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况愈下的中国自由派
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被改造
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被改造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它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它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含义不断演变，但对个人权利的突出追求万变不离其宗。
个人权利在历史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长期压抑，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鲜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萌芽。
这里有相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古代政治等多重原因，总之将中国直到近代的人文条件同欧洲的情况做一粗略对比，就会发现自由主义不可能首先选择中国。
自由主义的兴起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这不仅因为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自由主义之前不止一次进入中国，但都未能生根。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积累了全社会的财富，而且初步建立了国家的法制，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
这使自由主义向中国社会的草根渗透成为可能。
古代中国基本是宗法社会，个人的成长乃至安全都需要宗族、帮会等各种“集体”的支持和保护。
而迄今初步成型的市场经济和法制提供了个人“脱离”集体的解放力量，今天一个人可以独立撬动社会，构建自己的人生。
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是社会精英们的思想消费，基层社会并没有真正脱离宗法性。
今天的中国现实第一次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舞台。
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参差不齐，只有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把它变成一种政治选择，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
但这种政治拔高并不接地气，它在中国走不通。
自由主义蔓延最广的人群是中产阶层，他们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真正社会基础。
但自由主义在中产阶层那里更多是生活观念和社会改革愿望，他们对政治上改天换地的鼓吹怀有警惕。
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埃及，中国不能搞乱了，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激进尝试而变得更糟，这是大家真正的“默认值”。
改革开放孕育并兼容了自由主义，调动了它推动人权进步的积极意义。
但自由主义也必将在中国被改造，甚至从长远看它未必就永远是“思想舶来品”，它将逐渐获得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色。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在整个世界又重新大放异彩，它在中国也重新起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选择。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
其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其二是来自中国的自身历史，即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
这些本土的东西沉淀在岁月之中，几乎被记忆所遗忘，而一旦发掘出来，将重新激活它们，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毕竟，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
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
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
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有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了纯正的自由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时运不济。
因为到了本世纪初，不说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欧美诸国，自由主义也已经乱了套，产生了各种杂交和变种。
欧美的自由主义，从十七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它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有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
从整个世界大潮流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各色各样社会主义风头十足的时候，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倒是风雨飘摇，步步后退，不断地修正自己，弄得态度暧昧，面目不清。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自由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的主流思想，自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陆续传入中国，不仅在上世纪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教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当今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其中，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起源归功于多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在此，我重点介绍几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标签：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含义（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内涵近代自由主义的内涵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
所谓政治自由主义，就是指全体社会的全体公民都拥有政治生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对市场经济较少的干预和控制;所谓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对社会弱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与爱护;所谓哲学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宣扬个人之上的观点。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特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个体主义、平等主义、普同主义、淑世主义。
所谓个体主义，即是宣扬个人独立性格和个人之上，主张发挥个人自由平等的天性。
所谓平等主义，即是每个人生而平等，平等的享有各项权利。
所谓普同主义，即是能够应用于所有人身上的价值观或事物，强调普遍的事实能够被发现和理解;所谓淑世主义，即是在世界发展过程中介于悲与喜、恶与善的之间的人生哲学，对待事情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态度。
（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近代自由主义的四大特征之一个人主义就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他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自由、平等和民主。
这三个基本名词是近代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内涵和特征。
