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情绪与内分泌系统的关系

情绪与内分泌系统的关系

导读：情绪与内分泌系统的关系，内分泌系统由内分泌腺和分布于其他器官的内分泌细胞组成,对人的活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外层的不同部位分别分泌盐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和少量的性激素，当人体受到有害的刺激时,就会引起糖皮质激素的分泌,改变肌体的新陈代谢状况以适应、，而作为内层和核心部分的髓质所分泌的激素则对激活和维持情绪起主要作用，甲状腺功能与情绪的关系在临床上被认识较早，甲状腺功能的亢进会伴发一系列的情绪症状情绪与内分泌系统的关系内分泌系统由内分泌腺和分布于其他器官的内分泌细胞组成,对人的活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各种腺体不但维持和调节人体最基本的生命运动,而且还维持和调节人的神经活动,保持人的正常感觉、反射和思考,是人体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肾上腺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肾上腺分皮质和髓质两部分,皮质是腺体的外层,髓质是它的核心。外层的不同部位分别分泌盐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和少量的性激素。当人体受到有害的刺激时,就会引起糖皮质激素的分泌,改变肌体的新陈代谢状况以适应、承受和消解这些有害刺激。而作为内层和核心部分的髓质所分泌的激素则对激活和维持情绪起主要作用。甲状腺功能与情绪的关系在临床上被认识较早。甲状腺功

能的亢进会伴发一系列的情绪症状，如焦虑、抑郁、激动、疲劳、情绪不稳等。而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临床表现在不少方面可与抑郁症相混淆，如运动性迟滞、疲劳、性功能减退、抑郁情绪以及自杀倾向等。甲低所伴发的睡眠过多和体重增加有可能使医生将之误诊为不典型抑郁症。在人体中分泌激素种类最多的腺体是脑垂体,它还调节其他腺体的活动。脑垂体又分腺垂体和神经垂体两部分,其中腺垂体分泌的激素有7种,分别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甲状腺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催乳素、生长激素和黑色素细胞刺激素。这些激素不但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和生殖活动,而且与人的情绪、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为了解内分泌系统与情绪的关系，布雷迪于1970年做了一次令人感兴趣的研究。他的研究集中被禁闭在一个复杂的限制装置里的猴于身上。这些猴子能够得到食物、水和脚部电击。它们可以接近一个手操杠杆，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被呈现给他们。然后，收集它们的血和尿的标本。布雷迪证明了自主性—内分泌活动与情绪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在条件情绪反应获得期间，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分泌量提高。他认为这些发现仅仅反映了有这些“情绪”情境诱发的一般唤醒。这些研究中对类胆固醇和内脏变化的时间过程也做了很好的观察。他证明了有机体的先期历史在决定这些反映、行为和与他们密切联系着的自主性-内分泌活动

等几个方面的上的重要性。他的研究还表明，在延长的情绪反应过程中，相互依存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提供了广泛的变化模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与应激：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或HTPA轴)，也被叫做边缘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LHPA轴），是一个直接作用和反馈互动的复杂集合，包括下丘脑（脑内的一个中空漏斗状区域）,脑垂体（下丘脑下部的一个豌豆状结构），以及肾上腺（肾脏上部的一个小圆椎状器官）。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HPA轴。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部分，调节许多身体活动，如消化，免疫系统，心情和情绪，性行为，以及能量贮存和消耗。HPA轴在人体的应激反应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应激状况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ACTH)和皮质醇水平会发生相应改变。在正常状态下,当应激信号沿中枢神经到达丘脑下部室旁核时,会引起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或称CRH)的分泌,CRF 可以促进垂体前叶合成,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TC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则促进肾上腺皮质的束状带—网状带合成,分泌以皮质醇为中心的糖皮质激素,促使机体各组织发生应激防御反应。而近年的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血浆皮质醇浓度分泌增加,失去了正常人夜间自发性分泌抑制的节律,整天处于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状态。杨宏宇（2006）等的研

究也表明在负性情绪图片刺激下个体HPA轴激活,唾液皮质醇水平增加。Rubin等的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约38%,增生的程度与皮质醇的浓度有关;且随着抑郁的恢复,这种增生似乎也随着皮质醇的正常化而逐步消失。还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垂体也增大。近来Catalan等发现,抑郁症患者下丘脑及下丘脑外的CRF浓度升高,与轻度或中度抑郁发作相比,重度抑郁组CRF血浓度更高,且CRF与皮质醇血浓度显著相关,而ACTH血浓度与正常组无显著差别。对于HPA在应激中的作用，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主要针对动物（大多是老鼠）。研究者一般采用实验的方法，将老鼠分为实验组（应激组）和对照组（正常组），给与一段时间的刺激后，比较两组老鼠血清中皮质酮(CORT）、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变化，研究表明应激可以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激素分泌发生改变。王金涛、徐世（2007）年采用了实验法研究了冷应激对雏鸡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影响。他们对15日龄公雏鸡进行了急性与慢性冷应激处理，检测了雏鸡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mRNA的表达水平及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醛固酮(ALD)及皮质醇(CORT)的含量。研究结果表明：急性应激时，随着应激时间的延长，下丘脑CRH mRNA的表达水平先略升高，随后下降，ACTH、COTR及ALD含量均呈现上升趋势，在3h时开始

