伟(2007)的《文学翻译概论》,胡显耀、李力(2009)的《高级文学翻译》, 李冰梅(2011)的《文学翻译新视野》和周方珠(2014)的《文学翻译论》等。许钧(2015)的《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对文学翻译本质、文学名著译介与评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思考,从忠实、叛逆和再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文学译者的身份认同,从意愿、现实与道德等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制约翻译主体的因素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还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论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什么”“怎么译”的各种选择,从翻译的文本生命历程入手对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以确立译作应有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另外还讨论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新世纪之后,聚焦单一主题的文学翻译理论著作逐渐增多。其中文学翻译审美方面的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奚永吉(2000)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该著立足于本国古今文论、诗论、曲论、画论中的美学原理来论述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2002)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刘华文(2005)的《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王平(2010)的《文学翻译审美学》、袁新(2011)的《文学翻译审美问题研究》、胡兆云(2013)的《美学理论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

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

我国翻译史简介

英汉翻译教案

三、第三阶段——现代 即解放以后,出现了非常多的翻译家. 傅雷,(1908-1966)字怒安。上海南汇人,现代翻译家、学者。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傅雷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傅雷以其严谨的作风,广博的学识,穷毕生之精力,为文艺界、读书界提供了十几部世界名著,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谷若(1903-1994)原名张恩裕,山东烟台人,北京大学教授。他于20世纪30年代以成功地翻译了英国文学大师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一举成名。他一生从事教授英国语言文学和翻译工作,以治学专注执着、做人正直厚朴而为人尊重。译有七部、约400万言英国古典文学名著,除《苔丝》与《还乡》外,还有哈代的《无名的裘德》、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肖伯纳的戏剧《伤心之家》以及唐诗英译等。这些译作屡经再版,数十年来拥有海内外广泛的读者,以其译文忠实精雅、注释详尽深入而享有盛誉,成为高等院校外文翻译教学、研究及实践的范本。他旗帜鲜明地提倡以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则在于翻译家的地道做人。此主张得到翻译界业内同行相当广泛的认同。 著名翻译家张维:原名张元洪。浙江人。在50年代到60年代,他一直为中央领导选译内参书籍。张维选译了一些国家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参考书,当时曾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好评,并向外事、新闻和宣传部门加以推荐。几十年来,他除在工作中审议别人译稿外,还翻译了有价值的《各国纪行》、《今日美国》、《赫鲁晓夫主义》、《杜鲁门回忆录》、《120毫米榴弹炮》(中译英)、《白宫岁月》、《2000年的欧洲》、《中国投资指南》、《外交官》等28部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张维先生在离休后,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编著了《英语常用词疑难词典》一书。本词典共选录800多个词条,约1200个词和词组,近1万个例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交学院的教授们誉其书为“英语词典之精粹”、“现代英语翻译之必备工具书”等。张维先生,多次介绍和翻译美国出版的一些名著,特别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全部著作,都是由他主持翻译定稿的。1984年应美国国际交流总署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他以国际访问学者的名义,赴美考察。至美后,他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别邀请,并在美国国务院就自己对基辛格博士著作的研究及其翻译过程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冯亦代: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冯亦代一生中著作等身,曾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与人合译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译海明威的剧本及短篇小说《第五纵队》及其他……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已出《冯亦代文集》五卷。 梅绍武:著名翻译家,梅兰芳之子。梅绍武翻译作品包括约卡伊·莫尔的长篇小说《一个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凯琴姑娘——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和奥尼尔的剧本等。他翻译的阿瑟·米勒剧本《炼狱》在国内上演之后影响巨大。此外,他也是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进入中国的人——尽管纳氏在西方被称为“小说之王”,但他的文字生僻难懂,故而在中国知名度不高。 巴金:作为伟大作家的巴金,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一生写了上千万字,译了数百万字。巴金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品。如普式庚(即普希金等著的《叛逆者之歌》(诗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等、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屠格涅夫》和《草原集》、赫尔岑巨著的《往事与随想》等。 吕同六:吕同六是荣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爵士勋章和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三大殊荣的惟一一位中国学者。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全国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等。译著有《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葛兰西论文学》、《皮兰德娄戏剧集》等。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的开题报告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文学翻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学翻译起源于近代,经历了从“花式译法”到“归化”再到“异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吸 取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归化与异化作 为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两个重要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文学翻译的百年流变进行分析,探究归化与异化的理论来源、核心思想和实践方法,比较两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翻译规范化和优 化发展的贡献,以期揭示中国文学翻译的历史变迁和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为今后的 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法、实证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整理,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翻译实践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翻译方 法在文学翻译中的优劣、适用范围及其对目标语言文化的影响等,从而全面掌握归化 与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实际运用情况。 四、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内容: 1. 归化与异化的理论来源和基本概念。 2. 归化与异化的核心思想和实践方法。 3. 归化与异化在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历程及其效果评价。 4. 归化与异化对翻译规范化和优化发展的贡献。 五、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于揭示中国文学翻译的历史演进和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提高翻译规范化和优化发展水平,深化跨文化交流和理解,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为当前中国文学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为构建更加科学、规范的翻译体系提供思路和借鉴。

