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反思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68・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反思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王跃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部，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本文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回顾，从国际游资、金融领域、经济运行、发展战略等层面逐渐深入地进行分析，并

提示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启示意义。[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创新理论；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288（2009）01-0068-04

[收稿日期]2008-1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跃武（1974-），男，湖南资兴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产权会计与竞争力财务等。

喜庆的事年年月月天天挂在嘴边，是人们好大喜功本性的流露；而灾难、触霉头的事则希望早日翻过去，甚至希望沉没在记忆之海，不再扰动痛苦的神经。然而健全、理性的个人或群体都不会忘记苦难，也不忌于反思所带来的痛苦。十年之后再来回顾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也不太苛刻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泰国是这场危机的起源地与重灾区，作为东南亚经济及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国民在1997年初的某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时发现其财富在外汇市场上大幅缩水了。危机是以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撤离为导火线的，这些信奉“市场失效论”的“套利机会发现者与利用者”以动物般的敏锐“本能地”感到了泰铢贬值的趋势，并以“先行者”的姿态使这种趋势成为了显著的现实。危机的初期，泰国中央银行试图干预泰铢的下跌趋势，但其外汇储备应付国际金融资本的兑付尚且难以为继，更何况泰国广大国民也加入到了挤兑外汇以求保值的滚滚风潮中了呢？此时，泰国政府面临两难局面：要么放弃自由汇率制度，以行政强权压制挤兑浪潮，要么坚持既有的制度让泰铢自然地下跌。作为民选政府，同时身处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泰国政府选择了后者。这样，泰铢的下跌已无可阻避，这又导致了泰国的股市的大跌，人们的财富大幅度萎缩，消费景气惨淡，金融领域的危机涉及更基础的经济层面。然而这场危机还未结束，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密切相关性，以及人们恐慌性心理的瘟疫式蔓延，使这场危难迅速波及到该区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使之面临相同或相似的压力、局面或结果：汇率与股市大跌或靠“官汇”、“官股”勉力支持；人们财富大幅度缩水或在相当程度上以政府为综合载体承担；恐慌、怨恨、混乱的情绪又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荡，政府首脑辞职或更换屡见报端，政权更迭甚至在印尼、菲律宾等国以剧烈的形式显现。这场危机的广泛性、深刻性与严重性至此才算露出峥嵘面目。

二、危机原因的层次性分析“病来如山倒”，在深重危机到来之际，人们只回顾躲避、发泄恐慌或愤怒的情绪，尚不及深究病理。当大病一场，在“病去如抽丝”卧于病榻时，才会在悲凉中痛定思痛推诊病因以便调理。起初，人们及受灾国政要把灾难归咎于国际金融炒家，视之为兴风作浪者或罪魁祸首，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针对索罗斯的激昂指斥是这种情绪或思维的典型代表，他说：“货币买卖自由，已成为某位有钱人逼迫独立国家向他低头的政治武器，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这种自由已被滥用了，某人想为慈善出力，却导致穷人更穷，这表明他是通过抢劫穷人来证明他的爱心。”这番义正严词颇具煽动性，但却是推诿于人的做法。第一，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国际金融投资家的投资活动是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框架的管治下展开的，

第２５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１月Vol.25,No.1Jan.2009JOURNALOFJILINBUSINESSANDTECHNOLOGYCOLLEGE吉林工商学院学报・69・