下降，并处于稳定状态。慢性应激时，下丘脑CRH mRNA 的表达水平呈上升趋势，ACTH含量呈缓慢下降趋势，COTR与ALD含量均呈上升趋势。结果表明，冷应激可以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激素分泌发生改变，而且不同程度的冷应激对同一激素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该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在于：本研究检测时采用了四个指标，比以往研究者多出两个指标，即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mRNA的表达水平和血清中醛固酮(ALD)的含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mRNA的表达水平的变化反映了CRH的变化。醛固酮由ALD是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种盐皮质激素,主要参与体内的水盐代谢。该研究只是分别研究冷应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激素分泌的变化，并没有证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说清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应激的作用；同时，研究者也未能提出应激的生理机制；该研究时针对动物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研究结果推论到人类身上。不过这个研究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HPA轴在应激中的作用，该研究能给后人以启示，为研究人类被试提供了参考线索，为之后的深入研究HPA作为整体在应激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也为揭示应激的生理机制做出了铺垫。激素与各种情绪焦虑与激素：影响焦虑的激素主要有去甲肾上腺素能、5—羟色胺（5—HT）神经递质。研究结果初步显示，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特别

是蓝斑核，起警戒作用，可

引起对危险的警惕和期待心情；5—羟色胺（5—HT）神经递质系统，特别是中锋核，能一直焦虑特有的适应性活动，因此他也具有重要的保持警戒和控制焦虑的作用。对广泛性焦虑（GAD）患者的研究发现，GAD患者基础血浆ACTH水平较健康人水平高,而皮质醇水平正常；应激反应时GAD患者ACTH和皮质醇与应激前后的健康人均无显著差异（Gerra G, et al，2000）。另外，Corman(1987) Liebowitz等(1992)相继发现?—受体阻滞剂有助于正常人的操作性焦虑，而对广泛性社交恐惧症患者却无效。这些研究证明肾上腺素能的过度活动可能参与操作性焦虑的活动和发展，却对广泛性社交恐惧症几乎没有影响（Fevin等，1989）。抑郁与激素：影响抑郁的主要有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许多抗抑郁药，包括三环抗抑郁药，选择性5—羟色胺回首阻滞剂和锂盐，均能够促使5—羟色胺的正常活动，从而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状况。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体内的去甲肾上腺素浓度较低。使用抗抑郁药物可以同时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因此可以改善抑郁症状。抑郁症病人可以出现甲状腺素分泌昼夜节律的消失或平坦，其促甲状腺激素（TSH）和T3血清浓度也可下降，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对TSH分泌的激动作用也消失或减弱。抑郁症病人存在脑脊液TRH

含量的升高。而最近的研究也发现，直接向脑脊液中注射TRH可产生抗抑郁效果(Marangell等，1997)，因为它可以扭转TRH受体功能下调所带来的生理效应。Raadsher等(1995)对抑郁症自杀患者的尸体解剖研究发现，这些病人下丘脑室旁核含有CRH的神经元数量以及CRH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含量均升高，提示抑郁症病人垂体—肾上腺功能的异常与下丘脑CRH分泌增强有关。而ACTH分泌的反应迟钝可能是由于长期的CRH功能亢进,导致了垂体CRH 受体功能下调。同时，可的松浓度的升高也对ACTH的分泌形成负反馈调节。最近研究发现，CRH除了促进ACTH 的释放外，在整合伴发于应激、焦虑和抑郁时的激素、行为和自主神经功能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多巴胺也是儿茶酚胺类物质，他是影响人们情感的重要生理物质。研究者对产生习得性无助感的动物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动物的核尾和伏隔核的多巴胺耗竭。用多巴胺拮抗剂可以继续恶化这种状态，而用多巴胺激动剂则可以预防这种状态的发生。慢性抑郁与一组神经递质有关，如儿茶酚胺，尤其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一些研究中发现，在抑郁患者身上多巴胺代谢物的水平较低（Reddy，Khanna，Subhash，Channabasavanna，&Rao，1992）。有几种神经递质与悲伤和抑郁存在或正或负的密切联系。其中之一是?—内啡肽，人体自然产生的止痛剂。疼痛并不总是引起内啡肽的

