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的形成过程

形声字的形成过程从汉字发展到现阶段的结果来看，一般认为形声字约占汉字总数的80%以上。

因此，研究形声字的产生及形成过程，是汉文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从汉字演变的结果入手对汉字进行静态的观察和描写，与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汉字进行动态的观察和分析不同，从中看到的文字现象及文字的发展变化情况并不相同。

从后者入手研究形声字的产生及形成过程发现，形声字的形成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创造的过程，最初的借字加意符、母文加类符、表意字加注音符都不是有意识的造形声字，这样形成的汉字也不是“形声相益”的真正的形声字。

文章虽然研究的是形声字的问题，但由于形声字牵涉到汉字学的方方面面，因而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汉字学和汉字总体发展的一些新的认识，以及对汉字字族学的思考和探索。

汉语言文字学形声字/形成过程/同族字/母文/类属标志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先说明三点。

这三点，也是我们讨论形声字形成过程的基础。

1.关于形声字的概念的问题。

形声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早就给过“以事为名，取譬相成”[1]的定义。

由此出发，人们一般认为，形旁（与词的意义相联系）和声旁（与词的读音相联系）组合成的字，就是形声字。

这好像很简单，很明白的，再没什么分歧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那就是，同样在《说文解字·叙》里，许慎还谈到了“形声相益”[2]的问题，这里包含着对形声字的另一要求，即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要“相益”，要相辅相成。

这一点看似废话，其实很重要。

这反映了许慎对形声字特点的认识，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对形声字的产生及其形成过程的认识。

形声字的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形声字，其形旁与声旁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有一部分可有可无，那么这一个字还不是真正的形声字。

如甲骨文中的“凤”字，大体上有两类写法：一类是画出凤的专形，作为象形字；一类是在专形的基础上加“凡”字注音。

如果不考虑形与声“相益”而成的要求，那么加“凡”音的凤字就是形声字；但如果考虑到形与声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的要求，则甲文时代加凡音的凤字还不是形声字，因为，此“凡”旁在当时可有可无：有它，只起到示音作用；无它，仍是“凤”字，不影响表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甲文里的凤字有时加“凡”，有时不加“凡”，比较随意。

所以，此时的“凡”旁，还算不上为形声字之声旁，只是一个注音符号而已。

因而本文以为，只有具备了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特点的字，才是真正的形声字，我们探讨形声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讨论这种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的形成过程。

汉字有个发展的过程，形声的观念、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也有个形成的过程。

在古人有了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后，才有可能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创造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自觉地支持造字实践，就不可能创造出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

分析汉字结构在古文字阶段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这种自觉意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也就是说，形声字不是古人灵感一动，突然想出来、造出来的，而是在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为困难逐渐逼出来的，是为解决文字运用中的困难而逐渐产生的。

所以，这期间自然经过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创造过程。

2.关于怎样观察汉字结构和形声字的问题。

观察分析汉字及形声字，有两种不同的角度。

一种是静态观察，就是不考虑汉字的来源，不注意其发展过程，不注意有关偏旁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所负载的信息，只看最后的结果，甚至是只看现代汉字的最终形式。

静态观察汉字的结果，就是把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分类分群。

这样划分出的形声字，就只能看到是形旁加声旁而成的字。

其结果可能会把一些历史上原本不是形声字，而后世或由于讹变、或虽未讹变而由于已不明其本来面目的字，也当作了形声字，而且也看不到形声字的层次和变化过程。

另一种是动态观察，就是强调历史地发展地动态地看汉字，注重汉字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注重汉字及其结构在发展变化中的层次性，注重了解字中有关偏旁在历史上曾经担负的责任，即当初赋予它的真正职责。

由此才能看清楚形声字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才能看到一些形声字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本文所采取的是后一种观察分析。

3.关于“字”的概念的问题。

“字”的概念，这似乎更是无需讨论的了，但也有分歧，所以也得交代几句。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汉字，是指直接记录汉语言的成系统的符号。

它有两个特点：(1)有约定俗成的、有一定社会性的形体；(2)与汉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音节相对应，有固定的读音，与特定的词义相联系。

同样，下文所讲的假借字，也只是属于这种“字”的范围内的一种文字符号，是指本为A词造的字，如果把它作为表音符号，借来记录其他音同或音近的B词或C词的时候，这个字就是假借字。

