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展望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医古籍书目分析与保护建议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医古籍书目分析与保护建议作者：佟琳张伟娜葛政邓景鹏李鸿涛来源：《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2021年第06期摘要：本文對六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337部171种中医古籍，从文献版本年代、版本类型、分类、藏书机构、整理出版情况等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探讨古医籍保护利用途径与方法。
统计发现，337部中医古籍共收藏于21个省市自治区的76个机构或个人，包括7部竹简、1部木简、9部帛书及320部纸质古籍;纸质古籍版本年代为宋代14部、金代4部、元代52部、明代233部、清代17部;版本类型主要为刻本，亦见少量彩绘本、抄本与稿本;医经、方书、本草等类别古医籍入选部数较多;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医古籍收藏数量前3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市（120部）、江苏省（36部）、上海市（28部）;112种古籍文献影印出版，104种古籍文献校点出版，分别占全部入选种数的65.50%与60.82%。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多种保护方式并行，但中医古籍仍然存在古籍家底不清、破损严重等问题，亟待建立有效的中医古籍保护利用体系，开展中医古籍资源深度调查，抢救发掘濒危古医籍。
关键词：中医古籍;珍贵古籍;书目计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21）06-0001-07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six batches of 337 books， belonging to 171 kinds of TCM ancient books selected in the Guo Jia Zhen Gui Gu Ji Ming Lu （List of National Precious Ancient Books）， this article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edition age， edition type， classification，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sorting and publishing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medical boo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337 TCM ancient books were collected in 76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of 21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7 bamboo slips， 1 wooden slip， 9 silk books and 320 paper ancient books. The editions of paper ancient books were 14 in Song Dynasty， 4 in Jin Dynasty， 52 in Yuan Dynasty， 233 in Ming Dynasty and 17 in Qing Dynasty. The edition type is mainly carving copy， but also a small number of painted colour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medical books including medical classics， prescriptions， and herbal medicines were selected; the top 3 regions by the number of TCM ancient collections are Beijing （120），Jiangsu Province （36）， and Shanghai （28）; 112 kinds of ancient books and literature were photocopied and published， and 104 kinds of ancient books and literature were published by proofreading， accounting for 65.50% and 60.82% of all selected types respectively.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protect TCM ancient book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CM ancient books， such as unclear family background and serious damag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carry outin-depth investigations of TCM ancient books resources， and rescue and unearth endangered ancient medical books.Key words： TCM ancient books; precious ancient books; bibliometrics; Guo Jia Zhen Gui Gu Ji Ming Lu （List of national precious ancient books）《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是由国务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珍贵古籍档案，收录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目的是实现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以史为镜鉴往昭来——我国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工程概述
以史为镜鉴往昭来——我国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工程概述岳延春;林凤【摘要】时我国古代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汉代的古籍整理、明代<永乐大典>的编修、清代<四库全书>的修纂盛况进行概述,对其历史价值和贡献作以简单评价,以期为当代的古籍文献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期刊名称】《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0(000)005【总页数】3页(P101-103)【关键词】古籍整理;七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作者】岳延春;林凤【作者单位】大连十一中学图书馆,辽宁大连116031;大连十一中学图书馆,辽宁大连1160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5.1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古籍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二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不断完善；三是古籍资源梳理编目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四是大型出版工程系列化，重要古籍整理成果相继问世；五是各类大型出土文献和海外汉籍出版已成规模；六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不断壮大；七是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时值盛世，当前我国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抉择和艰巨的任务。
就我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由来与价值进行梳理，便于我们以史为镜，鉴往昭来。
1 汉代的古籍整理早在两汉时期，由朝廷组织人力在全国搜集图书，建立了宫廷藏书阁，并委派专人对所藏古籍进行校勘、整理、保管、编纂书目等工作，这是我国文献发展史上最早的具有全国规模的重要事件。
1.1 第一次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
文字的统一，为学术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好景不长，朝廷便颁布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古代典籍和百家之书被聚而焚之。
公元前207年项羽入秦都咸阳，焚烧宫室，秦所藏图书荡然无存。
汉王朝建立后，对文化事业高度关注，相国萧何在主持修建未央宫时，于殿北修了石渠、天禄、麒麟三座皇家藏书阁。
_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_
78国庆特刊民族·物像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决定由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主持这项工作，并恢复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8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李一氓的署名文章《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文中提出：“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古籍，自亦为中国古籍，如藏、蒙古、回鹘、西夏、契丹等文，都应加以整理。