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历史演进分析

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历史演进分析 中国近代翻译史是一段极具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中,中国的翻译事 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发展,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将对这段翻译史进行历史演进的分析,以期向读者展现出这一时期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一、如何定义中国近代翻译史 中国近代翻译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中 国翻译事业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翻译出现了大量的新题材、新领域,而且翻译内容的形式和语言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了多样化和丰富化的特点。 二、翻译的“穿越时空”特点 1、近代中国翻译的国际背景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走上“开放”之路。随着外国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人开 始对外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由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促使着中国人对这些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解,而翻译就成为了这种理解的重要途径。 2、翻译中的文化“传承” 近代中国的翻译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传承”。中国文化曾被许多 外国人称为“成书制度最完善、内涵最厚实的文化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而翻译,则是这种文化传承的“重器”。 三、近代翻译史的历史演进 1、境内翻译和境外翻译

近代中国翻译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界线是“境内翻译”和“境外翻译”的划分。境内翻译以翻译中国古典著作为主,而境外翻译则以翻译外国文化传入中国为主。这两种翻译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但在当时,由于境外翻译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现代化,更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2、从“名译派”到“实用主义” 近代中国翻译史中,最著名的翻译派系便是“名译派”和“实用主义派”。名译派 主张将西方文化翻译成汉语,强调保持原汁原味的文学价值;而实用主义派则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和实际效果,更加重视对外流行、对内发展的利益。这两种翻译观念在当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也为中国翻译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启示 1、翻译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至关重要 近代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的传承。翻译不仅可以让中国文化得以向外世界展示,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2、翻译必须适应时代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翻译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当今的时代,随着信息爆炸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引导 翻译是人类交流、了解和认识外来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翻译 人才的培养和引导。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基础和文学素养,更需要具有开放的思想、宽阔的心胸和创新的精神。 结语:

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英译研究述评

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英译研究述评 在现代中国,散文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不容小觑。作为一种散文性质的文体,散文内容广泛,内容可以涉及到社会问题、历史事件、自然景观、议论或者反思等方面。最近,许多散文作者也开始将他们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以便与国际读者沟通交流。 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英译研究述评,涉及到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的翻译,对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的英译有着重要意义。在英译中,译者必须注意保留原文的文学性,同时考虑汉英两种的文化差异,和译文的表达习惯差异。 英译研究,首先,必须完整系统的分析译者在当前环境下所处的中英文化差异,以及不同原文和译文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然后,对具体翻译文本应该实施怎样的策略,以及翻译实践中应注意什么引用技巧,以及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等都应作出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散文作品都需要翻译成英文,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学的伟大,因此,英译也越来越重要。 当前现状,尽管中国散文作品的英译把中国散文的原文翻译得比较准确和完整,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由于文学渊源、叙事形式和抒情语言的不同,英译作品往往失去了原著的文学性和抒情色彩,无论文字或者人物形象都与原文不同,而这就给读者带来困扰。 另外,中英文句法结构明显不同,对付原文和译文的句子结构把握,以及熟练掌握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汉英文字义转换,都需要译者极

具专业知识。而当前现有的译文,在句子、短语、汇总等语言结构处理上也需要加以改进。 另外,在研究过程中也应深入考察译者的翻译技巧,比如对于复杂的抒情句型、绕口令等,翻译准确到位,使译文更具有原文的文学性,以及把握文学符号及其作用,以及最重要的是注重文学文本的顺序,使译文结构和抒情节奏更贴近原文的风格。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国内现当代散文作品的英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讨论,从而探讨如何将中国散文作品翻译得更贴近原文的文学精微,从而使英文读者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散文的精髓。同时,本文也提出了一些实践策略,以期解决在英译中可能出现的不足,用最准确有效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翻译出来。

