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文 义利观

靳立聪 20141208012004 14级商务英语本科二班

义利何如？

春秋，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一个政权跌宕的时代，一个新旧秩序转换剧烈的时代，一个终将被统一的时代。而就是如此复杂而又动荡的时代，孕育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都从中受益的中国哲学。我们现在有听到“三教九流”，亦或是“九流十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而其中可以被称为哲学的，不过寥寥，大都可以称为道德理论。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中国几千年以来在黄土地上繁衍出来的是大河文明，思想封闭，又习惯于被统治。这就注定了农业文明的中国是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出现像古罗马《十二铜表法》那样成文的法律。在古老的中国，道德比之法律更深入人心，也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在这样一个崇尚道德的国度，义利观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春秋时代，礼崩乐溃，社会各阶层在道德意识和利益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各诸侯国为了接受朝拜和各方的进贡，在周天子势微的情况下，起而反之。自小学礼的孔子希冀于乱世中重新建构起一个尊卑有序、长幼有节的礼乐社会。他力图从人们的内心修养下功夫，推动社会由盲动走向理性，由无序走上有序的礼乐轨道。这就说明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在道德方面存在着的诸多问题。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对义利的态度和取舍是检验道德的最终标准。人的一生总是在义利取舍的矛盾中艰难痛苦地选择。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

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先义后利”）思想。而要说的便是长时间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儒学之中的义与利，不仅仅是孔子一人的思想。

儒家认为“义”首先包涵道义，有“信近于义”是指人要讲道理、守信用,这便是道义。而且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处世,无可无不可,要以义为规范准绳。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其次“义”包涵义务，子路曾说：“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显然把义指为君、臣、民三者之间役使和效劳的关系,即义务。孔子认为义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他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义利问题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为人们所研究和讨论的。

就儒家和道家对待朝堂的态度而言，两大家的思想是有相反的；在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实施“仁”政和“无为而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百姓总会顺着轨迹一步步地前行。而在乱世，二者就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因而在政权更迭的年代，积极“入世”以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道家提倡“顺其自然”，以追求精神层面的自由无拘。因此在面对繁冗的纷杂的世道，不满于其时的阴郁实际，不与统治者合作，选择了避世隐居，以

求洁身自好的人生道路。他们就会选择归隐（也就是“出世”），而在天下安定之后，再回到朝堂。也因此鹤、白鹿等成为了道家的代名词。在《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中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为天下百姓的安定为“义”，而以自身的世途发展为“利”。孔子选择去往“世之滔滔”——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只是局限于山地、田野中，足以见得孔子是赞成“先义而后利”的。这就和道家的“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类似地，在《论语·微子》中有一篇叙述了“楚狂接舆”的故事。众庶如此之多，楚狂竟然为孔子而出现;天下如此之大，楚狂竟然明知孔子的行程。楚狂对孔子的尊重与爱护之心，不可谓不真切盛大。楚狂尚且知道尊重与爱护圣人之德，执政者竟然轻易弃之毫不可惜!这是楚狂归隐的原因，也是孔子大道不行的原因。楚狂归隐，不是不思进取，而是知时务而等待时机的远见卓识者。与孔子所不同者，在于楚狂欲救一代之政治、一时之天下，生不逢时的时候，便潇洒清高地度过一生；孔子不仅欲救一代之政治、一时之天下，更要救万世之政治、千秋之天下，孔子不为一时不得志而舍弃当世的救济之心，更不会因为自我不得志而舍弃行道于万世之志。

几千年以来，无数的学者都不能为儒道排出名次，在今天的我们当然亦不能如此。关于出世和入世的说法，各有千秋。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寄予了乱世以希望——人人都渴盼着天下的一统；道家的“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则是知时务而等待时机的远见卓识。二者

都有为百姓忧其忧的人生思考，只不过付诸行动的形式不一样罢了。而此中表现出了儒道两家对于“义利”的看法有很多方面的不一致。

我们常说“儒道互补”，所以儒道在义利问题方面除了差异之外，还存在许多相似和互补的观点。《孟子》中有这么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说在我们如果人身处逆境不得志，就要锐意进取，更多地注重自身品德、能力的提高；而在我们发达或有能力的时候去关心公益事业，捐助公益事业，心怀天下，关心他人疾苦，造福百姓。前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而后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在《论语》中有很多与“兼济天下”意思相近的句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句话也能够展现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而在我看来，只有每个人“独善其身”，这样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照顾自己，而且又不用兼济，或是得到兼济。这样尽管与老子的大同社会有所出入，但未尝不可呢？

在义利问题上，孔子的看法是有一种“舍生取义”的趋势的。孔子不反对人们追求利,但必须追求正当之利,“利”只有按照“义”的规定要求去获取才有实际意义。在义和利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人们才需要对义和利做出明智的选择。正因为有了选择义和利的需要，才会出现孟子著名的《鱼，我所欲也》。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再三思量，自己所求的，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

利益是使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

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一言以蔽之，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进行调节。

在处于和平年代的今天，也许不需要我们为了利去舍弃生命，但最基本的我们不能为了不正当的利，去违背心中的道德标准——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和利没有完全的平衡点，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