”少数民族古籍的定义很广泛，它不仅指那些有文字记录的出版物或非出版物，还包括至今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文献（主要指那些民族神话、英雄史诗或创世纪史诗等）。
虽然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却沉睡了数个世纪，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唤醒，从此开始我国历史上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次大整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国家提出整理少数民族古籍。
1982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纪啸风等两次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听取各族专家学者对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意见，提出“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原则。
同年3月22日，教育部的《教育通讯》上发表了题为“少数民族古籍亟待搜集整理”的文章。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作了批示，国家民委于4月2日转发了这一文章。
由此，我国拉开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序幕。
1982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这是全国最先成立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专门机构。
1983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上，与会者围绕少数民族古籍范围的界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根据“古籍”的字面含义认为，“少数民族古籍”即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书籍。
但中央民族学院学者张公瑾、吴肃民认为，少数民族古籍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指那些有文字记录的出版物或非出版物，还应包括至今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文献（主要指那些含有民族历史折影的神话、英雄史诗或创世纪等）。
1984年，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呈送中央。
书林之盛
级类 目下有五级类 目。虽然纵横交错 ， 但也纲举 目
张。有此合理的类 目 置 ， 设 读者在使用 中就 ，９ １年 ９月 １ １８ ７ 日， 中共 中央发 出了《 关于整 理我 国古籍 的指 示》 （ 中发 １８ ［ ７ 文件 ） ９１ ３ ］ 。这 个文 件指 出： 整理 古 “ 籍， 把祖 国 的文化 遗 产继承 下来 ， 是一 项 十分重 要 的 关系到子孙后代 的工作” 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 ， 。“ 得搞上百年。 “ ” 散失在 国外 的古籍资料 ， 也要 通过 各种办法争取弄 回来 ， 复制 回来。 这些指示 ， 或 ” 为
和全 国学术 界 提供 了一部 十分 有价值 的古 籍检 索工 具书 ， 也是 我 国在 近 十 年 中书 目文献 工 作 的不 可多 得 的重 要成 果 。
新 中 国古 籍 整理 图书 的 出版 ， １４ 从 ９９年 至 １８ 年 ， ９ １ 经历了艰难起步 、 负重前行 、 曲折徘徊 的历
国整理 出版 古 籍 图 书 １ ６ １２ ６种 ， １８ 而 ９ ２年 以前 的 ３ ２年 ， 只出版 古籍 图书 ２８ ５种 ， ０ 不及 后 ２ ２年 的 四
分 之一 。
马楼、 湘西龙山里耶等地均有大量的简牍或 帛书出 土 。由于社会 的安 定 ， 些 出土 简 帛得 到 了及 时保 这
程 。１５ ９ ８年 ， 国 民经 济依 然 十 分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在 国务院学 科规 划委员 会成 立 了古籍 整理 出版 规划 小
组， 制定 了《 三至八年 （ ９０ １６ ） １６－ ９７ 整理 和出版古 籍的重点规划》 组织实施了包括“ ， 二十 四史 ” 清 和《 史稿》 内的一系列重大古籍整理 出版项 目。然而 在 由于“ 倾路线的干扰 ， 左” 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的爆
点校古籍的注释和整理权
点校古籍的注释和整理权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的点校本“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引发了一场著作权纠纷。
近日，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汉王）侵权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引起出版界、学术界和法律界的关注。
该案中，对于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籍进行点校整理的作品，如何确认其著作权主体、如何认定侵权以及如何确定赔偿范围等问题，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讨论。
原告：侵犯著作权要求赔偿400余万元1959年到1978年间，中华书局投入巨大成本并克服种种困难，对从《史记》到《明史》的24种纪传体正史（即《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并陆续付诸出版。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发行，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同时上述作品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的品牌著作和读者心目中的权威范本。
中华书局认为，汉王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制作发行的作品中收录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行为侵犯了其对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获取报酬权等权利。
因此，将汉王告上法庭，请求判令停止制作发行含有原告点校本内容的《汉王电纸书D20国学版》，在媒体上登载声明赔礼道歉，并赔偿中华书局经济损失91万余元。
因后来发现侵权行为涉及4种汉王电纸书产品，故累计赔偿400余万元。
被告：已付40万元版权使费用作为被告方，汉王表示，《汉王电纸书D20国学版》产品中没有预装中华书局的点校史籍，对方提出争议的作品是《汉王电纸书D20国学版》中预装的国学公司出版发行的《国学备要》，《国学备要》中收录了280种国学作品，其中包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汉王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学公司）于2008年签订版权授权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国学公司将其自行整理、制作并享有著作权的国学电子出版物《国学备要》授权汉王预装到电纸书产品中。
同时，汉王根据协议约定，按照每套作品50元的价格，向国学公司支付了版权使用费，并已先后支付40万元版权使用费。
《中华医藏》编纂启动 收录医药典籍2289种
《中华医藏》编纂启动收录医药典籍2289种8月24日，由文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启动了《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明确和完善了《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架构和机制。
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国强指出，中医药古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源头活水。
《中华医藏》编纂工作有利于完整保护与保存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医药文化，对于充分挖掘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利于向世界各国完整、真实地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医药学理论和技能的精髓;有利于促进我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交流，共同促进人类健康与社会和谐发展。
王国强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充分发挥古籍保护研究专家作用，高质量完成《中华医藏》编纂工作，培育中华古籍保护人才；二是要进一步加强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建设，全力保障《中华医藏》编纂工作顺利实施；三是要以《中华医藏》编纂工作为契机，全面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