浅析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浅析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摘要】 中国翻译美学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分支,对于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翻译美学的概念和在中国的重要性入手,以中国翻译美学的起源、发展阶段、代表作品、特点和未来发展为主线,系统分析了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翻译美学的重要性、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以及对翻译领域的启示进行探讨,揭示了中国翻译美学在翻译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文章旨在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深入探讨中国翻译美学,促进中国翻译美学的更好发展,推动翻译事业不断进步。 【关键词】 翻译美学,中国,发展历程,起源,阶段,代表作品,特点,未来发展,重要性,影响,启示。 1. 引言 1.1 翻译美学的概念 翻译美学是指通过语言转换将文学作品原汁原味地传译出来,并注重诗歌性、音乐性、形象性等特点的一门学科。翻译美学关注翻译作品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递和创造。翻译美学旨在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和情感得以互相交流和理解。翻译美学注重翻译者的创造性和审美趣味,追求最

佳的语言表达和情感传达方式,力求还原原作的精髓和氛围。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加深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美学更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文学翻译的理论基础,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研究翻译美学,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和精神内涵,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1.2 翻译美学在中国的重要性 翻译美学在中国的重要性可谓至关重要。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翻译,中外文化之间得以相互沟通与理解,进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翻译美学作为翻译活动的一种理论体系,其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更有助于提升翻译的认知价值和艺术风格。翻译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和规范,引领中国翻译事业迈向更高水平。翻译美学还可以为中国的翻译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培养更多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文化素养的优秀翻译人才。翻译美学在中国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对翻译水平的提升以及对翻译研究的引领和规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2. 正文 2.1 中国翻译美学的起源 中国翻译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古代,翻译活动主要以对外交流为目的,将外国文化传入中国。这些翻

中国现代散文翻译语用学研究的开题报告

中国现代散文翻译语用学研究的开题报告 题目:中国现代散文翻译语用学研究 一、选题背景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现代散文在国内外 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对于海外读者而言,翻译成为了理解中文 散文的必要手段。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差异和文化差异可能导 致翻译效果不佳,从而影响翻译品质和传播效果。因此,本研究旨在探 讨中国现代散文的翻译语用学问题,希望通过对语用学理论的应用,提 高翻译质量,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 二、研究目的 1.分析中国现代散文的语用学特点,了解语用学在散文翻译中的应 用前景; 2.分析当前中国现代散文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语用学角度探 究可能的解决方案; 3.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翻译对比,验证语用学理论在提高翻译品质方 面的实用性; 4.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提出翻译语用学在中国现代散文翻译中的 具体应用和完善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散文翻译事业的发展。 三、研究内容 1. 简要介绍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发展和类型; 2. 分析散文翻译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并探讨其与语用学的关系; 3. 介绍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包括言语行为、语用推断、语用规则等,分析其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

4. 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散文翻译中语用学的应用,包括表达意图、语言准确性、文化传递效果等方面的问题; 5. 提出散文翻译中可能存在的改进措施和技巧,包括对翻译语境的准确理解、翻译时的语境选取和使用、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识别等。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了解散文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实例和解决方法。然后,通过实际案例的翻译对比,验证语用学理论在提高翻译品质方面的实用性。最后,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读者对中国现代散文翻译效果的反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的散文翻译改进措施的实用效果。 五、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翻译语用学问题的探讨,旨在提高现代散文的翻译质量,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作为散文翻译工作者和文化传播者的参考,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技巧和方法。此外,本研究还可以为研究语用学、散文文学和翻译等领域的学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文:浅析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66340美学论文 浅析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翻译由最初借助美学思想意识呈现自身特征,逐步发展为自建理论框架,最终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翻译美学。从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能清晰的看到,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该文采取历时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进行概述,呈现中国翻译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中国古代译论中的隐形美学 从我国古代译论中,不难发现美学的踪迹,可以说是自有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便有美学思想与之共存。由此看来,翻译与美学从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唯物观,认为越接近事物的自然状态越能发现事物的“真、善、美”。此观点反映在翻译理论上就要求译文要忠实原文的内容,反对用浮夸和华丽的句子,就是要保留原文的“真”。我国的翻译实践始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支谦编写的《法句经序》是距今最早谈论佛经翻译理论的文章,书中有老

