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也积极参与了教育事业。
他们在中国开办了学校、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并领导了一些现代教育改革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传教士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和教会工作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关注起中国本地学生的教育。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观念，还教授了现代科学、文学、艺术等知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人才。
这些学校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教育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等内容。
这些著作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了解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重视对经典的注解和背诵，忽视实践和创新。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了现代科学、实用技能等内容，提倡了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育理念。
他们还推动了一些现代教育机构和团体的建立，如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
这些举措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美国传教士还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传教士们在中国学习了中文、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领了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法国和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有何联系
法国和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有何联系
1.文化交流：自13世纪起，法国与中国开始了长期的文化交流。
在
18世纪，法国是最早从中国引进瓷器和丝绸的西方国家之一、这些中国
的奢侈品迅速风靡法国社会，并对法国的艺术和服装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对中国的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
中国的山水画受到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2.传教士：从16世纪开始，许多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
来自法国。
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学知识，并在中国的教育、医
疗和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传教士还积极研究和传播中国
文化，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献，并帮助翻译和保留了许多中国经典著作。
3.互惠教育：法国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建立了学术交流项目，使得两国
的学生和学者有机会互访、交流研究成果。
例如，北京大学和法国巴黎第
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一个法中文化研究中心，可持续促进两国
文化之间的交流。
4.旅游业：法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吸引大量
的中国游客。
这些游客往往会参观法国的历史古迹和博物馆，感受法国的
文化艺术氛围。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游客也前往
中国，探索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
5.美食与葡萄酒：法国是以其美食和葡萄酒而闻名于世，而中国人对
美食的欣赏也同样出名。
这两个国家的饮食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中国的烹饪技艺和法国的烹饪艺术都有独特的发展轨迹。
由于两国人民对
美食的热爱，法国和中国的餐饮业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夏瑞芳/文自16世纪寻根历史意义意识的萌发到18世纪浪漫主义强调恢复民族精神，19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世纪文化作为重要的力量站在历史舞台，民俗研究不仅对本民族文化的恢复有重要意义，在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也不可或缺。
德国是民俗学的发端国，早在18世纪，以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G.Herder）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谴责现代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将诗歌当做堆砌辞藻、玩弄形式的智力游戏[1]。
德国浪漫主义者们认为，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民间艺术、民间科技等灿若星辰。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那么民俗文化就是这座宫殿中最坚实的基座。
民族性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传教士对民俗研究的理论和途径，共通的价值观有利于奠定民俗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立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对民俗学的重视和认识。
本文以部分德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民俗的研究和传播为原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传教士的观点进行分析、归纳、重构，意在塑造民俗学的群体意识，即由个人描述到群体共识、由个体自觉到群体觉醒，建构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俗价值理论，树立民俗学的现代价值观。
1 中德交流的开端中德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传教士是两国发展联系的先驱。
据文字记载，早在唐代时便已有少数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
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来华的人数日益增加。
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的规模和影响直至巅峰。
有关研究显示，来华传教士除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还在中国大地上广建教堂、兴办教会学校、设立教会医院等，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多数传教士从通商口岸渗入到内陆的乡野村间，广泛接触大众，开展更为深入的传教活动，同时，亲身体会当时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及他们信仰观念的特性。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同时，以观察到的普通民众生活状态为主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传到西方，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方便西方社会深入了解和认知当时中国底层社会。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
1.了解历史背景：学习近代外教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和脉络，包括中国与外国的交流与互动，以及外国传教士、教育家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认识外国传教士的贡献：近代中国外教史研究使我们能够客观评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和贡献，他们为中国的教育、医疗、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了解教育改革与发展：学习近代外教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大学和教育机构，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并且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理念和学科知识。
4.拓宽国际视野：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提升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更广阔的世界观。
总之，学习中国近代外教史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历史、认识外国传教士的贡献、了解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及拓宽国际视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清初传教士白晋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之一，他为中国的近代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晋自1689年来华一直到1721年去世，他在中国的活动期间，不仅学习了中文、学习了中国文化，更通过自己的教育方法和译著等文化输出，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从他的生平经历、传教活动、学术贡献等多个方面来探讨白晋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一、生平经历白晋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市，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关注。
后来，他希望能在传教行业中发挥自己的天赋和使命，并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学习神学。
1692年他按照浸信会的准则受洗。
从那时起，他进一步学习了拉丁语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白晋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他携带了一部分牛津词典，这个细节非常有意义。
因为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词典是他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接的重要材料之一，证明了白晋对中国教育的深刻研究和投入。
乘坐葡萄牙船只来到中国之后，白晋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生涯。
在这时期，欧洲人在中国是非常稀少的，目睹清朝的盛衰，白晋开始体悟到中国的文化体系，进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二、传教活动白晋到达中国后，他开始讲授西方基督宗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来传播。
在翻译基督宗教的时候，他也不忘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带给了中国人。
他的传教活动非常成功，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前来听他的讲座，还被派往多个省份，继续传教。
在白晋的传教工作中，他注重文化的融合，希望帮助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实现现代化和欧洲化。
他也推广了修建和经营学校，以更好地推广西方文化。
1. 白晋首先到达中国的地方是南京。
他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改善当地的福音会会堂，让它能够适应基督教的礼仪。
2. 在福州传教期间，白晋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收容了大量规模庞大的信徒，建立了一群基督教的教育班级。
他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翻译了宽敞的基督教经典。