也就是说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否则所在国家或政府尽可用法律手段制裁他们。因此，尽管他们利用了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漏洞掀起了巨澜，但仍不能视之为罪犯而“绳之以法”。第二，当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东南亚各国或地区并使其股市红火、投资氛围大好、使其企业获得大量资金时，其政府应是乐观而欢迎的，这其实也是其“政绩”表现良好的重要推动因素；那么当它们撤离而使经济泡沫碎去时，就气急败坏地指斥其为罪首，这岂不是有“过河拆桥”或“此一时彼一时”的嫌疑吗？第三，按照辩证法的分析，凡事有内因、外因之分，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显然是外因，吸取教训规范对其管理是可以理解，但怎么能代替内因而成为首要因素呢？另外把这些投资家视之为怀有居心叵测的政治目的的言论更是“泛政治化”的冷战思维，他们关心的是政治对他们赚钱的影响，但对政治本身并没有那么纯粹而浓厚兴趣的。逐渐冷静后，人们开始反思自身或寻找“内因”。首先是集中在金融业本身，从资本结构入手，揭示了资本过度流动、负债比例过高、银行坏账过多、金融开放过度、金融管制过于放松等问题，把这次金融危机归因于过度信贷导致的泡沫经济的破碎。这确实是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金融危机从来不只是个简单的、局部的金融业的问题，它往往是多种经济问题显露、爆发所表现出的综合症状，这正如南洋理工大学邵氏基金讲座教授李正福博士“产业是根，金融是叶”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仍必须建筑在工商、服务等产业之上，金融业才能健康发展起来。事实上，从1992年起，英磅、日元、墨西哥比索等都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的“利用”，出现了规模、程度不一的金融危机，但都较快地化解了。那么，当时对东南亚的经济有什么问题潜伏或显露着呢？根据熊彼特等人提出与发展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可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新组合取代旧的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经济波动就明显地发生，表现为经济停滞与萧条阶段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使创新阶段的周期性也表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东南亚的经济结构状态也鲜明地反映了这点，其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低成本地运用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包括中低端技术的转让及来料加工，低成本（包括土地、人工等）所蕴含的高额利润机会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形成其繁荣的经济局面。但当创新陷入停滞阶段时，人工与资本都会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不前。在资本收益率下降的预期下，国际资本的撤离及其引致的金融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此时，即使是外汇管制制度限制国际资本的流出，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停滞的困境，虽然可能延续金融“急症”的爆发，但“暗疾”的长期潜伏与侵蚀能否让决策与管理者及时发现病症并痛下处方呢？颇值得怀疑，因为到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经济肌体上的病症已存在多时了。事实上，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是其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而其发展战略却日益显露出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注重财富积累，而忽视竞争力提高李斯特曾有个深刻的论断，“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1]在当今竞争全球化的形势下，该论断可进一步引申为“竞争力远比生产能力重要”。东南亚受危机影响深重的各国或地区在危机爆发前就长期存在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这说明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不容乐观了，其表面原因是人工、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上涨，深层原因还在其创新能力的缺乏，表现为：1.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是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研究投入也远远不足，东南亚各国或地区更是如此。这必然导致发展后劲的缺乏，导致在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上的“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态势。2.经济结构调整迟钝缓慢。这主要表现在兼并浪潮中能否通过竞争能力要素的重组实现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上。东南亚各国或地区往往注重于在兼并中实现了资产（财富）的膨胀，却在竞争力的提升上难见显著的变化。3.财富过于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上，这也说明其金融市场功能上的缺陷，缺乏充分的把资金引入产业的渠道或能力，这抑制了其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比如巨富李嘉诚的和埔黄记是个庞大财团，但并不是个竞争力给人深刻印象的“强者”。这种状况也扭曲了金融市场，使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使之蕴含较高的风险。（二）重视资金筹集，却忽视其集约使用东南亚各国或地区其实一直是有较高储蓄率的，这首先为传统的银行信贷提供了较充足的资金来源。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证券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国际金融资本对这些新兴市场的浓厚兴趣刺激着其政府建设“金融中心”的宏伟愿景，而证券市场上的传奇故事又吸引着抱有“财富梦想”的民众对它孜孜以求，因而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些都为这个新兴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支持。但是其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软件特别是制度建设却远为滞后。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间接资本市场主要部分的银・70・

行信贷垄断程度较高，缺乏竞争活力，信奉“越大越好”的规模经营理念，这也使银行在信贷上患上较严重的“大公司病”，机构臃肿、机制僵化、缺乏创新精神，在信贷对象上“嫌贫爱富”、“嫌小爱大”，在贷放行业选择上偏好于成熟的行业、却缺乏对成长性行业的足够支持。另一方面是证券市场，特别是股市的发展偏重于筹资功能，而其更重要的功能—价值发现、判断与奖优罚劣的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被扭曲了，在交易规则如信息披露、集散与利用上，在股市收购的自由度与透明度上，在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上，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等方面，都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使股市的投资功能受到较大的局限，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大打折扣。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欠缺，使东南亚地区陷入依靠高储蓄、高投入来获得高增长的粗放增长模式，这显然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这使国际金融资本家对其投资收益难以保持长期的信心，因而国际金融资本的撤离是早晚的事，缺乏效率与效益支持的金融泡沫的破碎不难预期的。（三）强调生产模仿，却忽视产业创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承接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这可以从其接受的巨额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佐证。应该说，东南亚各国或地区从主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合理定位与发挥比较优势中获益匪浅，扩大了就业，分享了分工与贸易的利益，并促进了其国民经济的逐步繁荣。当然，在加入产业国际发展体系与过程中，也使其经济发展有了较强的“路径依赖性”[2]（pathdependence），即对发达国家技术、投资、市场等的依赖。他们当然也想逐步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势，也想从中分享到更多的利润份额，也想通过“模仿—创新”的模式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改变其“打工仔”的地位。但是，模仿只能在中低端的产品、技术、管理、制度层面起到“知其然”的引进门槛的作用，但对于高、新、尖端层面的所谓“核心竞争力”要素，模仿是不可能代替自己身体力行的创新活动来引导其产业登堂入室的，正如Barney指出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就是其竞争对手无法复制其战略的优势”。[3]其实把这种模式发挥到极致的是日本，早在1980年代，美国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日本的阴谋》，其中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击败了美国电视、半导体产业。此后，美国严格控制本国技术的外流，加强了对相关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产业发展远远抛在后面。由此可以总结：光靠模仿、学着别人怎样造产品是没有长远发展潜力或后劲的，哪怕后来居上把产品做得更好。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是其增长模式积累的弊端的一次结合性、集中性反映，其核心问题是其创新能力的缺乏使其产业竞争力逐步衰退，进而使其资本收益率难以得到可持续的支持基础。在这种状态下，金融的繁荣不过是“无本之叶”，其衰退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