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假借字所借的那个形体已是文字，而不是未成为文字的记号或图画。

我们之所以作这个限定，是由于有的学者认为假借字的出现早于象形文字[3]，如果早于象形文字，那么它借什么呢？只能是借图画或记号了。

图画或记号还不是字，那么它何以称为“借字”呢？因而，这种观点虽很有启发性，但还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样判定字也是一种以今律古，但是，我们认为，确立判断汉字初创阶段的字和非字的标准，只能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造，所以绝不可能用一种方法造好一类字，再造另一类字。

更况在上古造字所用的所谓方法，当初根本就是非自觉性的，盲目的，所以，我们在文章中所说的形声字形成过程的有关阶段，只是叙述的先后次序，而并没有历史上发生的绝对的先后次序。

下面，我们讨论问题本身。

从现在能确认的古汉字来看，在汉字发展的历程中，就总趋势而言，较大范围的首先从图画和记号中跨出、与词结合而成为文字的应该是表意字，包括具体和抽象的象形字（大体上相当于裘锡圭先生所讲的象物字和抽象字[4]）以及指事字、会意字等。

但是，在表意字的基础上，形声字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则是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经考察现有的一些重要的古文字资料，我们认为，从表意字到形声字中间主要经历了“改造假借字的阶段”，“母文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分化新字的阶段”，以及“在表意字上注音的阶段”；然后才改变了最初的无意识、不自觉的状态，发展到了有意识、自觉地创造真正的形声字的阶段。

一假借字的产生及假借字的改造——在借字上加类属标志以指示联想词义的方向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的阶段，在假借字上加事类标志，一般人以为这便是形声字，其实不是，这只是向形声字的一个过渡。

随着社会的发展，最晚在商代初年，华夏民族仅靠制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已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了。

而且，有些词特别是虚词用造表意字的方法根本无法为它们造字。

再说，文字本来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符号性质决定它并不要求字形一定要表示出所记录的词义来。

古人造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字，也不过是让该类字在形体上尽可能与所记录的词有一种直观的联系，让字形尽可能有某种外形标志以唤起人们对所记录之词的联想而已。

所以，古人自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只造那些难造的表意字。

因而，几乎是在造表意文字的同时，为了济文字数量不足之穷，为了克服其他方法产生新字不易之弊，人们就在运用文字的过程中，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利用假借的方法，创造了新的同形、同音而异义的字即假借字。

所以，孙怡让说：盖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收叚借一例，则将遂（引者按：“遂”疑当作“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

此必穷之势也，故以声而讬以事焉。

视而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

是叚借可以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

[5]人们利用假借之法为词配备字，起初也不是有意识地图方便，图省劲，更不是灵感一动想出来的简单办法，而是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为困难逼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

语言中已有某词，但文字中尚无为社会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记录该词的某字，于是在口语变为书面语（或把思想记录下来）的过程中，人们便不得不以语音为线索，借原有的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还没有用文字形成固定下来的词。

对于这个被借的形体来说，它已不再是一个字了，而是两个同形、同音而意义不同的字了。

以假借之法造字，后人评价甚高，以为这已说明古人对音义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

其实不尽然，就借字人的主观动机而言，仅仅是以口语之音为线索，寻找了一个本记录着同音的A词的A字，借来记录与A词同音的B词而已。

也就是说，让记录A词的A字兼起了B词的尚未诞生的代表字——B字的职责，并不是自觉的以音表义的。

那时的古人对音义关系还没有自觉的明确的理性认识，没有让文字以音表意的意识，因而也不可能有借音表意的自觉意识。

也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假借理论来自觉的支持造字者的创造实践。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1)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较多。

单音节词多，则必然导致同音词多；同音词多，则在书面语言中用同形、同音的假借字易混淆，易有歧义。

特别是当假借字在书面语言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定的“度”的时候（有学者统计，甲骨文常用字中的假借字约占到了70%），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了。

因而，需要在假借字的字形上有所分别，才能满足当时书面语言交际的需要。

(2)汉语方言太多。

方言太多，则必然要求有一种超方言的文字（念法即使稍有差别，在书面上不影响表义，南人北人一看都大体能懂），才有利于交际，才利于满足政治上统一的需要。

但是，假借字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这也决定它必须要加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