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概论

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概论

取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概论

现实主义思想家大多从人性本恶这一根本前提出发，而且无不以国际无政府状态（更准确地说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3）作为解释国际关系的一大理论基石。对他们来说，各自分立、自助自在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是国际政治考察的理所当然的关注焦点，不管国家权力归属于城邦共同体，还是归属于君主、贵族寡头或整个民族。各国按照主要依国家权势来定义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国家安全、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取决于国际均势，而造就和维持均势则取决于足够的军备、审慎灵活的外交、可变的联盟组合和必要的有限战争。政治独立于、并且优先于道德，国家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从属于国家维护安全和谋求权势的政治需要，因而同个人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并非一致。4

现实主义传统历史悠久。修昔底德被公认为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对国际权势竞争中许多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探寻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自觉尝试。5现代现实主义的鼻祖当推马基雅维利，他以人性本恶和政治的特征在于权势冲突为前提，将政治同道德和宗教分离开来，强调君主为保障国家的生存，有必要采取与个人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标准，那就是“特定的行动是好是坏取决于它促进权势之获取、维持和增长的程度”。6约半个世纪后，博丹第一个提出了主权观念，认为国家须拥有主权，即对内对外绝对和永久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7国家据此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完全主体，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自助和权势对峙是主权概念的必然推论。到了霍布斯那里，这一点已变得非常明确。霍布斯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不存在道德规范的自然状态，在其中国家间互相侵害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它们的互相疑惧、互相戒备几乎是普遍和绝对的，因而国家生存的根本（甚至唯一）保障在于其对外权势的维持和增长。8霍布斯的思想极具影响，同马基雅维利一样在现实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其后，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休谟这几位大哲学家，对国际政治均持有现实主义性质的重要见解，而黑格尔或许可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集大成者。9此后，维贝尔作为现实主义在世纪之交的最有学术智慧的阐发者，特别对于被认作政治之本质的权势斗争以及国家伦理同个人伦理的区别，有重要论说。10英国的E·H·卡尔、美国的莱因霍尔德·尼

3关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见本文集第2篇“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第2节。

4权威地代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批历史文摘，可见于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1986);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lif., 1994).

5尤其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7章“弥罗斯人的辩论”。参见David Bolotin, “Thucydides,” in 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eds.,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r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1987), pp. 7-32. 详见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1996), chapter2-5.

6 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3rd edition (New York,1960), chapter 11, “Machiavelli”．引语见p.281. 又见Fe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7), chapter 1.

7Ibid,, chapter 13, “Bodin”.

8见前面注3。

9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国际政治观，分别见John H. Herz, “Rise and Demise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World Politics,V.9 (1957), Section 3; Torbjorn Knutse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and London, 1992), pp.83-84, 92. 休谟的现实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均势”一文中，载于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81-284.黑格尔的国际政治观主要见于他的《法哲学原理》。

10特别见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 ocation,” in Mitchell Cohen and Nicole Fermo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布尔和汉斯·摩根索，则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影响最大的现实主义思想家。

现实主义传统对经验事实的关注远甚于其余两大传统，这使它多少倾向于使用近现代自然科学观念作为论据，而由于自然和社会之间以及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本质差别，这种使用必然是牵强附会的。11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种“科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即力学式的现实主义、生物学式的现实主义、心理学式的现实主义。力学式的现实主义使用近现代自然科学中出现得最早的力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平衡观念，以此助成和加强了关于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1218世纪时，主要用笼统的力学语言来表述的均势概念，已成为分析国际政治和设计对外政策的普遍流行的工具。生物学式的现实主义则是随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出现的。在工业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潮流迅趋高涨的背景下，关于生物个体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理论被非常广泛和牵强附会地用来说明国家之间、种族之间的关系，并且指示它们应有的对外行为方式。13第三种“科学”形态的现实主义是心理学式的。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便基于荫芽中的心理学，他以一切人类行为都发端于感觉的经验主义假设为基础，草创了感觉心理学，并且由此推导出人为自我保存、避害趋利而争夺权势的逻辑，14而这是他的国际关系论断的出发点。20世纪，心理学的发展使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精神分析理论那里获得了新的“科学”依据。按照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人在心理上的毁灭本能和破坏冲动是国际战争乃至一切人类冲突的根源。15

