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狩猎文化概述

黎族是中国最南方的民族，也是我国少有的热带海岛民族，黎族文化长期以来被附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绚烂的织锦，痛苦的纹身，原始的信仰，刻木为信，崇尚狩猎，钻木取火等文化现象，曾令很多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痴迷。

本文拟从黎族狩猎文化这一角度出发，分析、探讨狩猎文化曾在黎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一、地理环境黎族是中华民族家庭中的一员，现有124.86万人（2000年统计），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的琼中、保亭、白沙、乐东、昌江、陵水六县和享受民族自治政策待遇的三亚、通什（现为五指山市）、东方三市，其余主要散居在万宁、琼海、屯昌、儋州等市县的民族乡镇。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西汉曾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海南岛黎族先民即包括在这些泛称之内。

“黎”这一专有族称始见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黎族聚居在海南岛中南部，境内群山耸立，丘陵起伏。

著名的五指山是海南岛的主峰，高达1867.1米，岛内各大河流如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均发源于五指山，形成了由许多短壮独流入海的河流组成的辐射状水系。

黎族村落散布在群山之间的盆地、河谷和海滨冲积平原上，大多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溪流淙淙，树木繁茂，在山上栖息着山猪、黄猄、山鹿、云豹以及其他飞禽走兽。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外部的自然条件，在经济方面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地的肥沃性和富于鱼类的水等等；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如涌出的瀑布，可供航行的河道，树木，金属，煤炭等等。

在文化初期，前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是后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

”海南岛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黎族人民开展狩猎活动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二、狩猎工具黎族的狩猎工具是狩猎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狩猎文化在社会物化的表现，它的发展变化与狩猎开展的深度和广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黎族的狩猎工具主要为粉枪、弓、弩、弹弓、标枪、各种火药袋（筒）、铁镞箭、竹镞箭、弹丸，还有构思独特、美观实用的扣蛙罩、山猪套、捕鼠器等狩猎工具。

使用弹弓源于何时虽已无从追究，这种简陋的工具却一直沿用下来。

作为一种比较原始的远程狩猎工具，或者作为远程狩猎工具的雏形，弹弓的发展至少为黎族的弓、弩的出现奠定了技术与理论基础。

在黎族地区，孩童利用弹弓进行各种活动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这些活动都将有助于积累经验并提高他们的瞄准技术，为日后使用弓弩、粉枪打下良好的基础。

弓、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在黎族社会中同样如此，并且延续的时间相当长。

弓、弩在黎族社会中的使用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儋耳珠崖郡，……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镞”。

由此可知，至少汉代就已经使用弓、弩了，使用的箭矢为竹矢、骨镞。

唐徐坚《初学记》记载：《博物志》曰：“交广州山夷曰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锋镝，中人即死”。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黎弓，海南黎人所用长鞘木弓也，以藤为弦，箭长三尺，无羽；镞长五寸，……以无羽故，射不远三四丈，然中者必死。

”，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云“……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类中州弹弓。

其矢之大其镞也，故虽无羽，亦可施之于射近”。

清《旧志》也有记载：“岐人……木弓竹箭，铁镞无羽，刀柄长尺馀，弓箭不释手”。

上述古代历史资料都没有说明弓、弩的改进情况，但有一点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博物志》记述了黎族先人使用铁制镞箭的状况。

这种情况又延续了上千年，直到清代晚期，粉枪传入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狩猎工具，弓、弩才退而居其次。

可见，木（竹）弓、弩的使用，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岁月里，其改进是极其有限的。

一种工具的改进、创新、发展是需要社会需求来推动的，木（竹）弓、弩的使用已基本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因此它的改进也就缺乏潜在的动因。

何况，黎人还“善弓矢”，并在箭矢上涂抹毒药，以增强其杀伤力。

但上述提到晋《博物志》记载了黎人由使用竹矢、骨镞到使用铁镞箭的转变，促使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可能是受外部的影响。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南方地区，黎人的暴动远甚于苗瑶，而历代统治者在二千多年的治黎政策中，采取的是以征剿讨伐为主，以招抚同化为辅的方式。

而在冷兵器时代，封建王朝利用铁制弓箭镇压黎族暴动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杀伤力，竹矢、骨镞在战斗中的不足之处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让黎人开始意识到改进竹矢、骨镞的必要。

此外，丰富的狩猎资源同样隐含着危机，没有威力大、致命的武器，当遇上如山猪、豹等凶猛的野兽，也要进行殊死的决斗。

内外两种因素的结合，都要求增强箭矢的杀伤力，最终铁镞箭成为战争与狩猎的优先选择。

然而，由于黎族地区冶金业的不发达，换取铁器需要极高的成本，在客观上不可能导致箭矢的整体革新，大多数的箭矢只有箭头为铁制，主体用材还是以竹、木为主。

到了清朝晚期，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冶金业的发展，黎区人民与汉商的商品交换日渐频繁，为黎族狩猎工具的更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张崧《崖州志》载曰：“……改用火枪，家置一杆，有力者或备数杆，每以数牛易一枪，或药一桶，……发必命中”。

《海南岛志》：“弓箭之外，有枪炮，……旧式急枪最多，几乎家无不有”[ii]。

粉枪传入后，其威力大、射程远、效率高的特点很快为黎族男子所青睐，黎族人民千百年的狩猎经验和精准的射击技术与粉枪结合得是如此完美，即使面对更为凶猛的野兽，黎族男子在狩猎中还是游刃有余。

粉枪作为狩猎工具的新手段，很快就纳入黎族男子的认知体系之中，于是更为积极的狩猎行为便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开展起来，从此黎族的狩猎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鉴于一个好的猎手是勇敢机智的象征，同时也是村民崇拜的对象，因此黎族男子对粉枪的热爱并不亚于他的情人。

