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分析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课程前言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

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

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

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

首先，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术语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

从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

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

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

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型社会），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发生的腐败现象、贪污现象就是在这个大变动、大转轨、大转型、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轨的特点密切相连的，是社会转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现象。

我们看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转轨和转型期的快速时期基本上都是腐败的高发期，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改革、转轨、转型的快速、密集、高频率的这个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腐败高发期，这二者有正相关关系，转轨、转型的高频率高速度的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腐败发生的高发期、易发期、多发期，二者是正相关。

为什么在社会转轨的快速期、高频率转型期一般都会发生比较高的腐败发生率呢？这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现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分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讲发生的诱因是什么，尤其就当前中国，尤其90年代以来，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贪污是典型的转轨期的现象，我们是又一个典型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分析，就针对我们，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阶段以来，这又20年了。

在这个期间我下面列了这么几个方面都是相关的诱因（相关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定就都是原因了，但是诱因是可以。

（一）权力寻租现象成为腐败诱因第一个，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尤其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的力度加大的这个特定阶段，一般来说，政府职能范围会急剧扩大，而政府职能范围急剧扩大以后，寻租机会就增加了，而寻租机会增加就产生了贪污腐败的隐患，这是第一个诱因，简单地说，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从而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上升。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贪污腐败问题可能就会扩大、增长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个“寻租”开始。

权力寻租，它指的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获利生财的资本，把它拿出去，或者用它跟别人做交易，取得额外的利益，这个额外的利益或是贪污或是受贿或是其他好处，这就相当于他手中的权力就成了他的资本和资源，而他获得的好处就等于是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叫权力寻租，这不叫腐败叫什么？权力寻租不是腐败吗？典型的腐败，但我们要继续往前问了，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寻租就多了呢？这跟政府职能扩大有关系，国外的情况就不说了，就说我国，为什么腐败的事多了？你仔细看一看在过去30多年，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大了？你就多多少少能够看出点眉目了，答案很清楚，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政府推动，客观上政府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广，什么叫职能？职能就是管的事，管的事越来越多，管的事多权力就大，权力越来越大，个别的部门和干部，就可能把它视为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本，搞腐败这就是它的隐患之所在。

我们为了防范权力寻租，是不是应该缩小政府职能呢？我们实事求是讲，你做不到，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产品，因为中国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类型属于政府主导型，都是政府推动的，这个有它的长处，效率高，另外国家可以集中财力集中干一点事，从中央到地方，但是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大了你怎么保证你这里边的人都是两袖清风，都是依法办事？有几个害群之马过去没机会，他就想办坏事，他也没那个舞台，但是你现在的权力大了，外在监督又跟不上，权力寻租就发生了，现在机会多了，所以这是第一项诱因，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寻租”机会增加。

我举一个例子，包括前面其他场合我也老举这个例子，土地例子。

过去计划经济下，1990年以前，中国的土地，从集体到国有土地，非卖品，不能流通，但后来政府权力大了，既监管又可以操作它的流通，这是不是权力大了？当然是权力大了，可是土地由非卖变可卖，由不流通到可流通，这个机制变了，变了以后权力的作用都突显了，这个土地流向谁，以多少价钱给张三还是李四，这很大程度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过去它没有这个权力的，现在它有了，这就是权力大了，于是这里边就有人经不住诱惑做文章了，就把这个监管分配裁决的权力变成了他获利的资本，额外拿利益。

什么叫额外呢？受贿，就这么来的。

权力增大以后，他寻租机会增加了，寻租机会只要增加，腐败只升不降，这是一般规律。

国外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中国到这个时期，这是第一项。

（二）权力资源价值膨胀成为腐败诱因第二项诱因，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这也是一个诱因。