现实主义传统倚重历史归纳方法，要求从事实而非从先验的理性或道德出发，尽管人性本恶这一大部分现实主义思想家的根本前提具有显著的先验性质，也尽管某些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霍布斯的理论）依靠不折不扣的演绎逻辑。对这一传统来说，历史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宏观哲学思考是了解国际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的唯一途径，非道德态度（而不是不道德态度）是恰当地考察国际关系和决定对外政策的必要保障。这种思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主义的情调和风格。它是经验主义的，强调对历史遗训和传统的尊重；审慎保守的，否定全然新颖的和理想主义的原则；悲观主义的，怀疑人类的德性、智慧和能力以及历史的变迁能导致改变国际关系的冲突性本质。循环论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哲学。

理性主义国际思想传统概论

理性主义思想家一般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强调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起着或必将起首要作用，正是这些纽带保证了国际社会的存在，并且（对多数理性主义思想家来说）使之具有和谐性的本质。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来自关于人的理性主义信念：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理性，理性使人能够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其固有的群体秉性，即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结合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学说的着眼点归根结底是兼具个性与社会性的个人。16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N.J., 1996), pp.499-511. 又见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0), pp.91-92.

11并非近现代所有重要的现实主义者都倾向于用自然科学来附会。事实上，最有力地指出自然和社会之间、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本质差别的是休谟、尼布尔和摩根索。

12见本文集第8篇“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第2节。英王亨利八世及其首席大臣沃尔西被一位英国大历史学家认为最先运用“权势均衡”（均势）一语来谈论国际格局，并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见G.M. Trevelyan, A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M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59), pp. 205, 214.

13参见Michael Curtis, ed., 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1962), V. 2, Section IX;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revised edition (Boston, 1955).

14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4th edition (Chicago, 1973), chapter 24.

15Sigmund Freud, “Why War?” in Cohen and Fermon, eds., Princeton Readings in Political Thought, pp.556-565. 16理性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信条可参见一项杰出的和异常生动有趣的论述：Michael Donelan,

理性主义哲学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把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17——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18作为社会政治概念，理性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噶(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自然法就是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是最根本的理性的最根本的规定。它确定人的生存及幸福权利和尊重他人生存及幸福的义务，是评判人类行为的永恒的尺度。人由于具有理性，所以能够认识自然法，并且按照它来行动。19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20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所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认为，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善恶就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成了一种平常意识。

总的来看，理性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阿奎那之后，从16世纪著名的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21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然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集理性主义国际观之大成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传统几乎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因此，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另一些启蒙思想家则认为，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始于边沁。他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22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他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的国际和平，就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来保证国际政治法制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来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1990), chapter 4.

17 W.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2nd edition (Westport, Conn., 1979), p.392.

18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4th edition, pp.487-498.

19Leo Strauss, “Natural Law,”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V. 11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pp.80-85; Richard H. Cox, “Grotius,” in Strauss and Cropsey, eds.,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p.386-395.

20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in Curtis, ed., 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V. 1, pp.172-174.

21关于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见Russel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36-146; Martin C. Ortega, “Vitoria and the 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an Clark a nd Iver B. Neumann, eds.,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1996), chapter 5.

22Torbjorn Kun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and London, 1992), pp.134-136;

F.H. Hinsley, 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 1967), pp.81-87.

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23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主流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间性质。它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冲突，但强调有序的交往渠道和国家间的合作；要求改善传统的国际关系，但一般不主张革命性的急剧变更；突出由隶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构成的跨国联系，但不否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相信道德原则的至高价值，但往往也兼顾权势利益的需要。理性主义信条不似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信条那般倾向于极端，它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与现实主义或革命主义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广的中间地带。24因此总的来说，理性主义情调风格特征一是中庸与温和，二是对人和国际社会抱乐观态度。在思想方法上，理性主义偏重思考本体论问题，关注从国际关系的现象之下发掘和谐的、合乎理性的因素，将其当作国际关系乃至人本身的天然的不变本质，并且由此演绎出对现实的解释和对未来的展望。理性主义的哲学和伦理本质是形而上的，它缺乏真正的历史观。

23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21;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Oxord, 1968), chapters 1, 2;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chapter 9.

24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