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清·阮元语）当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页悄然翻过之时，“勒马回看岱岭云”（清人题泰山回马岭刻石之语），就会深切感到，关于东岳泰山的探赜考索，在此沧桑百年之中，确乎是丰富而多彩的。众多的学人专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数量之丰，水平之高，都远远超迈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从而将泰山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一、泰山研究历时综述

泰山研究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我们大致分为古代至1949年、1949年至上世纪末及新世纪三个阶段。今分论如下：

（一）第一阶段：古代至1949年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有清一代，泰山专著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以聂鈫《泰山道里记》、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览》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泰山丛书》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泰山文献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阅泰山文献一百八十多种，予以审慎细评，对其中有些篇章的内容还作了实

地考察核对，按文词水平和资料价值选录四十种，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笔手抄成四十五册。按文献内容分甲、乙、丙、丁四集(注：其中一集与泰山无关)：山经水志为甲集(十三种六十一卷)；舆地人文为乙集(三种十四卷)；文苑诗稿为丙集(十四种十五卷)；年谱记事(包括王价藩自撰著述)为丁集(十种二

十卷)。全书有例言、目次、后记等。1936年出版《泰山纪胜》、《岱宗大观》、《泰山图说》、《泰安州志》四种作第一辑，内有序、跋和梁漱溟题签，王易门的题额以及出版概况等。《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泰山丛书》中的《泰山纪胜》、《泰山图说》、《岱宗大观》各一卷。《泰山丛书》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复制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参见《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页。］。

西学东渐，二十世纪的学术新思潮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了一批学术巨子，而这些学术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维与视角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泰山文化他们偶有涉及，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学术高点，同时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精英的新思维。

如章太炎在《訄书》中专设《封禅》一节，在《检论·原教》中也专论封禅。章太炎在《封禅》中称：“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可见,“

人主”教民打猎与捕鱼以防飞禽走兽侵扰的草昧时代，尚谈不上礼仪。他认为帝王“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步演变成社会习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者，则犹偃伯灵台者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7页。] 章太炎对斯宾塞社会学思想情有独钟。早在1898年，时任《昌言报》主笔的章太炎和总翻译曾广铨合作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and Specu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 ogress: Its law and Cause[1]）及《论礼仪》（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借助斯宾塞《论礼仪》中所阐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与政治统治、宗教统治一样，有其整合社会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认为“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章炳麟，《訄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页。]

章太炎还从社会风俗习惯变迁、新陈代谢的角度，诠释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图》。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进化与更替，“河图”之说同“封禅”一样，不过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诠释的结果，其原意与章太炎所处的近代社会对此的审视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与《史记》所彰显的“封禅”观念形成强烈对比，为泰山封禅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

又如顾颉刚以其现代学术眼光对“封禅”、“五岳”及“碧霞元君”等泰山文化现象进行了阐释与解读。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尚严等组成调查团对妙峰山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调查，调查文章在当时的《京报》副刊连续刊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宗教学者江绍原、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等都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撰稿予以高度评价。1928年29篇调查文章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使西方的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妙峰山因此被誉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调查，顾颉刚认为，京津地区的民间多认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对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身世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确凿的结论，同时也极大的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空间，拓宽了泰山文化研究的视域。

本时期体现泰山文化研究最高水平的当属王献唐。王献唐综合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对泰山上古史事的全面研讨。

王献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在《炎黄氏族文化考》［《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一书中。王献唐认为：“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处”，“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

存地名、山泽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带。”“伏羲伏字既为族地名称，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犹雄也、皇也，推尊之呼号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声，声转训大训高，亦犹皇也，雄也，羲也。其称太昊，犹云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