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记录,从中可以体会支谦的翻译主张 “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的美学内涵。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原则;玄奘主张“五不翻”;彦琮追求“宁贵木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主张等,都是古代最具代表的翻译理论。以上几种翻译观点都体现了我国美学的思想意识,即追求事物的“真”,在翻译领域就是通常认为的 “质派”(直译),其对立面“文派”(意译)始于从西域入关的鸠摩罗什,推出“案本而传”和“辞旨文雅”的翻译主张。 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显性美学 中国翻译经历了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迷时期。直到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 《译例言》中提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时,中国才迎来第二次翻译高潮。在严复之前,马建忠就提出“善译”论,要求“知其意旨,摹其神情,仿其语气,心悟神解”,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中,“信”要以“达”为前提,“雅”是主要特征,要求译文讲究“修辞”,要有文采。 仔细研究二位大家之后,不难发现二者其实都在强调“内容真”和“形式美”,也都没有跳出我国古典美学领域。之后又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脉络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脉络 易经;谢楚 【摘要】中国的翻译研究经过古代时期的发展形成了基本的理论雏形。到鸦片战 争以后,在翻译实践广泛开展的背景下,翻译理论研究也不断拓展、深化。近代中国的翻译研究表现为两条较为清晰的主线:翻译“科学论”的萌生与翻译“艺术论”的确立。从此,中国翻译研究者初步认识到翻译活动的两大基本属性,触及翻译活动的本质,翻译学在中国开始逐渐具备较为完整的轮廓。%Some rudimentary theoretical models of translation had come into being after ancient times in China. After 1840, 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with translation practice expanding tremendously, people in China stud- ied translation 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 were two obvious themes:"sci- entific approach" and "artistic approach".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sts realized the two basic char- acters of translation, thus getting close to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began to show its own bluenrint. 【期刊名称】《武陵学刊》 【年(卷),期】2012(000)004 【总页数】5页(P126-130) 【关键词】中国近代;翻译学;发展脉络;“科学论”;“艺术论” 【作者】易经;谢楚

我国的翻译简史

课件14 中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注: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译员的称呼)。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失之过简。到了周朝,才留下官方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汉代以前,主要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翻译活动。) 一、周朝到清朝: 从周到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 东汉---清主要是佛经的翻译,在佛经翻译衰落的同时,兴起了科学、文学、哲学翻译。 A.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东汉末年到西晋 我国确凿可考的翻译活动最早是佛经翻译。(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语言是梵文Sanskrit)。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宣扬:人生极苦,涅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真正的佛经翻译(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开始的。 (1)翻译家 最早的译家有两人,一是安息(即波斯)人安清,字世高;二是娄迦谶(又称支娄迦谶), 们所称的月支派(西域月支人)中的一人。他的学生支亮和支亮的弟子支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 此三人并称“三支”;还有一个大翻译家名叫竺法护(也是月支人)。 (2)翻译家译风介绍 安世高的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 时为了顺从原文结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 娄迦谶仍采取直译,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 迦谶的翻译多采用音译(辞质多胡音---胡: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 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支愍(同“悯”)度,《合首楞严记》)。“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任继愈)。支谦属“文丽”一派,由于他过分追求美巧,不免离开原著;改‘胡音’为汉意,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在支谦那里做得是比较彻底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译文加注,也始于支谦。 竺法护译经的特点,可分三方面来叙述: 1)种类繁多,范围广阔。 2)存真偏质,提高质量。以前译家对原文往往随意删略,竺法护则尽可能传达出原本的真意。过去“安(清)和支(谶)的译文偏于‘质’(朴质),支谦的译文偏于‘文’(修饰);偏于质,文义就有所不尽,。。。偏于文,为了力求简洁,也不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结构”(吕)竺法护的偏重于质朴,与安、支的“朴拙”完全不同。3)助译者多,共襄其成。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一阶段佛经翻译的特点是: 第一,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和华裔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此时期的翻译尚未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是在民间信徒们的资助下分散进行的。 第二,翻译往往全凭口授,即由外僧背诵某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度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 第三,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惴惴然惟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不懂得忠实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三国时的支谦主张译文中减少胡语成分(即音译),不死扣原文,注重译作的辞藻文雅,在文字质量上确实提高了,但却产生了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简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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