作为中医药继承与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中华医藏》编纂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收书最全的专科古籍文献原书影印出版项目，将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和利用、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以及中医药文化大繁荣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在财政部、文化部、科技部等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保护与研究利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受到各地以及行业内外高度重视，全国各地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建设力度不断加强，中医文献学科建设内涵不断丰富，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匮乏的状况已大为改观，中医药古籍普查编目、中医药古籍海外回归、中医药古籍孤本调研出版、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建设、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等一系列工作进展顺利，成果显著。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
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学科基本理论、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研究和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
他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
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临着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实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等多重任务和发展趋向。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文献二字联成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
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气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汉宋学者注疏时都把“文”释为典籍，“献”释为贤人或贤人言论。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为《文献通考》。
在《自叙》中他解释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
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言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从孔子到马端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特别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贤者的言谈高见很容易见诸笔端，各种口头传说和议论也逐渐通过各种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典籍而轻视传闻，相应地“文献”也由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逐渐向偏义复合词的方向演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端临将文献的内容区分为“叙事”和“论事”两大类，并且将两者并重，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文献有记注和撰述之别，记注即历史记录，而撰述要有史识。
，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
这是带有片面性的。
今人对“文献”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如郑鹤声、郑鹤春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成果及思考
大学图书馆学报J o u r n a l of A c a d e m ic L ib r a r y“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成果及思考□何燕华摘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没有专项经费的情况下，探寻出 一条符合馆情的古籍保护之路，在海外古文献回归、馆藏古籍再生性保护和馆藏古籍原生性保护 等方面取得了很好成绩。
这是图书馆古籍部全体业务人员齐心协力勇于担当的体现；是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行精细化规范管理的结果。
建议在未来的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中，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应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国家项目与各馆古籍保护业务给予协同支持。
关键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保护成绩分类号G256DOI10.16603/j.issnl002 —1027.2018.02.014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号）提出在 “十一五”期间推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要求对 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 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 上，实施全方位保护。
十年来，从宏观上看，“全国性 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中央和 地方古籍保护工作经费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中华古 籍得到系统性保护，在普查、修复、整理、出版、人才 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但从微观的实际工 作角度看，由于这一计划具体牵头实施的是文化部 下属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为国家图书馆内设机 构）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体制为纵向垂直管 理，这样就导致高校系统中在古文献的收藏数量与 质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得不到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经费支持，常处于人、财、物匮乏的 尴尬状态。
即便如此，我们仍恪尽职守，担当向前，探寻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高校图书馆馆藏古籍保 护之路。
1开拓进取，在古籍保护方面取得很好成绩1.1 突破古文献批量补充屏障，百年来首次成功回 购海外汉籍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古文献收藏，多源自旧时老一辈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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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展望
杨牧之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从无到有，并逐渐
形成目前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
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
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
籍的指示》，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
整理出版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由
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是新中国古籍
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
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
然，呈现出勃勃生机。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
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
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
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
社会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
过去我曾经结合大家的意见，将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分为十个问
题，这里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再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
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直接
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和《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前者于
1993年开始工作，现在正在加大推进力度。《中国古籍总目》完成后，我国古
籍的存佚情况大致可以摸清，从整体上掌握现存古籍的品种和数量以及大致的学
术内容和价值，将会大大促进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
