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看媒体如何评价“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3)

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看媒体如何评价“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3）

我们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司法保护应该更加凌厉起来，这首先需要改变保护观念，这也是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要一步，无论是幼儿园虐童、学校体罚，还是父母虐待子女，首先介入的都应该是司法保护，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法律责任进行追责。因为，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未成年人在他们面前都是相对的弱者，这种保护要么出于责任、要么出于行业道德，但都不如司法保护来得坚硬与中立。

并且，对涉事机构的整改与罚款处分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牙齿“应该硬起来，处分与罚款已经远远不能遏止更多虐童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同时，以往对待虐童的老师的法律责任都是轻描淡写的居多，现在应该严格执行依据刑法修正案（九），家长们也应该考虑提起民事诉讼赔偿。总之，当一切法律规定执行到位的时候，才能让幼师们以及机构们真切感受到虐童的违法成本，不能仅靠道歉与道德约束。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可见，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具体由各级地方政府落实。这也就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多重因素权衡，比如幼儿园虐童事件，尽管是个案但却多年来在地方上此起彼伏，不仅法律保护不到位，而且上级机关对于涉事幼儿园的处分较轻。有的地方可能会担心本地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与学位不足，关停几所涉事幼儿园之后又引发更大的麻烦。坦白说，这是本末倒置的，我国应该在学前教育大发展的初期尽快完善行业规则，厘清教育机构与商业机构的界限，改变幼儿园注册与监管的多头管理现状，果断驱逐劣币，整肃教学环境。我国正在不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只要为学前该市场明晰规则与加强监管，便会不断有优秀的机构脱颖而出。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正处于发展期，幼师的低待遇在近期虐童事件中也常被提及。我国幼师进入的门槛较低，幼师流动性大与其收入低有很大关系。我们认为，即使要对幼师进行待遇补贴，那么也应首先完善幼师培训与培养制度、定期审核与退出制度，将幼师群体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目前，公办幼儿园这方面管理较好，问题集中出现在民办机构，但是这也正好提示了幼师群体管理的迫切性。有规范的管理、综合素养的培养与认定，人才市场的薪酬水平才能相应上涨，即使要再补贴那么也会规范，并对整个幼师群体起到激励的正面作用。

监管，从来都不应只是自上而下的，也应该辅助以自下而上的监管。我国应明确规定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毫无疑问来自家长的监督对幼儿园日常教学是一种硬约束，它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有效补充。国际上有一些国家已有这方面的成熟做法，家长委员会对学校与机构的监督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也包括了在校的食品安全，甚至是校服质量等。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祝乃娟）

光明网：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幼儿园已成失控区？

上海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尚未远去，北京又爆出新一起虐童案：十几位家长相继报案，称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的园长和老师涉嫌猥亵，有四名小女孩的下体红肿，一名女孩被猥亵至昏迷；老师平时还给孩子喂食不明药片、喝褐色糖浆、注射棕色液体……

假如所有这些爆料都属实的话，那么，这所幼儿园不但不是孩子的守护者，简直就是野蛮的集中营。更

何况，这是一所有着近20年办学历史、已经成功赴美上市的”高大上“幼儿园。为什么这所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幼儿园，竟然连孩子的基本安全都保护不了呢？

翻看一下该园的历史，人们的愤怒可能会再次被点燃。今年4月，北京大红门附近的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用脚踢正坐在板凳上的孩子；2015年12月，吉林四平市铁西区的红黄蓝幼儿园中，十多名孩子身上有疑似被针扎的伤痕……

不光是红黄蓝，近年来，幼儿园虐童事件可谓层出不穷。今年10月，北京金色摇篮幼儿园亦庄园两名教师虐待幼儿，延续时间长达一年；今年11月，上海携程托管亲子园被爆出员工捆绑殴打孩子，并强行喂疑似芥末物品……

人们一次次地心痛、气愤、失望，但类似恶行处理完了一起又来一起，似乎永无止境。胡适曾经说过，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待孩子这件事上，我们始终没有做好。

海恩法则总结出一个规律：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虽然是个工业领域的判断，但在其它领域也可以类推，难以想象，在全国几十万所幼儿园中，还有多少虐童行为没有被曝光？还有多少管理漏洞被漠视？难道家长只能靠针眼、红肿来获知孩子在幼儿园的遭遇？难道一定要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才能引起社会关注？

我们总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很多时候这可能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比这更现实也更迫切的问题是：孩子是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他们还缺乏完整的价值观，不懂得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也缺乏成熟的把握事件的能力，不知道吃颗药打个针会有多么严重；他们甚至还无法清晰地表达，即使意识到委屈也说不清楚……因此，对待孩子恶行很容易失控。

幼儿园是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离开亲人的保护，得到的是安全和呵护，还是虐待和厌弃，这是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事。成年人要对付一个孩子，有无数种办法，但要用心爱护一群孩子，却需要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也许来自外力的约束，也许来自内在的激励。但无论如何，社会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创造这种动力。

