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分析

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分析

内容摘要：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种种消极腐败现象也逐渐滋生蔓延起来，严重困扰着社会，对稳定形成威胁，成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以说，我国目前正处于消极腐败现象的高发阶段。政治腐败有着不容忽视的的危害性，它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因此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制定完善反腐败策略的前提依据。。本文尝试根据一些国际上的在探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腐败的根源及其对策方面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腐败因素。

关键字：政治腐败政府干预监督不力道德缺失制度缺陷

正文：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从此，中国发生了为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种种消极腐败现象也逐渐滋生蔓延起来，严重困扰着社会，对稳定形成威胁，成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以说，我国目前正处于消极腐败现象的高发阶段。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政治腐败的概念，维基百科解释：政治腐败，通常简称腐败、贪腐、贪污等，指贪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特定族权、团体、或个人的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分析的是从比较狭义的政治学的角度讲的中国政治腐败行为，即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政治腐败有着不容忽视的的危害性，它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毒化社会政治心理；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因此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制定完善反腐败策略的前提依据。。本文尝试根据一些国际上的在探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腐败的根源及其对策方面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治腐败因素。

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寻租活动高涨和政治腐败猖獗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等人认为，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限制市场竞争并造成人为垄断和稀缺，由此产生的租金就成为工商界的追逐对象。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证实了寻租现象的广泛存在并建立了寻租理论模型。简单地说，寻租活动就是权钱交易的过程，寻租活动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用之于我国，可以理解为，尽管放弃计划经济的路线转而走改革开放之路但是政府干预市场在我国仍然是作为宏观调控而盛行。“腐败是衡量一个社会缺乏富有实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尺度。官员缺少自主精神和内聚力，使体制的作用屈从于外界的要求。某些文化中的腐败现象可能比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更为流

行，但在现代化处于最轰轰烈烈的阶段时，大多数文化中的腐败现象似乎也最为泛滥。”不难看出，我国处于现代化处于最轰轰烈烈的阶段，经济高速发展，而权力集中、政府干预市场依旧，怎能避免其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具体分析，市场存在失灵，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权力的干预和介入，但政府权力干预不适时和过度，都会对市场产生消极作用，并会由此产生腐败行为。首先，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排斥或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某项资源的分配完全由政府按计划进行调拨，资源的成本含义就被抹杀了。由于没有成本的约束，对资源的需求一下子膨胀起来，结果使资源供应高度紧张，供求差额迅速扩大。这样，在资源按计划分配中就产生了争夺战，地方和企业为了争得更多的资源份额，而竞相向上级机关进贡行贿，这样无疑会逐步腐蚀政府资源分配部门及其官员，使他们以资源分配权谋取私利。

权力缺乏监督和制度性缺陷导致政治腐败。

19纪英国阿克顿勋爵提出的“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命题在政治学界广为流传。公共权力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关系人们的普遍需要和切身利益，并且具有强制性。而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具有自利动机，会争取有更多机会和优势去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会受到相应的预防和惩罚，政治腐败就会十分盛行。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权力法治化的水平低。一是权力设置上有缺陷。权力设置不当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不同。权力设置是第一位，权力制约第二位的。有的权力在设定时就没有根本没有预见到它具有的腐败倾向而设置防止其腐败的机制，这就为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草案的起草，绝大多数是委托部门进行，部门利益倾向严重。这些具有部门保护主义的法律法规草案一经通过，便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些部门利益也就合法化，并要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贯彻执行。这种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立法腐败是一种最大最可怕的腐败，它保障了腐败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公开进行。二是法治机制不健全。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和国家所实施的方针政策，不难发现，我国对人性的认识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认为人性是恶，必须要通过法制予以矫正；我国则主要是认为人性是善，可以通过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来扬善抑恶。因此，对作为掌权者的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往往作出过高的估计和提出过高的要求，很少从制度约束上予以预防。在实施对国家的管理过程中依靠行政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比较多，运用法律手段比较少。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必然会引发腐败问题。比如，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快速推进，国有企业公有公营正在逐步转化为国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由于没有健全的法治机制，手握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就会运用掌握的权力来侵吞国有财产，中饱私囊。近些年，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就表明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法治监管机制的缺失。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

许多人因为追求金钱和享乐而放松要求，甘愿道德堕落，终至陷入政治腐败泥潭；社会上传统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出现信任危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完备，道德约束非常乏力。在我国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

重。

强国家弱社会的非均衡导致政治腐败。

迈克尔·约翰斯顿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无论哪一方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彼此力量的非均衡，都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国家能力过强，公民和团体面对官员的勒索或权力侵害而无力抵制；市民社会能力过强，私人参与者易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途径影响政治决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积极推动市民社会发展的同时，在公民、团体与政府之间建立更广泛的互动关系和理解信任关系，在政治与经济机会之间找到一种均衡点避免市民社会或国家的单方面畸形发展。在我国，民间（社会）舆论监督微弱。各级领导干部声誉如何、政绩如何，人民群众最清楚了解。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声誉和政绩评论构成民间舆论。在现阶段，这种民间舆论的声音还比较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民间舆论难以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通常无法传到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本人，难以对他们产生影响。由于反腐败机关直接服从当地党政负责人的领导，即使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劣迹议论纷纷，反腐败机关也常是无能为力，只能在这些领导干部调动工作后才开展调查。群众讲的“屁股一抬，问题出来”就是形容的这种现象。民间舆论在目前难以促成反腐败机关的具体行动。尽管现在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要求听取群众意见，重视民意，但群众的意见要经有关部门过滤筛选，原汁原味少，群众意见的真实性打了折扣。而且在群众意见与领导意见相左时，经常是按领导的意见办理。“群众选票千万张，不如领导嘴一张”，反映了一些地方的群众意见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作用弱小的现象。由此毫无疑问地说当前我国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时期（尽管民主参与向多样化，文博平台等在民主政治上发挥一定作用），而能起到桥梁作用的媒体在政治腐败问题上的贡献似乎也不尽如人意，很是存在新闻舆论监督力度较小；新闻舆论监督常受到地域限制；新闻媒体进行腐败案件的报道事先要经过反腐败机关的审查批准，不能自行开展调查性报道和进行曝光等问题。例如湖南省郴州市发生挪用资金案后，郴州市委宣传部就下发了文件，限制外地新闻记者的报道。

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诱发腐败。

历史因素主要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如家长制、宗法观念、特权思想等，外来因素主要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我国是典型的东方式人情社会。在国民意识中，“情”、“理”往往是大于法的。这种思维构成了政治腐败三个支柱——“权、钱、关系”中“关系”的意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接触的越开越深，国外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一些官员，成为诱发政治腐败的一个因素。

参考资料：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5页

杨海蛟：《新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07-221

许青、陈鸿惠：《论政治发展的现代难题》，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