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工业用地更新
制度建设1
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重要作用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也就是制度，是我们应该遵守的，用来规范我们行为的规则、条文，它保证了良好的秩序，是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制度的理论上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但科学的积极的制度的建立，能降低“风险”、坚持“勤政”、促进“发展”。
度建设是通过组织行为改进原有规程或建立新规程，以追求一种更高的效益，其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制定公共规则，二是保证规则执行，三是坚持公平原则。
一个组织或团体内部的制度建设水平和机制创新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或团体的发展水平，适恰的制度会极大地强化激励的有效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镇正在执行的制度有三十多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工作制度、日常办公制度、纪检监察工作制度、干部纪律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工作制度以及其它工作制度。
、做好制度的系统化与有机整合、加强制度建设应当进一步深化对制度功能的认识，不断加大推进工作制度化的力度。
制度的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行为。
由于行为主体存在人性弱点、行为能力差异以及行为环境的不断变化，制度规范和约束的功能指向往往侧重于消解人性弱点、增强行为能力和克服客观环境不利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则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规范和约束”的机理。
制度经济学中常常引用“分粥”的案例来说明制度的功能：在一个僧多粥少的庙里，人们发现掌勺和尚分粥有多有少，因人而异，很不公平，于是掌勺和尚改由大家推选。
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种方法也行不通，因为谁都有私心，大家推选的掌勺和尚其实也亲疏有别，难以公平。
经商量，决定轮流掌勺，一人分一顿，情况虽一时有所好转，但时间一长，发现问题更多，因为个别和尚不仅分亲疏贵贱，轮到自己时还又吃又藏。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决定在轮流掌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规矩:分粥者必须最后拿剩下的那一份。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作者：刘述来源：《中国市场》2010年第40期[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给予了中国财富,机遇和挑战,我们当初一味地刺激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硬性的数字统计指标,而忽略了多层面的发展与延伸,本文对此尝试进行剖析。
[关键词]经济;货币;土地;劳动力[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140-03国内主流学术界被无意中分成两派,所谓的“保皇派”和“改革派”,这种学术气氛颇似当年五四时期,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左翼与右翼的骂战,今天我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两类人,薛涌和茅于轼。
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变得极其活跃,青年人偶像韩寒的讽刺,茅于轼的看似冷静的分析,还有薛涌对于自己是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定位。
薛涌在自己的《仇富》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一些主流派的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
事实上,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来看,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并没有什么纰漏,只是这一战略被停留在了设想的阶段,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始终高速发展,但是人均收入的增加永远无法追赶物价的上涨,尤其是房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太多的梦想,只是不甘心做一个房奴,却不得不在高涨的房价问题上变得自怨自艾。
房价问题只是一个缩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影响深远,我们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公社制度,也不会再提出多少年赶超英美的卫星口号,只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令我们芒刺在背。
当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医保体系的不健全,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商品房价格的泡沫,有谁还能不怀念几十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有人说想回到过去,那个年代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挺起了脊梁,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热血让我们第一次令美国骨鲠在喉;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背负了数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却依然在台湾、西藏问题上与美国据理力争,依然面对着美国军演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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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热词 长三角 经济腹地 泰尔指数 沿海城市 时空差异 城市集群 入境旅游 高新区 驱动机制 集聚效应 集聚与扩散 阶段性 重化工业 通道经济 路径依赖性 规模工业用地的稀缺性 经济空间结构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自相关 空间结构 空间组织形态 空间管制 空间演化 空间滞后 空间格局 空间依赖性 生命周期 演变 演化机制 演化 溢出效应 溢出 海西建设 泛长三角 旅游发展效率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对策取向 对台综合通道 多中心城市 城镇集聚 城市空间结构 垂直联系 地区专业化 北京都市区 动力学机制 创新产出 出口加工区 全要素生产率 位序-规模法则 企业异质 人口与就业分布 人力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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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国际分工 产业空间演化 产业升级 交通运输成本 中部地区 中国 中原经济区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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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名词解释-“浙江模式”
名词解释:“浙江模式”浙江是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国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人口4600万，在经济进展的自然资源条件方面并别具明显的优势，是“资源小省”，区域经济进展水平在改革前长期居于国内中游水平。
改革开放未来，浙江省凭借其领先改革带来的体制创新优势，区域经济进展十分迅速，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4亿元猛增至20xx年的11240亿元，延续8年位居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第四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的经济继“软着陆”后也开始遭遇通货紧缩，浙江省的经济进展却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浙江模式”由此声名鹊起。
一、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能够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别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进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进展和社会进步。
“浙江模式”别仅仅是区域经济进展模式，并且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
区域经济进展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别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淌和优化配置——资源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创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即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别同的地区空间的流淌和优化配置——资源从广阔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及中心都市等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聚拢，即都市化过程。
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取代国有经济部门的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即民营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市场取代打算成为资源配置的要紧方式，即市场化过程。
从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都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来看，“浙江模式”也能够概括为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都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进展的模式。
