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发行变迁谈_翁立

056个意义上说，“活着”的少女楚楚所受到的伤害，甚至比战场上那些倒在枪弹下的士兵要更甚得多。

影片的残酷同样表现在罗小蛮的这条故事线中，一个少年，因为仇恨，与本不应该遭到生命威胁的战俘一起同归于尽。

一个年少的生命就这样在本不该消失的地方和时间消失了。

创作者正是以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两个中国少年的遭遇，来引起人们对于那场已经过去了的战争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战争片在总体格局上基本延续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走向。

首先，革命军事历史题材仍然表现相当活跃，《张思德》、《太行山上》、《我的长征》、《革命到底》是其中的代表。

尤其是《张思德》，这部源于“《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纪念之作，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并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其创作观念、方式和态度，均值得以后因同样原因进行命题创作的电影创作者和制片机构借鉴。

其次，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电影产业的提出，战争片继续成为投资者和创作者青睐的片种之一，《紫日》、《血性山谷》、《平原枪声》、《冲出亚马逊》、《集结号》、《南京！南京！》等影片，就是部分机构和创作者努力探索的结果。

尤其是《集结号》的成功，不仅显示了战争片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电影的广阔前景，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国电影在由事业转向产业后，在不得不面对的全球化进程中，得以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进入新世纪后，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中人性的思考，仍然是中国战争片非常重要的创作趋向。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姜文的《鬼子来了》和陆川的《南京！南京！》，两部影片以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战争中人的关系和战争中人的心理变化，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这种对战争的思考，现在已经很少再以个案的方式出现，它更多地是以一种思想、观念甚至创作方式，渗透在前两种战争片之中，成为这两种战争片的价值基础，并促使第一类战争片向第二类战争片靠拢，或者（最终）融合。

实际上，经过60年的发展，新中国战争片在银幕硝烟的背后，其创作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对战争内涵的思考几乎已经触及到每一部战争片，并成为战争片创作的一种共识。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部优秀的战争片，不会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个体的关系、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关注和思考。

所以，我们从新世纪出品的各类战争片中，如《紫日》、《血性山谷》、《我的长征》、《革命到底》、《集结号》、《南京！南京！》等，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这种关注和思考的存在。

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它关乎着一部战争片的品质和境界，是战争片创作的价值基础，也是最终引起观众共鸣的价值基础。

（皇甫宜川，副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2008年，中国电影市场取得的43.41亿元（不含农村市场）的票房佳绩较2007年增长30.48%（增幅为全球之首），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更是首次跻身全球市场前十强之列。

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作为电影产业链之腰的中国电影发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中国电影发行业也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计划走向市场，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与蜕变。

1993、1994、2002、2003年和2005年……这些在中国电影发行体制改革进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头，更是一路见证着中国电影发行业改革变迁中的艰辛、曲折与反复。

而在建国60年之际，分析和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电影发行主体和发行体制之变迁，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电影发行业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电影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电影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启示。

新中国电影发行变迁谈　翁立/Text/Weng Li提要：从新中国建立到2009年这60年来，中国电影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而作为连接电影制作和放映两大环节的电影发行业也日渐成熟，在经历了打破“统购包销”、引入进口分账大片、推行电影院线制、吸引多种资本主体、迎来数字发行新时代等这一系列发展变迁后，中国电影发行市场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之势。

虽然在我国电影发行市场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并正在出现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电影产业的不断成熟，电影发行市场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可能。

关键词：电影发行 变迁 启示The Change of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Film since 1949沿袭“统购包销” 中国电影市场举步维艰我国电影业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从各方面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而电影发行环节自然也不会例外。

具体来说，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在沿袭着一种“统购统销”＋“层级发行”的发行模式，即大小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一次性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入输出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买断，且价格固定不变。

然后再由中影公司分别按照省、市、县这样的行政层级的发行公司发行到各家电影院。

一部影片制作完成、通过审查、被中影公司一次性买断发行权后，就与片方断绝了一切经济上的联系，由影片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在制片与发行（放映）方之间形成了倒挂现象。

以1991年为例，当年全国票房收人23.6亿元，但是全国制片总收入仅为1.79亿元。

影片由中影公司按照行政区域向下层层发行，在横向上几乎没有交集，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树状管理型模式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电影业的市场化发展进程。

这种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计划性、强烈行政事业色彩的影片发行模式，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对立矛盾，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一派萎靡不振的状态。

