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一、作者介绍。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受家人影响，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期间，他以十七本学术著作和一系列的论文建立起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声誉，而不是通过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来提升知名度。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可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国际关系学者。

亨廷顿的著作，总在问世之初饱受争议，不为世人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而又勉强地接受。他指出的问题，总是针对国际关系中最尖锐的矛盾，因此得以引起最深切的影响；他使用的话语并非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因而可以引发最广泛的关注。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结合：他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却有一个保守主义的大脑。他认为，自由主义宣扬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的保守主义则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他宣扬一些主义和思想，而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世界秩序。他总是用及其讽刺的观点，故意用那些刺激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学者的方式讨论问题。这也是亨廷顿思想影响之大的原因之一。

早在1951年时，亨廷顿就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接触他的职务一事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里，政府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亨廷顿支持军事的保守主义，因为军队的自由化就意味着效率的缺失。自由主义并不是万能的。

亨廷顿的另一本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主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他认为新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我认为这本书讲述的也是相同的观点：自由化的并不是一定是好的，有秩序的自由才是世界发展的目标。

1993年，亨廷顿撰写了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首次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垮台之后，国际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是主要依照文明的不同类型而展开。他把当今世界上的文明分为八大类：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主要是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受到其它七个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特别担心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的挑战。此文一出，世界哗然，尤其是第三世界和中国的学者纷纷批驳亨廷顿的观点。在一番论战之后，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将文章题目中的问号删除掉，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将其观点详细阐述。

二、介绍本书及其观点。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讲述了亨廷顿眼中世界的构成。他把冷战后的世界分为八个主要的文明，将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界定为文明，而不是国家。全球的斗争不再是国家间和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而是不同文明的斗争。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指出全球力量发展的态势。他认为现在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改变，西方文明不断衰落，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不断兴盛。非西方文明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肯定，正逐渐摆脱西方文明的精神束缚。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秩序”，介绍了亨廷顿的另外一个观点。他认为现在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的界线进行重组，文明的区域一体化加强，而全球不同文明间的鸿沟在逐渐加深，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是全书的核心部分。本部分中，亨廷顿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将全球的冲突看做无政府状态下的部落冲突。他提出“断层线冲突”的观点，认为文化间的断层是冲突的根本原因。他还认为断层线冲突不可永久消除，只能尽力避免。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冲突的原因。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展望了不同文明依照现在模式发展的后果。他认为全球战争爆发几率很小，但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的均势变换，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他指出：“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

三、我的读后感及对本书论点的评论。

我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非常赞同他划分文明的方式，但绝不赞同他将文明的差异作为冲突爆发的根源。我认为，国家间、世界上的冲突，其根源在于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文明。文明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只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的类型和形象，但绝不能将文化的不同理解为国家间的冲突。亨廷顿的五个部分，仅仅是套用了一些客观的发展模式，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国家力量强弱的变化，既受到文明强弱程度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文明的发展趋势。文明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依托于而又超脱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亨廷顿的五个部分看似令我们无法反驳，但其实是利用真理来阐述谬误，无论是国际力量的组成、变动、形成、冲突还是发展，只能说与文明的发展有关，但决不能说被文明所左右。

世界的构成：世界是由多个文明而构成的，这些不同文明的差异最初是由地区的差异而形成，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体系，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价值观。亨廷顿的八个文明的划分，也主要是按照地域来界定的。即使是距离最近的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日本文明的形成时期，即使它借鉴了儒家文明的经验，但两种文明也是独立发展的，是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文明的差异，即当前世界各国的差异。

世界的变化：有一点很明显的是，亨廷顿对文明变化的描述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几乎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源于文明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并由此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依据。但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代表文明的核心国家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变化。因此，将国际格局的变化归结于文明的变化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强弱变化。

世界的重组：当前世界是不断分化的世界，也是一个不断整合的世界。亨廷顿认为世界的整合是文明的重组，各位按照文明的断层线分别组合，文明的区域一体化不断加强。但是，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欧洲的一体化不仅仅是由于共同的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欧经济已经密切相联系着，一体化有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文明的