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分类（一）中国古典式自由主义中国古典式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中国传统自由主义，起源于国内。
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主要代表，二者受休谟、洛克、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影响最大，古典自由主义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嚴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观念和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新大门。
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演变及其思想特征
的结论的。正是出于国家强盛优先的考虑, 严复在翻 译《群己权界论》之前, 就已经翻译了《天演论》, 引进 了反自由主义的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 社会达尔文 主义由于警示了中国“亡国灭种”的厄运而在中国深 得人心。这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不能促进国家强盛, 自由主义不是激进主义, 它追求的是渐进改革 (如胡 适鼓吹的“点滴改良”) , 而中国由于积贫积弱已久, 人们更期望的是一蹴而就 (如李大钊所说的“根本解 决”)。所以, 当苏联模式——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 济上的高度干预 —— 似乎能够迅速地实现国家强盛 这一目标时, 自由主义就被轻易地放弃了。 毕竟, 在 近代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 自由只是手段, 强 国才是目的; 手段当然必须服从于目的的需要。
136 天津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3 期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首先, 儒家传统并不是全无 价值的, 而西方文明也不一定就是十全十美的, 胡适 等人对于两者的认识都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 即使儒 家传统真的如胡适等人所说的那么糟糕, 而西方文明 也真的如胡适等人所描绘的那么美好, 要实现“全盘 西化”也是不可能的。 儒家传统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 根深叶茂, 基础深厚, 试图彻底摧毁这一传统 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和鼓吹西 化的结果, 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与儒家传统 的冲突, 削弱了当时的社会对自由主义的认同感, 加 大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阻力。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虽然中国儒家传统与自由主 义思想的内在冲突, 确实造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水 土不服, 但是, 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融合也不是完 全没有可能的, 儒家文化圈的自由化、民主化成就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 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 主义者却采取了一种不明智的策略: 他们不是在儒家 传统中寻求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契合点, 而是企图 在摧毁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主义, 这就注定了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
自由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历经了多年的演变过程。
从近代初
期的支持西方文化的民主与人权，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厌恶，再到20世纪初期的马列主义的崛起，自由观念在中国社会中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转折。
但是，自由观念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革。
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共产主义理论
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列主义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
选项，也在原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其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人转向了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他们抛弃了西方理论，改而将革命的经验和知识推广给中
国人民。
这一变化反映了自由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巨大变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自由文化思想失去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地位。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概念。
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自由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西方价值观念，而是一个包括各种民主、市场化、环
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复杂概念。
在这种意识转变的背景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重新掀起了
自由思想的热潮，同时，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观和人权观，逐步理解了自由和发展
之间的内在关系。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探究引言20世纪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社会变革、思想解放以及知识界的反思不息推动思想的进步。
自由主义思潮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遥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进步以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一、自由主义思潮的背景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
旧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已经岌岌可危，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经济的落后让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应该如何走向现代化。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开始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
这些学者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启发，开始主张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对等权利。
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束缚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国需要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
这些思想家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三、自由主义思潮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同。
20世纪20时期和30时期，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高校学校园地和知识界，不少学者开始接受和传播自由主义的观念。
