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阅读素材：清逸 清拔 清远 清淳——学者袁行霈

人物阅读素材：清逸清拔清远清淳——学者袁行霈

清逸清拔清远清淳

李洲良

很早就想写点文字，表达对袁行霈先生的感念和敬意。可要说的太多，提起笔来一时不知从何讲起。

我曾在1984年本科毕业留校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先生研修古代文学。第一次见到袁先生是在他新开的唐宋词研究课堂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研究古代文学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还研究，那有什么意思？看似不经意，却道出了先生学品与人品兼修的治学原则。

先生视古人为同道，做学问不是向别人炫耀，而是为了增进个人学养。恰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记得先生的授课地点位于五四操场边上的101阶梯教室。那时，先生住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27栋204一担挑两居室，我租住在西门外西苑操场2号一户农民家的四合院里，相距不远。

幸运的是，几乎每次下课，我都能陪先生一边往回走一边交谈，途经未名湖边的小路，绕过红楼，到北大西门外分手。从落叶缤纷的深秋到微雪初霁的冬天，一路走来。每当夕阳西下，拉长了我们师生身影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30多年过去了，但与先生的交往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我赞同有学者以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来概括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但还可以再简练些。在我看来，先生的学品与人品一言以蔽之：清而已矣。先生把其自选集命名为《清思录》，可谓夫子自道。我以为清逸、清拔、清远、清淳是先生的治学特色，也是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治学风格与人格修养那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如果结合中国古典学术的当代型来考察，更能一睹先生的治学风范及其在当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 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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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失语下创建诗学话语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从十年禁锢挣脱出来的中国学术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开始回归学术本位，尊重学术规律已成为学界广泛的共识，并涌现出以《管锥编》为代表的开一代学风的巅峰之作。

袁先生此时正值盛年，面对来之不易的学术环境，经过冷静的思考，选择了一向被人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研究重点。

首先，选择诗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是文学回归艺术本位的时代要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十年浩劫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研究处于失语状态。袁先生从事诗歌艺术研究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义。

其次，选择诗歌艺术研究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古人谈诗说艺，即兴感悟，点到为止，缺乏系统的分析。今人论诗在畅言和寡言之间，难言和尽言之间，欲打出一条诗艺的通道且保持诗的灵性与慧悟，绝非易事。先生选择的正是这种艰难。

第三，如何揭示诗歌的艺术奥秘？早在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倡导横通纵通的研究方法。横通，是将文学与哲学、政治、宗教、绘画、音乐等学科打通，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纵通，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要有纵向的把握，对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二者结合，仿佛由横轴、纵轴组成的坐标，对古代诗歌艺术进行精准的把握，即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以打开诗歌艺术的奥秘。

第四，建构中国特有的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先生曾说，做学问如下围棋，虽然是举棋落子一步一步走，但胸中须有满盘全局的观念。博采精鉴也罢，深味妙悟也罢，横通纵通也罢，归根结底，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基础上通观周览，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诗歌艺术创作与鉴赏规律的批评话语。

先生一方面从微观入手，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苏轼、周邦彦、陆游诗歌的艺术构成、文学渊源以及诗人人格对其风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着眼，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诗歌意象、意象及意象组合方式，诗歌意境的构成、特征、深化、开拓和创新。

1987年结集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体现出鲜明的袁氏风格。先生提出诗歌从语言到意象、由意象到意境、由意境到风格到人格的系统分析方法，既传承了古代诗话的鲜活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情趣，又将古代诗论感悟式的评点发展为系统的艺术分析的方法，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奠定了先生的学术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建立系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得益于自身的才情和悟性。他幼承家学，渊源有自来，翰墨书香，耳濡目染。考取北京大学后，受业于著名诗人、学者林庚教授等名家门下，学业精进。

先生对文学艺术有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精准的把握力，这是源于长期浸润文学艺术所形成的慧悟。钱锺书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先生是学者，也是文人，他以文人之灵机慧悟洞彻古人之说，他的古代诗歌论著及后来的《论诗绝句一百首》的创作，赋古典以新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清逸之气，随意挥洒，左右逢源，如惊蛰过后的万物萌动，如秋水长天上的鹜霞齐飞，含英咀华，清灵秀逸，舒卷自如。

葛晓音先生说，听袁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在我看来，读先生的文章又何尝不是艺术享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如此，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程千帆先生誉为提要钩玄，敲骨得髓之作的《中国文学概论》又何尝不如此？

/ 清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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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曰考曰证中加强理论思考

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典学术在另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国学研究的兴起，实证方法的提倡和学术规范的强化。大量关于作家生平、作品系年之类的杰出成果的出现，以及《全宋诗》等大型古籍整理出版，便是重要的标志。

从文学研究拓展为文献、文化研究，提倡有问必考，有疑必证，与20世纪80年代新锐的学术思潮相比，锋芒开始收敛，考据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学术风尚。袁先生也从事考证工作，他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陶渊明享年考辨》等文章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细心。但他更敏锐地开始了新的理论思考。

国学的兴起，以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袁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于1993年创办并主编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2000年，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先生任院长。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与普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然而，这背后也出现了令人不无忧虑的两种倾向。一是对国学研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二是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对理论的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开始谋划更大的学术布局，继构建以意象分析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后，又在以下领域有了新的理论开拓——

第一，撰写《中国文学概论》，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加以阐述。涵盖了各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