断层线也不能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同的文明，但是东亚的一体化仍然搞的如火如荼。世界的重组趋势，单靠文明的矛盾或者文化断层线，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世界的冲突：在世界上发生的冲突中，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文明极度富有侵略性，绝大多数文明间的冲突，文明内部的断层线冲突都出自伊斯兰文明。在除西方以外的文明中，文明间的战争占据主流地位。在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中，其它文明应该接受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与西方文明相靠拢。但是，亨廷顿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多发是有其自身因素的。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许多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这让它们有能力发动冲突甚至是战争；同时，这个区域没有一个能有效震慑其它国家的强国，这导致一个区域中的无政府状态。而西亚和北非小国众多，民族纷争严重，宗教教派斗争激烈，每个国家的背后又都有其它地区的国家给予支持和操纵，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当地的混乱状态。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中，并不能证明西方文明多么的善良。在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时，西方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无论是科索沃还是南联盟，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西方国家在冲突的爆发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归根结底，西方文明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而努力。

世界的未来：在关于未来的描述中，亨廷顿的想法令我不敢苟同。他认为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改变会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导火索的形象。他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会扩大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并发动局部战争，从而引发世界范围的全面战争。我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不可能爆发，但在均势改变的关键时期，局部的冲突有可能增多。我的观点是，均势的改变，主动权的转移，并不一定需要战争作为代价。核心地位的转移，一方面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发展，并赶超曾经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需要一些特殊的事件来削弱优势者，从而在均势的改变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亨廷顿的设想，在核威慑的今天没有多大意义。

四、我的观点。

我认为文明对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重要的，是基础的，但不是关键性的，不是决定性的，亨廷顿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文明决定了国家的基础，但不能决定国家的行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国家利益。无论如何，一个国家首先要考虑到自己付出与收益的比例，要考虑到如何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在这之后才能考虑自身影响力、控制力的增强。只有当以上目标都达到后，国家才可能大力推行本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明的增强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明的力量只是其中基础但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政治执行力的强度，国家军事威慑力的程度。

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今社会中，国际法、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大大减少了文明国家轻易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国家间比拼的是综合国力的强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强弱。当前国家的首要目的仍是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而为了这个目标，国家必须实现自身的发展。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与制造业等一系列领域的力量，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国家要发展政治力量，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巧实力”政策，就是增强美国政府影响力、执行力的一种表现。国家的政治力，代表着国家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代表了国家政府践行首脑意图、执行政府决策的能力。国家发展政治力量，不仅仅是文明方面的力量，在外交、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要比拼综合实力。国家的政治力量的兴盛与衰落更多地是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和受到的影响而不是文化的影响。

在现在的社会中，军事威慑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但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在核威慑的今天，有核国家不可能相互攻击，以免引发核大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局部的冲突会变得更加剧烈，更加地高要求。现在的世界各国追求军队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提高，很多中小国家奉行“小而精”的军队策略，仅保持最低限度的防卫军队。但这些国家由于军费开支少，不在军事领域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反倒在经济方面发展的更好一点。不过有得就有失，这些中小国家必须选择依附、至少是接近一个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的国家，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受侵犯。亨廷顿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断定世界的重构由文明决定，因为相同文明的国家具有相似之处，在利益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更加能够相互依赖。但这并不代表同种文明中国家的利益就极大相似，一国不可能因为文明的原因放心地将自己国家的安全交给另一个国家。

在关于均势改变的设想中，我认为亨廷顿将战争的发生想当然化了。国家总是理性的、慎重的，尤其是在现在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发展的时代里，一个大国不可能轻启战端。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后来者要想改变已有的均势，只能发展自己，超越对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局部冲突或危机，可能是军事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在我的设想中，中国凭借自己广大的经济基础，强劲的发展速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上逐步赶超美国，却不可能与美国发生大的军事上的冲突。反倒在中国的周边，如对于越南、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中国可能与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受控制的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以收复被占领领土或维护自身其它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类似金融危机的全球性打击，美国首当其冲地遭受严重损失，而中国在打击中迅速恢复过来。如此，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后者的发展建立在全世界其它地区的被压迫和被奴役之上）。均势被改变，而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国家选择阵营的依据不是文明，而是利益。当斯拉夫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非洲文明的国家发现跟随中国挑战旧的世界秩序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为了本国的发展，它们不会选择反对中国，而是跟随中国一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从中得到好处。文明的力量左右不了国家利益的选择。

总之，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较为牵强。文明是国家相似或者差异的根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国家的对抗、竞争和合作，但这并不能说明世界冲突主要在于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构取决于文明的发展。当前的国际关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虽然有完善的国际法和众多的国际组织给予限制，但国家的主权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决定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国家利益。《文明的冲突》认为国家的行为和发展取决于文明，这种观点有明显的牵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