弩、弓、山猪套、扣蛙罩、捕鼠器、弹弓的辅助使用，既是对传统技术的继承，又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

三、狩猎方式尽管狩猎工具并不先进，但是黎族男子还是能获得较多的猎物。

这除了与海南岛丰富的动物资源有关外，还与狩猎方式的运用息息相关。

黎族男子通过放狗、巡山、挂枪、装圈套、挖陷阱等狩猎方式，捕获山猪、黄猄、山鹿、云豹、原鸡、山鼠等野兽，这些狩猎方法是黎族男子在千百年中摸索并积累下来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它的使用既增加了狩猎成功的机率，扩大了狩猎成果；又避免了狩猎的盲目性，降低了野兽伤害人体的风险，是黎族人民聪明智慧的又一体现。

“放狗”，是在农闲和节日之际，出动一个村寨或全峒的男子，手持粉枪和弓箭，腰间挂尖刀和装有火药的竹盒，带着一群猎狗，集合在村边的榕树下或山间的路口，由老猎手当“俄巴”（猎头），举行仪式后，猎手把守各个山头。

一人呼引群狗进山，然后，在人的呼喊声下，群狗四处寻找野兽，并把野兽驱赶出来，猎手用粉枪或弓箭把野兽射杀。

“巡山”，是猎手根据野兽的活动规律，单人进山狩猎。

“巡山”时间为早晨六点至八时许，下午五时至八时许。

因为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山猪、黄猄和鹿等野兽出山寻找食物。

“挂枪”，是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察看野兽的脚印，判断是何种野兽，根据这种野兽的大小，确定挂枪的高低和方向，然后把粉枪安装在挂枪架上，绑紧扳机，装上系着承针的拉弓木，利用拉弓木的弹力，使承针顶起拍盖头，从控制承针的卡套上拴一条绳索，把绳索沿着枪口拉至野兽通过的路口上。

当野兽从路口走过时。

绊上了绳索就立即把粉枪拉响，就地击中。

在挂枪的地方，周围结草做“禁星”符号，别人看见“禁星”，就不敢走进挂枪的范围。

“装圈套”，是捕获猎兽的另一种方法。

在山猪或鹿经常出入的山路口，挖一尺深八寸宽的穴，在穴口装上受压力后会脱落的承针架和活结圈套的绳索。

把套头拴在承针处拉着拉弓木的藤条上，当野兽走过时，陷进穴口踩脱承针架，使弓木的弹力向上，活结圈套即把兽腿套住吊起来，无法逃脱，再把中套的野兽用粉枪打死。

“装竹签”，是在田间或山栏地的陡坡下，斜插数十根长约1米左右的竹签，在离装竹签3米处陡坡上，装上牵着横线的“啦木”。

夜间，山猪出入寻找食物时，碰动了横线把“啦木”拉响，误为有人追赶，向前猛冲，碰上了竹签，有的当场断气，有的中签后逃入深井而死。

“挖陷井”，是在野兽进出的山路上，挖一口陷阱，并在井底装上竹签。

井口安上软架，在软架上铺芭蕉叶，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泥土。

山猪、黄猄、鹿和熊等野兽走过时掉进陷阱中，就成了瓮中之鳖，任人宰割。

各种狩猎方式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不是偶然的。

它们是黎族男子在狩猎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以前单一狩猎行为的反思；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热爱和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实践。

尽管随着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变迁，这些仿佛还是昨日余梦的狩猎方式已越来越少，但狩猎那种曾经的辉煌与绚烂，仍如那黄昏的夕阳一样令人眷恋、遐想。

四、分配方式黎族家庭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构成黎族社会的基本单位。

黎族的小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但五指山中心地区长期残留着父系家庭公社基本特征的合亩制小家庭则又另具特点，直至解放前，它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

合亩地区的小家庭必须参加合亩的集体生产和分配，但可以经营自己的副业和手工业，种植山栏稻和小块田地，家庭私有制的财产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基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方式的原则，再结合历史资料，黎族地区对于猎物的分配方式主要有平均分配和个人占有两种。

集体狩猎，采取集体分配的方式。

个人狩猎，有平均分配和个人占有两种方式。

明《海槎馀录》：“黎俗二月十月则出猎。

猎时，土舍峒首为主，聚会千余兵，携网百数番，带犬几百只……肉则归于众，皮则归于土官。

”，王国权在《黎族风情》一书回忆黎族的狩猎风俗时说：“村寨中有一户人猎获野兽，家家户户分享兽肉。

集体狩猎，全村男女大小平分兽肉。

……美孚黎则是全村男子获得兽肉，女性不得分享”[iii]。

另据198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组人员赴海南的调查资料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通什的一些村寨如有人捕获山猪，还是沿袭平均分配的原则。

此外，随着狩猎工具的改进和商品意识的不断增强，个人占有猎物的趋势越来越强。

狩猎工具的改进促使个人狩猎成为主要狩猎方式，个人也因此获得更多的猎物，使交换有了可能。

猎手可以用鹿茸、熊胆、豹皮等珍惜物品来交换布料、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品。

两种分配方式的并存，与黎族的社会组织关系是密切关联的。

黎族合亩地区的父系小家庭，保留了原始社会制度的一些残余，因此也保留了共同消费的一些性质，尤其是对狩猎这样久远的生产方式来说，平均分配是一贯的传统。

当某些传统对于整个社会仍具有强大的黏结作用的时候，传统的顽固不容易打破，平均分配猎物占据主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