的编纂，进展顺利，可望于今年年内完成。上述两个目录完成之后，便可以为现
存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之上，可根据科研、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对现存古籍分
出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第一档，只要保存好就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现在
有很多科技手段，如影印、缩微胶卷、扫描、数字存储等，做起来更方便了。第
二档，是供科研和教学人员使用的。对这部分古籍，只要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就
足够了。如果一个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要根据别人搞的选本、看别人作的译文，
才能读懂原文，那他用的就不是第一手材料，这种研究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当
然，特殊的图书例外。有的书，确实诘屈聱牙，很难读懂，必须做好校释工作。
这个问题涉及到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结合，需要另作探讨。第三档次，是给一般读
者看的。这部分应该是古籍中的精华，应该把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展示给广
大读者。但即使是精华，也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有剥离和转换的问题。给一般
读者看，应该有选本，应该有注释，有的应该有译文。我们将古籍大体分为三个
档次，采取适宜的整理方式，该保存的保存好，然后集中学术界力量进行重点整
理，把人力和资金也集中在重点古籍的整理上，一定会大大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
浪费。
古籍整理图书的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
古籍读物，各种整理本不断地重复出版，四大古典名著的排印本有数十种之多。
抛开个别出于保存古籍版本的需要不说，各种新本之间内容大同小异，相互因袭，
甚至后出的还达不到早出的版本的水平。建议成立一个评议审定小组，请专家学
者对已经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进行评议，确定“善本”。评议工作逐渐开展，最
终形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善本”目录，以古籍领导小组的名义公布。一方面
在读者中起到引导作用，有利于宣传推广这些图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集中力
量整理未整理过的文献，在古籍整理的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
平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古籍整理不仅要服务当代，还要为
千秋万代服务。因此，整理古籍，首先要尽可能保留古籍的原貌，提高古籍整理
的水平。其次要在整理的形式、整理的方法上进一步创新，不要停留在乾嘉学派、
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开拓创新。做出立足学术前沿、
代表时代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来。古籍整理图书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工程。
如果我们能策划出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选题，那是不朽之
盛事。如果我们能编选出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样的选本，读者将
受益无穷。
要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
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二是要遵照
古籍整理工作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
同的、合适的整理方式，以求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明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是
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普及与提高工作有很具体的要求，
一则是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
在海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
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些是属于提高性工作范畴。另一则是说，“整理古
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
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属于普及性工作。普及与提高是古
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普及性
读物读者面略广，各出版社在普及上动的脑筋更多一些，这是好事，但出于求多
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传
统文化普及读物同样有一个精品战略问题，普及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贴近读者，适
应读者的普遍需求。普及与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第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目前全国有20多个专业古籍出版社，数量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古籍出版
社的全品种出版物中，古籍图书所占的比例约占30％，也就是说古籍出版社还
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了非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上。这说明当前古籍整理
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重要的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
产能力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
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
发展为一个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
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六、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
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当今从
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
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优势更为明显。文
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部经过缩印的《四库全书》，单
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而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
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
检索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诚然，数字化检索不能代替学者对文献典籍的细读
和涵泳功夫，但数字化古籍强大的检索功能和对现代人的实用性，无疑将扩大古
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效率。
近几年，古籍电子化的工作已经有不少有效的尝试，电子版古籍越来越多，
举其要者，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全唐诗》、
《国学经典文库》、《国学备览》等，以其信息容量巨大、检索快捷方便等传统
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欢迎。最近由中华书局承担的
“中华古籍语料库”、“中国古籍网”等古籍数据化工程，经中国出版集团批准
立项并正式启动。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未来方向，顺应这种变化，是
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整理和出版古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是一项长期的和重要
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整理中华民
族丰富的文化遗产，继承优良传统并超越传统、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传统，为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为振兴中华而勇于献身的爱国
主义精神，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中华民族能
以前所未有的强盛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所
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转自《光明日报》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