出台“3号文件”电影发行奏响改革进行曲1993年1月5日，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终于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即业内通常所称的“3号文件”，该文件的出现改变了在我国沿袭了四十余年的由中影公司定额（1992年是每部影片100万元左右的预付发行权费）收购所有国产故事片，再统一按照中影公司—>省级发行公司—>地市级发行公司—>县级发行公司四级垂直发行的电影发行渠道形态，改由电影制片厂自办发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影片直接销售给各省级发行公司，通过省级发行公司向下发行。

而中影公司的身份也由发行商变化为供片商（但是外国影片的进口和发行仍由中影公司独家经营），并代行全国放映网的行政管理职能。

“3号文件”的出台，改变了中影公司一家独大的市场现象，但是随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各自内部都只有一条发行网络，各级公司间有着明确的上下级管理体系，一部影片要想进人某一个省份，就必须跟该省的省级发行公司谈，谈妥后再由其向下发行。

这就意味着，一部影片要想进人整个中国大陆市场就需要制片公司背着拷贝走遍全国，跟所有大陆内的31家省公司洽谈发行业务。

可见，虽然“3号文件”明确取消了国产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等非市场化机制，但是按行政区域层层发行的链条仍然存在，只不过发行的枢纽由中影公司变成了全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级公司。

巨大的发行成本消耗和各省地方的进入壁垒问题成为了离开中影公司“怀抱”的制片公司需要独立面对和处理的最头疼问题。

正是看到了“3号文件”出台后与市场的错位之处，不久政府又出台了专门旨在打破省级区域发行垄断的“348号文件”，规定除了西藏、青海、新疆等少数不发达地区外，各制片厂可以向其他各省内部各级电影发行机构发行影片，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1993—2002年）电影发行渠道的新型模式。

很明显，这种发行渠道模式的建立意在促成多级竞争，培育健康正常的市场，而其从理论上讲是具有一定先进性、完全可行的，但由于当时存在于我国电影市场中的一些特殊原因，最终却只是一厢情愿，成了一纸空文。

在这一点上当时著名的“江苏突破”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几次改革有其值得肯定的成功之处。

随着“3号文件”的出台，针对国内电影市场形势的变化和行业内存在的问题，国家广电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又一次次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终究是迈出了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吹响了电影发行业的改革进行曲。

引入进口大片 确立分账发行新模式在1994年以前，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策环境、外汇额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进口影片业务一直都是由中影公司统一采用以低价买断外国影片（所购入的影片多是国外一些小公司低成本制作的三四流影片或很旧的老片子）发行权的方式维持着基本运作。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由于不能与国外电影制片公司实行分账发行，使得我国国内观众在当时根本无缘观看到世界上最新的优秀影片。

直到1994年，一方面，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为了改变上述这种现状，满足改革开放后人们因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对电影文化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自1993年随着电影发行机制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影公司的业务结构发生了重要变革。

中影公司不再对国产影片进行统购包销，其工作重心开始以进口影片为主，于是中影公司在继续以买断方式进口外国影片的同时，开始积极探寻进口影片的新型输入方式。

在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和中影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9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正式提出：中影公司每年可以以分账方式进口发行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这就是后来被新闻媒体和广大观众所俗称的“十部大片”。

1994年11月11日，由中影公司组织分账发行的首部进口影片《亡命天涯》首轮上映就取得了1300万元的票房佳绩。

之后，于1995年的春节贺岁档推出的《红番区》放映后，票房更是直破一亿元。

自此之后，中影公司在把握国内实际市场情况和自身经营实力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上通行的电影发行057 REWRITING THE CHINESE FILM HISTORY 重写电影史058方式，全面担负起了与外商洽谈、选片、签约，统计上报影片票房，开展影片宣传和版权维护，监督管理各地分账影片放映的工作，正式开始以票房收入分账的方式发行此类影片。

至此，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模式正式建立起来，并逐渐成为日后影片发行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随着进口分账大片发行渠道的搭建完成，自然也就引入了好莱坞电影所惯用的分账制，即中影公司与海外片商和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按照约定比例实行电影票房的分账发行。

具体来说就是中影公司和海外片商占有净票房收入（即从总票房中先后扣除5％电影专项基金和3.3％的营业税之后的票房收入）的46％，省级电影公司和影院占54％，而在这54％中，影院一般可以占到45％—50％左右。

另外，当时所有的影片拷贝制作费和发行宣传费均由片方负责。

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电影市场真正步入了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让中国电影人喜忧参半的“大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