所以，仅仅处罚一两个虐童的老师还远远不够，教育部门是否可以效仿信用体系，建立起教育”黑名单“，将严重违法的教师、经营者彻底驱逐出教育领域？仅仅经济处罚也不够，是否应该根据相关法律，从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曝光一起处理一起还不够，更要在幼儿园推广摄像头等技术监控体系，增强幼儿园透明度，未雨绸缪，最大程度地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当然，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相关法律的的完善，需要教育、公安等多部门的密切配合。

另外，优质幼儿园资源紧缺，也导致家长在与幼儿园的博弈中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幼教待遇较低，又导致了幼教师资的短缺，许多教师并不重视这份工作。所以，更为根本的，是整个社会都要更加重视幼儿园教育，加大对幼教事业的投入，提高幼师待遇，让幼儿教育真正成为令人尊敬的职业。

只有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激励都到位了，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才可能收敛。在儿童保护方面，我们是时候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土土绒）

晶报：一起来追问：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何一再发生？

又一起疑似幼儿园虐童事件牵动了公众神经。据人民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有十余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

相关资料显示，红黄蓝是成立于1998年的早期教育机构，2017年9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一家拥有如此规模、品牌如此响亮的幼教机构，竟然也涉嫌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虐童行为，这颠覆了许多人的想像，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焦灼与不安。

将时间稍稍拉长一点，这些年来，幼儿园虐童事件屡禁不绝。为什么会这样？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每当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表达几乎是一些人的条件反射，比如，此前上海出现幼儿园虐童案后，某粉丝众多的自媒体称”法律很远，拳头很近“，显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情绪宣泄，而是冷静下来不屈不挠地追问，在追问与思索中发掘事物的真相。

纵观多起幼儿园虐童案，一个突出共性是违法越界成本偏低。从过往的报道来看，相关虐童案件往往是幼师向受害儿童及家庭道歉，或者给予部分赔偿，幼儿园开除涉事幼师了事。5年前浙江温岭发生了一起广受关注的虐童案，警方给涉事幼师定的是”寻衅滋事“罪名，令人产生一种怪异与突兀感。

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虐童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罪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建立有关虐童的预防与处理机制。在美国，对于虐童行为除了通过刑事司法制度给予刑事制裁，更通过了专门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来维护儿童权益。

我国在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但是并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眼下，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再次高涨，虽然，是否需要增设这一罪名在法律界还有一定争议，但针对虐童停留在谴责层面是无力的，如何加大对这一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当是一种无可争议、迫在眉睫的现实追问。

另一方面，我们还须直面幼儿教师的资质与素质问题。幼儿园本应是孩子成长的庇护所，但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喂芥末、扎针等种种匪夷所思的折磨手法竟然在这样的场所发生，令人甚至怀疑，施暴者的心理健康吗？正常吗？或者，究竟是什么，让人性扭曲到了这种万劫不复的边缘？

在一些发达国家，幼儿园教师起点学历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幼儿教师认定不仅包括认定申请者的学历等有形资质，还包括认定素质能力等无形资质。对我们来说，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至少可以强化监管与审核，把好师资入口关，尤其在全面二孩实施、幼儿教师需求增加的背景下，更要防止滥竽充数者出现。

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排在必须取得”新进展“的7项民生要求的首位。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在保护孩子权益这件事上束手无策或者无动于衷，将是一种最深切的悲哀。是时候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彻底终结幼儿园虐童乱象了。

虐童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罪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建立有关虐童的预防与处理机制。在美国，对于虐童行为除了通过刑事司法制度给予刑事制裁，更通过了专门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来维护儿童权益。

东方网：虐童事件再发，没有”爱“时更该有”法“

又出虐童事件，这次是北京。据报道，从昨晚开始，有十余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并提供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北京媒体称，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

说实话，除了同样的震惊与错愕，作为评论者已然黔驴技穷，想不出什么吸引人的新观点。可类似事情一再发生，实在又让人不吐不快。

红黄蓝创始人兼总裁史燕来曾在采访中谈到，她认为选择学前教育的人是伟大的，不是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的人，”我们是有爱的，我们应该为自己鼓掌。“回头看这些承诺，显然是”打脸“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早在我国儒家经典着作《孟子》一书中就曾提到，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要忘记以这种方式爱护别人的孩子。然而，”虐童“事件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媒体曝光。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若果真如报道中所述的那样，发生针扎、喂药等情结，这些老师便毫无爱心可言，更谈不上师德，甚至连人性的”底线“都已逾越。

虐童违法成本低，使得幼师个人情绪得不到控制。对于幼师来说，《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像一个宣言和原则，虽说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幼师的行为是否构成”情节恶劣“，往往难以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以虐待罪处罚虐童行为的案件很少。例如，温岭虐童案，仅是将施虐幼师辞退，这样的”宽容“的处理结果，起不到震慑作用。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解决虐童频发问题，就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应在刑法中独立设置”虐待儿童罪“，而且要有别于现有的”虐待罪“从而加重处罚。不少网友也回应这种观点，大家建议，不但要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劣的虐童行为予以犯罪化，还要给出一个罪名，以求对所有的虐待儿童犯罪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加大对儿童的保护力度。

法律最大的功能不是打击，而是震慑，就是要让施暴者意识到实施暴力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是一种重罪。（东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