这个话说得再通俗一点，经济发展以后，实际上都与公共发展、社会发展有需求的东西都增值了，首推权力。

但是一个命题也提出来了，这个权力有价值吗？权力是资源吗？权力也有价值，权力也是资源，关键是你怎么分析，为什么有人出事呢？就是这些人把权力也把商品看待，别人通过商品可以出售牟利，我出售某种权力的权能把它当做商品也能做交换，过去它是外在的这个市场经济，特别经济不发展情况下，这种外部性，可以把权力的某项功能商品化，同他人做交易的舞台太小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不突出，后来改革了，开放了，经济发展了，迅猛发展，而且社会发展都与政府主导型的相关部门的需求，它也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无形中就把这个权力的地位，权力的价值量也增值了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有的人看重这个。

过去，社会需求量小也没有舞台的时候，它这个低，也没人看重，现在它抬升了，于是，你说99%的干部不会犯事，它一升了以后我也不会犯事，但是那1%呢？腐败就这么出现的。

既然这个东西能换来钱，这个东西能捞来好处，我为什么不用呢？于是个别害群之马就开始违法乱纪，利用职权做局、做交易，这就发生腐败了。

第二个诱因，经济迅猛发展以后，权力资源确实有个价值膨胀，这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多数人两袖清风，依法办事，但是对个别人的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一犯事，权力性质就变。

（三）体制规范出现漏洞成为腐败诱因第三个诱因，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

我们讲到更直接、更深层次、也更要害的地方，我们前面也在讲转型转轨，什么意思呢？体制在变化，机制在调整，新老体制在过渡，这不就是转轨、转型么？但是转型转轨的一个客观特色是什么？如新老机制、新老体制，它是一瞬间调整完成的吗？如新老体制和机制的交接，就像火车，前面车厢和后面车厢要对接，“咣”，那钩子“咔碴”一声锁定了，火车可以这样，但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能这样吗？不可能。

它是一个新老体制逐步磨合，老的体制逐步退去，新的体制逐步完善，相互磨合、识别这么一个纠结的过程，这是一个真实的行为。

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一句话叫“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过渡期的典型特征是老体制的特点不明显，新体制也不成熟，过渡期就必然会发生空白地带，必然发生模糊地带，必然发生新老体制的空档，就这个所谓的空档、灰色地带、模糊地带，而你在现实中你会发现，相当多数的腐败现象就是发生在这个空档、空白地带，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用了新老体制交接，发生的空档和空白来谋取私利，叫第三个诱因，体制和规范过渡期出现了漏洞和机会。

漏洞和机会出现了，老体制不动的时候没有机会也没有漏洞，新体制过了多少年以后，它就位了，也完善了，漏洞和机会也少了，什么时候漏洞和机会多呢？老体制在不断地退，新体制不断地完善，就在中间这一块，漏洞就会多，这就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发生腐败现象是转轨期，转轨过渡期，特别是快速转轨期下的特定现象。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量也非常巨大，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实事求是地讲，你也统计不出来，因为大量的是统计不上来的，你会发现，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深度分析，这个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在哪个阶段是大规模失血的阶段呢？你要再进一步这么往下问你就会发现，EXP：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的高峰期，恰恰是国有资产的监管、经营机制，大规模调整的那一段时期，包括一些地方，尤其是中小国企，大规模的叫做转制、兼并、改制、拍卖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多长呢？大致上有十年左右，而那一段就是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的高发期和巨量失血期，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体制和规范过渡有空档，出现机会了，包括现在发现的、查处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些典型案件，好多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拍卖、兼并那个阶段，为什么发生在那个阶段呢？因为那个阶段，老的国有制要退去了，新的机制要转制了，监管又跟不上，包括资产评估又不到位，于是就有人在这边做文章，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呢？这个手段很简单，那个不需要大上学的，是个人都知道他怎么流失的，一块钱的东西一毛钱卖出去，就这么流失的，但你现在要问了，当时资产评估不到位吗？确实，资产评估确实不到位，一块钱的东西确实卖一毛、卖五分、卖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