土地供给侧改革新路径标准地改革杭州样板与全国意义
土地供给侧改革新路径标准地改革杭州样板与全国意义黄忠华1，冯娟2，杜雪君3，金晶4（1.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062；2.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杭州 310020；3.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4；4.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摘 要：杭州“标准地”改革具有典型性，其经验对全国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以土地供给侧改革视角，剖析了杭州“标准地”改革背景与实践。
发现标准地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丰富了“亩产论英雄”改革内涵，促进了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对策：完善“标准地”指标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数字赋能、提升标准地空间品质，健全“标准地”改革配套服务和监督体系等。
关键词：土地供给侧改革；标准地；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杭州样板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329(2020)04-0047-041 土地供给侧改革内涵与“标准地”改革背景土地供给侧改革是以土地供给和配置利用方式变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重要途径。
土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然而当前产业用地供给粗放、利用低效和监管失灵等问题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1]，突出表现在：首先，土地资源要素日益紧缺，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现有粗放供应和低效配置模式不可持续，高质量产业投资项目落地难问题亟待解决[2-3]；其次，产业投资项目审批周期长，涉及事项和审批部门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影响营商环境和高质量项目投资积极性[4-5]；最后，产业用地投资项目缺乏有效监管考核和退出机制，土地低效配置严重，制约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6]。
为推动土地供给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准地”改革在浙江应时而生。
“标准地”是指在完成区域能评、环评等区域评估基础上，带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单位能耗标准、单位排放标准、容积率等指标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
农地流转与寻租行为
农地流转与寻租行为摘要：本文着重介绍了嘉兴的农村土地制度的试验改革，并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嘉兴模式”农地流转中可能存在的寻租空间和寻租动机，认为在现有土地制度和流转制度安排下，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买方垄断市场。
以两个博弈模型分析了寻租利益双方各自的行为选择。
在“寻租-避租”博弈中，政府和农民两大利益集团由于各自实力的悬殊而造成的地位不平等；在“农民-村委会”博弈中借用了“委托-代理”模型。
最后，提出了农地流转中的寻租规模测算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农地流转；寻租；嘉兴模式；博弈一、引言（一）问题的提出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地流转是必然趋势，流转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但由于我国目前农地流转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流转的垄断程度高，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力小，流转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虽然“嘉兴模式”的流转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了多数农民的欢迎。
但是，在具体分析了“嘉兴模式”后，笔者认为其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寻租空间，这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基于“寻租”的视角，本课题的研究旨在发现“嘉兴模式”农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空间，对寻租形成的机理进行经验假设和总结，通过实证分析测算出嘉兴农地流转的租金规模，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寻租空间和寻租防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嘉兴模式”概述所谓的“嘉兴模式”即是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因此“嘉兴模式”就是一种“两分两换”模式。
具体流程为（图1）：由于嘉兴的宅基地利用率较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因此通过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并对宅基地复耕和整理，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水平有所提高。
2008年以来，嘉兴市先后在15个镇、街道开展农村土地改革试点，涉及区域总面积598平方公里，农户8.89万户，人口33.8万人，宅基地面积0.606万公顷，承包地面积2.523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嘉兴将全市858个行政村集聚到55个新市镇镇区和452个城乡一体新社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_城镇空间_基金支持热词逐年推荐_【万方软件创新助手】_20140808
科研热词 空间结构 城镇体系 淮海经济区 空间格局 演化 城镇区域 地理要素 分形 关中 高州市 集中率 陕西 长江三角洲 都市圈 逆向调节 资源保护 贫困地区 西部地区 西宁 综合集聚指数 综合分区 结构优化 组团式城镇群 红色旅游 空间优化 科学发展观 社会经济发展 皖西 演变 浙中城市群 江浙 核心城市 旅游开发 新城市群 效应 指标体系 持续发展 徐州 建设 市场体系 安定区 天山北麓 大城市边缘区 基尼系数 城镇群 城镇密集区 城镇化 城市群(带) 城市群 城市化 城乡统筹 发展阶段
科研热词 城镇体系 区域经济 通达性 适应性 转变 路网 西宁 西北内陆 能力方法 结构特征 结构方程模型 经济联系 经济发展水平 空间结构 空间战略 空间句法 空间发展战略 空间分布 空间优化 福利 省际边界区 甘肃 现代城镇体系 点-轴系统理论 点-轴系统分形模型 演变机理 湘潭市 湖南省 济南市 河南省 民族地区 武陵山民族地区 武汉都市圈 新城市群 整合理论 整合模式 收入差距 扩张 德兴 工业用地 山地城市 定量分析 增长极 城镇更新 城镇居民 城镇密集区 城镇化 城镇体系结构 城市组团 城市化空间格局 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
2008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地理信息系统 土地利用方向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反思 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城镇体系 北疆城镇区域 功能 初次分配 分维 农村居民点 再分配 兰西地区 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 兰州 公积金发展系数 公积金保障深度 优化途径 人口 亚中心 中国
武汉市远城区供地绩效评价研究
武汉市远城区供地绩效评价研究摘要土地供应管理是政府进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城市功能、宏观调控市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以武汉市6个远城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目标法，确定供应量、供应价格、供应结构、供地集约程度4个目标层，从中科学选取10个最能反映供地特征的指标，建立综合指数模型，构建武汉市远城区供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6个远城区的供地绩效进行定量的分析和比较。
结果表明：就个体而言，江夏区供地绩效最优；就整体而言，武汉市6个远城区土地供应基本合理有序。
关键词供地绩效；目标法；综合指数模型；湖北武汉；远城区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22-0345-02供地是项目落地的前提条件，是贯彻《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体现，是科学调控经济结构与发展布局的重要措施。
绩效这个概念首先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被引入，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绩效”是制度的表现[1]。
供地绩效是指一系列供地行为实施后的总体效果，而评价研究供地绩效是分析供地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实现程度[2]。
1 研究区域概况武汉市作为湖北省会，行政区划面积8 494 km2，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
2010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10）》和《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经国务院批复，确立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标志着武汉市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武汉市由13个区（开发区）组成，包括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6个远城区，面积分别为439、288、1 108、2 010、2 261、1 500 km2。
2 评价体系建立评价指标的选取方法一般有部门法、问题法、因果法、范围法等[3]。
此次研究采用目标法，确定供应量、供应价格、供应结构、供地集约程度4个目标层，从中选取10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数模型，构建武汉远城区供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