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民教育的内容及方法策略

浅析公民教育的内容及方法策略

作者：王霞

来源：《西部学刊》2015年第03期

摘要：公民教育是当代中国教育领域重要的主题。学界对公民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有争议。公民教育不应当限于培养“国民”，应当培养自觉参与的公民。公民教育应以理想型公民的培养作为参照，激发公民情怀，教导公民知识，培育公民意识，训练公民行动能力。

关键词：公民；公民教育；内容；方法策略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公民教育再度出现在官方文件和研究者的视野中，又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

①“公民教育无疑是当代中国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主题”，②然而，关于公民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学界尚有争议。

一、进行何种公民教育

由于缺乏对公民涵义的正解，为公民教育的实施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倡导公民教育必须建立在对公民涵义的正确理解上。南京师范大学的高德胜教授等认为：从理论上对公民的界定一般可分为三种，即民主公民、国民、公共人，与此相适应，公民教育也可分为三种形态。公民教育不能这样笼统而又简单地提出来，而是要在对公民涵义有了正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地选择，并从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中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道路。

[1]高教授归纳，民主公民基于公民最古老的意义“政治上的自我治理”，公民（参与）政治权利包括主动地影响政治运行的权利和免受政治压迫的权利；在国民概念与民主公民概念的比较中，前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民主公民只是国民之一种，民主公民标识的是一种政治身份，国民则与民族国家相联系，更多地标识为一种民族身份；公共人则是公民概念从比较严格的政治定义（参与政治生活）向社会学意义上的（参与公共生活）转移，显示了现代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

因此，他认为，（民主）公民教育来源于西方，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没有存在的土壤。国民教育的公民教育强调作为公民的义务，将承担义务作为获得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着力培养的是既拥护现行政治，又认同本民族文化传统、守法爱国的国民。如前所言，公共人只是现代人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而公共人培养，并不能赋予公民一个与国家层次对等的身份，而是在其之下，处于国家层次之下的公民则显现出对统治者关注的减弱，同时政府也更加容易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是任何政府都乐于接受并大加推行的。据此，高教授提出了公民教育在当下的解决之道，即“以不断改进的国民教育为基础，吸收民主公民教育的合理内容与方法，突出公共人的培养，是中国公民教育的独特道路之所在。”[1]

高教授对“公民”概念的理解非常精到，可是他据此提出的路径却是和稀泥式的。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们不禁要问，民主公民是否只能存在于西方？固然，公民的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城邦制社会就出现了公民概念，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塑造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公民理念，公民教育被认为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也经常被提及；但是，起源于西方社会和发展于西方社会并不代表它为某一个意识形态独有，就好像我们虽然在不同语境下对民主的具体理解会有不同意蕴，可对民主是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些民主最起码的价值认识大概不会有分歧。“公民性”的内核之一就是公民参与，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其天生就应该享有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自由，这既是公民的德性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既然高教授认为政治参与是民主公民的特质，认为这种公民及由此而生的公民教育在我国没有存在的土壤，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相匹配，难道不是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可以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政治参与权利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必须有参与，参与才能是公民，这不仅仅是公共人的参与，更是政治参与，因为，社会公共生活从来和政治生活不可分割。共和主义理论贡献的最具价值的观点之一就是对公共性的理解，在他们眼中，公共性关乎某种共享价值。所谓“共和国”应该有两层意义，即公共权力分享和共享某种价值观。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学生到了大学阶段，还未必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事实上，高教授对“公共人”的解释本身值得商榷。这个界定涉及对“公共性”的理解。过去，“公共性”问题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论域，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的研究现在虽然渐热，但“研究尺度略显不足，主要表现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视域放置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度逻辑层面进行解读”。[2]286 金林南教授批评这样的研究是非历史性的应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如阿伦特评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传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遮蔽和隐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3]4金林南教授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论的立足点主要在两个领域中：一个是关于劳动的理论，一个是关于历史的维度”。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并非凭空产生，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劳动学说是其来源，但马克思的历史性创造在于其对劳动解放人的真挚赞美，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使“原先被遮蔽的劳动者从历史的黑洞中走出来，成为人类历史实践的主体，是公共空间的主人”，因而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具体的有主体的历史，马克思的公共性离不开无产阶级有意识地革命性地批判。[2]295可见，公共性在马克思那里一定是包含政治的。“公共人”作为社会意义的存在，并非只是“低于国家层次的社会身份”，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打上了政治人的烙印。因此，高德胜教授的参与型民主公民的培养在当代中国土壤不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更强调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更佳的参与型民主公民的生成土壤。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制度必将能为“公民性”的成长提供更好土壤。高教授其实已经看到了国民教育对义务的重视超过权利，提出“以不断改进的国民教育为基础”的公民教育，自然也是希望这种公民教育克服其局限的，然而，欠缺政治赋权意识的公民教育，无法避免其观点的短视，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制度本身的不自信以及对公民主体能动性的不确信。不过，有“从独善其身到主动帮助他人再进而谋求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