释放，但当它释放时，会起到止痛的作用。社会丧失和悲痛会一直内啡肽的释放，从而加大了与疼痛有关的不愉快感受。这一结果已经在人类和实验室动物身上得到了验证。例如，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年轻的女性被试叙述各种生活事件，包括一些悲伤的时间和中兴的时间。PET 扫描的结果表明，当女性被试叙述各种生活事件时，脑内一些区域的内啡肽释放量降低（Zubieta et al，2003）。抑郁症病人细胞上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低于正常人，糖皮质激素对效应器官的抑制作用低于正常人，这种差异在地塞米松抑制试验阳性的受试者更为突出。Holsboer和Barden(1996)发现，采用数种抗抑郁药物或ECT处理动物可增强糖皮质激素的负反馈调节作用，使糖皮质激素的基础值以及应激后增加值下

降，同时提高重要脑区中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率及其mRNA含量。更为有意义的是，这种变化也要在用药2～3周后出现，与抗抑郁效果的出现时间相符。体外试验中也发现，抗抑郁药物可以增加糖皮质激素受体数目或增强其功能。愤怒与激素：影响愤怒的激素主要有雄性激素、5—羟色胺。影响攻击行为的另一类化学物质是激素，主要是雄性激素。对于生气和愤怒情绪，齐尔曼进行了长期的周密实验。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反应：奋起反抗或者仓皇逃避，即人体本能的“逃避或战斗”反应。他

发现人们生气的原因是觉得受到了威胁，这些感受促发边缘系统的冲动，从而影响大脑，分泌儿茶酚胺，迅速产生能持续一段时间的能量。一项研究发现，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与愤怒和语言攻击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van der Pahlen，Lindman，Sarkola，Makisalo，

&Eriksson,2002）。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给女性注射了睾丸激素，结果发现这些女性在看到愤怒面孔照片后，心率暂时加速（van Honk et al，2001）。自20世纪70年代起，实验室研究就已证明，5—羟色胺释放水平低的大鼠和小鼠更有可能相互打架（Saudou et al，1994；Valzelli，1973；Valzelli&Bernasoni，1979）。对年幼猴子进行长期的观察就包括一项血液检测，来衡量5—羟色胺的代谢。5—羟色胺水平最低的猴子最有可能发起攻击，也有可能成为攻击的受害者（Higley，1996；Westergaard，Cleveland，Trenkle，Lussier，&Higley，2003）。这些5—羟色胺水平低的猴子中很容提持续不停的受伤，只生活几年就死去了。纵火犯和其他暴力犯罪者的5—羟色胺水平低（Virkkunen，Nuutila，Goodwin，&Linnoila，1987）。对刑满释放者的研究发现，5—羟色胺水平低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最有可能再次出现暴力犯罪（Virkkuen，DeJong，Bartko，Goodwin，&Linnoila；Virkkuen，Eggert，Rawling，&Linnoila，1996）。同样，在因攻击行为而被劝

告的儿童和青少年中，5—羟色胺水平低的人最有可能再次出现暴力行为（Kruesi et al ，1992）。但5—羟色胺与暴力行为增加之间的关联的大小仅为中等（Moore，Scarpa，

&Raine，2002）。5—羟色胺对攻击的确切作用仍不太清楚。实际上，神经元释放5—羟色胺的现象发生在攻击行为进行的过程中，而不是在这个人正准备或抑制攻击的时候（van der Vegt et al，2003 ）。恐惧与激素：影响恐惧的主要有多巴胺、5—羟色胺。因为社交恐惧症对TCAs（三环类抗抑郁剂）MAOIs（单胺氧化酶抑郁剂）这两种药物的反应有明显差异，如注射乳酸钠或者吸入二氧化碳对社交恐惧症的患者几乎毫无影响，却可以诱发惊恐障碍者的惊恐发作，Levwis（1986）和Rapee（1989）因此提出社交恐惧症的多巴胺假说。实验证明胆怯的老鼠其大脑内的多巴胺浓度明显的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交恐惧症的多巴胺假说。对以雌性占支配地位的猕猴的行为观察发现,受支配的猴独处的时间要比支配者长,它们常常恐惧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它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活动增强, 5-HT功能受损,多巴胺神经递质减少,皮质激素分泌过多（Shively CA，1998）。酚氟拉明试验证实受支配猕猴的催乳素反应平钝,提示中枢5-HT活性降低。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PET)研究发现受支配者的纹状体多巴胺D2受体结合率下降。这种结果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成像技术(SPECT)对人

类的研究结果相似（Schneier FR, et al，2000）。有关野生狒狒群体中处于受支配地位者的研究揭开了某些与人类焦虑和抑郁症患者相似的结果。如高皮质激素水平、地塞米松反馈性抑制受阻。处于下属地位的雄性狒狒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水平要低于支配者。这一发现可解释有人观察到身材矮小与SP的联系的原因（Piven J, et al,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