他们提倡深度探究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中国适应性地引入自由主义理念，并将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这一进步不仅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扩散，也增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度和丰富。
四、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乐观的影响。
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提议的个人自由和对等权利的观念，引领了中国知识界对权利的追求和维护。
这也为中国后来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也催生了一批旗帜鲜亮、批判沉思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力气。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仍是社会改革方面，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都是明显的。
然而，由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后期受到了一系列挑战。
这种思潮的提倡者和追随者遭受到政治迫害和抑止。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
2、论民主政治
(1)“民主”不同于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民本”：民本政治下，“治理者是 不变的，人们只是希望治理者于治理中能为老百姓着 想，老百姓无权过问。”
胰腺癌护理 胰腺癌康复 胰腺癌饮食：
——君宇：《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
二、大革命失败后的罗隆基等人 对“人权”的倡导
“ 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 安全的保障，是个人 ‘ 成我至善之我 ’ ，享 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 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 大幸福的目的上的条件。” ——罗隆基《论人权》
“ 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 权利，最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 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 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 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
“ 二十世纪政治上的行政，已成了专 门科学，二十世纪的政治行政人员，要有 专门知识，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政治，是 专家政治。” ——罗隆基《专家政治》
（3）主张多党政治：任何一个“有革 命抱负的政党稳握政权后十后二十年， 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径？而那时不满 现状的人们能不再而革命？于是，革命 不已，流血不已。这个连环套要到哪年 为止呢？” ——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
（4）反对独断主义：“对于独断主义或 反动思想的背叛或痛击，实为自由主义者为 自由主义者的根本条件”；“怀疑乃至批判异 己的（不必是反动的）思想，实为自由地思 想之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有批判他人的 勇气，他也得有接受他人批判的勇气。”
三、40年代后期的 自由主义思潮和“中间路线” 1、论自由主义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闫润鱼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做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等；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论文则不计其数。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
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
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
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
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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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况愈下的中国自由派——李慎之与陈寅恪之别作者：壶公评论发表日期：2010-8-2李慎之与陈寅恪之别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别。
中国的保守主义有着极为强大的阵营，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社会的变革，虽然个体之间有所差异，基本立场却大致相同。
从清晚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到变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寅恪、胡适等等政客或学者，再到现代中国主流派的政客和学者，都只能归纳为维持原有体制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无知在于根本上的认知，即使是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同样无法明白自由的前提是自赎--这是得与失的辩证。
而正是这一群不懂得自由真谛的人们企图破坏原有的体制。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精英文化重他律而轻自律，不可能出现奥古斯丁式的自赎论者，也不可能出现卢梭式的忏悔论者。
尽管如严复、胡适等人终于走向成熟，可惜的是他们的走向仍然是返回保守主义。
至于李慎之，只能说他始终处于幼稚状态，当人们把他当成中国最后的一位仕大夫的时候，实在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莫大的嘲弄。
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对原有体制的维持，虽然有固守和变革的不同指向，但是并不触动整体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由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受牧之民三位构成一体，或曰民本主义。
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是在孙中山革命的局部和毛泽东引导的文革在政治上有一个突破旧模式的实践，而其它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传承而来的形态。
中国的保守主义却有着极为强大的阵营，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社会的变革，虽然个体之间有所差异，基本立场却大致相同。
从清晚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到变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寅恪、胡适等等政客或学者，再到现代中国主流派的政客和学者，都只能归纳为维持原有体制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何时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答曰，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论证：其一、现在中国人对自赎、自律等自由的前提概念缺乏认知，甚至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打开，又怎么能够轻易进入扰乱中国的这一个区间呢?其二、自由有两类定义，也就是如何看待自由：一类，它是从自然人性中成长出来的自然法则之上的自由，如孟德斯鸠言"法无禁止皆自由"。
根据这一类自由的定义，本文中笔者将在中国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并且从这一个角度看待陈寅恪的"自由思想"的特性。