3. 在南京时期，白晋发掘了许多中国古代图书，从中发现了许多与希腊文化贯穿的主题和像和荒谬的。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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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早期的教会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曾揭案其宗旨为“首在灌输知识”。
鸦片战争以后的教会报刊，也都以宣传西学相标榜，“科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其必备的栏目。
有的报刊甚至是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完全脱离了宗教宣传的范畴。
如美国传教士付兰雅编辑出版的《格致汇编》，就是一份单纯宣传西学知识的科普期刊。
由传教士创办的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广的《万国公报》，在每期的扉页上也印有“本刊是为推动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的说明，并且着重介绍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万国公报》甚至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
然而传教士并非要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译介当时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时，无意间带进来的只言片语。
但是，传教士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介绍，在客观上却极大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推动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教会报刊的创办，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
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公开发行和流传的报纸，只有报房出版的《京报》和《辕门钞》。
这类报纸除了报头外，没有标题、言论，也很少有自己采写的新闻。
而近代教会报刊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采用的也都是先进的铅印或石印技术，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起了一个借鉴和推动的作用。
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的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
二、翻译出版书籍除办报以外，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翻译和出版书籍。
在近代中国，由传教士创办的、影响最大的翻译和出版机构是广学会。
“三十余载，所著译如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之类，以及《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诸出版物都四百数十种，卷数约数百万。
”在由中国人自办的翻译和出版西书的机构中，传教士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长期聘用付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担任翻译工作。
其次是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历史等。
这些书籍除了被当时的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外，其余的则公开发行。
近代对西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宗教布道书和一些内容反动的政治书籍外，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西学知识，为先进的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研究和学习西方提供了条件，它使人们改变了以往对西方科技的看法，从而形成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随着各种西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大量的西医西药书籍也由传教士译刊出来。
近代最早出现的西医西药书籍是英国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全体新论》，这是基督教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比较系统的西医西药著作。
继合信之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也编译了《儒门医学》、《西医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30多种西医西药书籍和教科书，并在广州创办了培养西医西药人才的南华医学校。
据统计:到辛亥革命以前，大约有一百多种传教士译著的西医西药书籍在我国流行。
这些西医西药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医药学知识，培养中国西医西药人才和促进中西医的结合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西学书籍的大量译刊和传播，对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西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直接推动了他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
谭嗣同的哲学著作《仁学》和《以太说》论文中所引用的“以太”概念，就是源于付兰雅的译著《治心免病法》。
不仅如此，光绪皇帝、翁同和、文廷式等清政府官员也不同程度地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
教士的译著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的互动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807年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经过十年的努力，将基督教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从此以后，中国有了第一部完整的基督教经典。
马礼逊之后的另一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则长期致力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工作。
经过25年的努力，理雅各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春秋》、《礼记》、《易经》、《诗经》等儒家典籍。
通过理雅各的译著，儒家典籍得以完整的系统的传入西方，这对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创立学校创办学校，这也是基督教传教士举办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
近代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1839年创办的马礼逊学堂，这也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学堂的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基督教传教士共创办了约五千所学校，其中大学有13所，余为中学和小学，学生约20万人。
如比较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等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
而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只有八所。
传教士在中国办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更主要的是培养和造就为他们服务的人才。
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和输入西学的媒介，教会学校的设立在引进和介绍近代科学知识以及新型教育体制方面有着启蒙和示范作用。
教会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学生学到在当时社会不易学到的新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
特别是通过对万国通鉴、富国策、地理、历史等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世界各国的状况，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伴随着对自然科学了解的加深，促成了学生进步思想的产生。
后期随着教会大学纷纷出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体制更进一步引进到中国来，这对冲击封建的教育体制，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体育教育、医学教育等也有发端和促进之功。
特别是女学的设立，对中国传观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动摇了封建的传统观念，冲破了对妇女受教育的禁锢，开了中国妇女受教育的风气，这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教会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科学知识、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
如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和黄宽，后来都成为近代著名的西学人物。
后来的教会大学中，更是人才济济。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四、总结恩格斯指出:“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绛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
”基督教传教士以学术为媒辅助传教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和排外观念，并非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但在客观上却适应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起了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正是从传教士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中，中国人知道了近代科学，知道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甚至知道了马克思。
大量的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教会学生，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重要社会力量。
因此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科学与进步这个真正的福音。
在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上，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同时，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资木主义色彩，成为冲击和破坏落后的封建制度，推动先进的资术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正是由于传教士文化活动的影响，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近代科学体系、近代新闻出版体系、近代教育体系，这对促进中国近代化运动，推动封建的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
无庸讳言，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推动殖民侵略，加重中国的殖民化程度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它所起的客观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主观动机，传教士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希望始终只是希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