中国从汉代形成大一统的社会文化，自由与稳定是互为存在的，这里的自由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形态下的自然。
另一类，典型地表现为丧失了国家的犹太的民族观，在古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后犹太人散居世界，倍受欺凌，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有时甚至整体地遭到驱逐，例如1492年西班牙的驱逐。
国家、约束都不同程度成为他们所攻击的极权主义，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由主义宗师如哈维尔，个人主义宗师哈耶克都具有这一方面的特点。
追求绝对的自由，哈维尔、哈耶克、李慎之如是，不过作为中国人的李慎之是不幸的，两类自由的观念其实完全不同，后者在中国行不通。
在这里的讨论所针对的就是哈维尔、哈耶克、李慎之类的自由主义。
在李慎之的《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等文中我们看到此类自由主义的尴尬。
一)论证李慎之引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证有一条属于他自己的逻辑路径。
1、首先，李慎之冠陈寅恪以思想家的称谓：李慎之质疑"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的说法，尽管他知道"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但是他仍然坚定地声明："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2、再之，李慎之论证陈寅恪思想的要义：李慎之为什么对陈寅恪如此神往?李慎之对陈寅恪思想的定义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李慎之把这一定义提高到"学有宗旨"的位置上，也就是确定了"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
也许是太抽象的縁故，或者是李慎之自己也不知道"独立之精神"之实质，于是李慎之只能以陈寅恪自己的行迹来论证，他写到："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何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最精确的表达莫过于此例：1954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陈寅恪竟然以拒绝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宗旨为由婉辞，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复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陈寅恪先生声明："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认为："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讲得轻松，却也惊世骇俗，直到今天易中天先生依然规劝大家，莫学陈寅恪。
从学理上说，这一说法仅仅只是把研究的基点穿透一个设定，寻求一个深刻。
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资本论》我早已经研究过了，还要我背诵干什么呢?陈寅恪先生需要一个进步，他当然知道，马克思是非人性论的，而他是主张人性论的。
这一区别，或者说是深化的距离，在马克思著作中以及陈寅恪先生之后的研究中都已经有了充分证明。
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如果陈寅恪先生进了那个历史研究所，我们现在大约是读不到他对陈端生和柳如是的评论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刻，我们的起点也肤浅得多。
从陈寅恪先生声明的"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到后来无论面对多么艰辛的环境而坚持的历史研究，他从来没有破出自己的诺言一步。
即使从人性论的探讨或者可能导出自赎、自律，并且因此提出自由主义，但是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也许可能走上与严复、胡适等相同的道路，李慎之予陈寅恪以自由主义者证，确实有点虚幻。
3、结论，李慎之从陈寅恪那里得到了自由的力量：李慎之与笔者的看法并不一样，在这里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看到的是反抗强权政治的精神，李慎之激昂地喊到："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种激昂是自由派从陈寅恪那里得到的普遍的激昂，在这种激昂中他们感受到争斗的力量，尽管陈寅恪的思维和他们大不一样，感染他们的仅仅只是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其实完全可以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西班牙的斗牛场上以及现代中国的足球场上感受到。
当然，后者仅仅只是情绪而已，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却留下了"自由之思想"的大尾巴，更重要的是陈寅恪先生于中国是一个知识最为渊博而思想最为透彻的伟人，这一点却是在别的地方无法找到了，那怕是万人沸腾的足球场。
于是"自由之思想"与那一份激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尽管位置颠倒。
二)误读1、李慎之对陈寅恪的误读：陈寅恪先生以其知识之渊博，思想之透彻，无疑于中华文化的一个传人，至少，他是义宁陈氏的构成。
在这里，李慎之犯了二个错误：其一、义宁陈氏是曾国藩保守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这一学派的理论植于中国理学，倡导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对于未来持执著的追求，却耐心地等待体制自身的演变，因为理在本然。
其二、李慎之即把陈寅恪视为自由主义者，而同时又认为，自由、民主非中国文化之本有，他的定义在表述与内涵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慎之这样论证中国自由、民主之外来："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
他在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
"实际上，即使使用"引进‘自由'"论证自由，李慎之也是勉为其难，因为严复终于没有选择自由，而是选择责任--这是一个论政者归于政之本源--善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第一代启蒙思想家选择了袁世凯的帝政，因为他再也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乱下去了。
严复是否是自由主义者?李慎之没有定论，上述就算是引证吧，但是李慎之是一定要把陈寅恪的自由主义证出来的，他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
"李慎之继续写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李慎之仍然使用引进法论证陈寅恪，他似乎不能清楚，他的自由论与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并没有共同的立足点。
差别就在于，李慎之的立足点在西方文化，而陈寅恪先生的立足点在中国文化--其实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借西方的思维方法思考中国的文化，或者说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仅仅在于方法论上。
关于自由、民主之于中国文化，李慎之确实参不透。
一个内容如此丰富的文化，怎么没有自由、民主的基因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礼"是否具有"自由"的特性?在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中熏陶中长大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儒家的"礼"是普遍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等同于自然法。
历代皇帝引"礼"为证，使其诏令合法化，实际上也是在寻求自然法的支撑。
自然法生成的约束即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是自然;专制只是约束量的较大，而这个较大确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每一个人的感觉并不相同，只有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约束难以忍受，于是产生了专制的概念，有了希望自由的述求。
自由源于自然，而自然观在中国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内容，远远超越以宗教为文化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