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76岁老将孙承宗,最终全家战死

晚明76岁老将孙承宗，最终全家战死本文导读：孙承宗大器晚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时，已经42岁，才算正式步入政坛。

在殿试中，他得到第二名，俗称“榜眼”。

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北高阳，当地人仍以“孙榜眼”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

他是文官出身，但后来以武将闻名，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

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

进入官场以前，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孤身一人背剑徒步，登恒山，走飞孤峪，行程千里。

沿途访问戍边将士，绘制防御地图。

在大同期间，他协助地方官员，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彰显出不凡的才干。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智慧。

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时，大学生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

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

”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处理宜点到为止。

党争是晚明政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

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党，事实上，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只问是非，不问党不党。

他曾说，“附小人者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

吾辈当斩钉嚼铁，自立人间”，“不当偕人，亦不当为人偕”。

对东林党鱼龙混杂，小人伪装成君子，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

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

他公开力挺东林党，是在东林党最艰难的时候。

天启四年(1624)，东林与阉党矛盾白热化，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被下狱。

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听闻消息，想赶回帝都，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

阉党十分恐慌，遂散布谣言，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清君侧”。

孙承宗抵达通州，圣旨下来，要他回关外去。

营救杨、左的努力失败了。

不久，东林党35人遇难。

孙承宗作《三十五忠诗》，在诗中公开表达：“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

”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党一边。

东林党得势时，他并不攀附，甚至公开唱反调;但当东林党失势时，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孙承宗眼里，没有党争与意气之争，只有是非与节气。

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就是因为得罪了阉党。

阉党群起上疏弹劾他，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李怀光。

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被迫解甲归田时，阉党以为他们赢了，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

时间回到天启二年(1622)。

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军又败给了后金。

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消极退守，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

属下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不同意，向朝廷报告。

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

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

经过实地考察，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南面的海岛)。

回京后，孙承宗面奏皇帝，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自请出关督师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明军与后金攻守转换，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不是战败自杀，就是被捕下狱，鲜有人能全身而退。

当时，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都不敢到关外任职，说是“入关一步便为乐国，出关一步便是鬼乡”。

熊廷弼被下狱后，辽东经略空缺。

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解经邦畏难推却，抵死力辞，遭到削籍处分。

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才赴任。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感受到，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

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

如此高龄，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死地”的关外，更显难能可贵。

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

上任伊始，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今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

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騃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

所谓痴騃者，习闻忠君爱国之说，不徇人情，不听私属，投之贿必告于朝，遗之书必闻于众。

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他就很有主见，不结交权贵，也不培植私人势力，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

为此，他也十分担心，离开帝都后，皇帝若听信谗言，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

所以他希望，皇帝“以公忠忧国之心，励精敏有为之气”，事关军国大务，只有群策群力，一德一心，才能扭转辽东危局。

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说：“朕所倚赖，亦惟卿一人。

”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评价相当高。

随后，赐尚方宝剑，亲自为孙承宗送行。

3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抵达山海关，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

他整顿军队，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

同时，提拔了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

他做事雷厉风行。

一日，召集将吏，问道：“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为何屡次延期?”众人回答：“请督师决定日期。

”孙承宗说：“明日前往，如何?”众人惊愕不已。

孙承宗又说，就这么定了。

次日出发，两天后就抵达宁远。

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命袁崇焕、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

一年之后，城堞竣工，成为关外军事重镇。

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

于是，宁远固若金汤。

他还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政策，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军。

这支辽军，在后来的明与后金(清)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

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

这道防线，史称“关锦防线”。

缔造关锦防线，成为明与后金(清)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直到1644年，李自成灭了明朝，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

任何时代，事在人为。

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

从之前的熊廷弼，到现在的孙承宗，再到后来的袁崇焕，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曾两度督师辽东。

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都曾含冤去职。

去职后，大好局面又被坏掉，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

起落之间，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是被自己人毁掉的。

用后来的胜利者——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明朝是“自毁长城”。

孙承宗用4年时间，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

后金不敢轻易进犯，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北迁到了沈阳。

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

魏忠贤把持朝政，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想拉拢他，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赐孙承宗坐蟒、金币。

孙承宗得知消息，立马上奏说，中使(太监)干涉兵政，自古有戒。

中使出关后，孙承宗只陪他喝茶，一句话都不说。

魏忠贤因此很不爽。

加上孙承宗在东林党落难时，力挺东林党的做法，激起了阉党的疯狂报复。

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弹劾、诬陷孙承宗“丧师数万，关门且旦夕失守”。

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连下诏书，命孙承宗回师听调。

孙承宗满腹忧愤，上疏请辞，解甲还乡。

他在一首诗中，借岳飞当年的遭遇，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不是溃败于敌人，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

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

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

岳家军尚在，胡骑漫雄行。

辞官回乡后，阉党仍不放过孙承宗，派缇骑日夜监视，想抓到他的把柄，给他治罪。

孙承宗为官清白，阉党缇骑终无所获。

当时，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借此缓和与阉党的关系。

但孙承宗说：“此好事，公等自为之。

”他宁折不屈，决不向阉党低头。

崇祯即位后，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幸存的东林党人重返庙堂。

按理说，此前被阉党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该重新起用了吧?并没有。

史载，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

王在晋为泄私愤，阻挠了孙承宗的复出。

这就是明末政局的真实写照。

一个政权溃烂到这种程度，无论谁当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而是怎样公报私仇。

无论谁在台上，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干事的人。

孙承宗纵有大才，能够力挽战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你继续在家待着吧。

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

历史不容假设。

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

直到崇祯二年(1629)，十月。

八旗劲旅绕道蒙古，打到了帝都门口，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

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星夜赶往通州，调度各路勤王兵马。

到崇祯三年(1630)五月，接连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史称“永平大捷”，缓解了京城之危。

外患方歇，内争又起。

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将袁崇焕下狱。

孙承宗力劝，国家正是用人时，不能杀良将。

没人听，袁崇焕遭凌迟时，京城狂欢。

孙承宗只能写诗说：“一缕疾肠看赐剑，几行血清洒征衣。

”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为时已晚。

而他自己，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

当年，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导致战败，一个下狱处死，一个举家自杀。

而今，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

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不能服众，却又大放狂言，说“阁部(指孙承宗)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

由此，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一是孙承宗—马世龙—祖大寿等;一是梁廷栋—丘禾嘉—吴襄等。

孙承宗上疏，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

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或者说，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

皇权的本质是政治平衡术，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

哪怕外战失败，他也在所不惜。

在他眼中，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更值得防范。

结局已经写好。

崇祯四年(1631)，后金兵围明军于大凌城，因孙承宗、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延误战机，明军惨败。

朝臣趁此机会，摇唇鼓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

69岁的孙承宗无奈，连上十七道疏，请求辞官。

这年年底，他终于告老还乡，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东。

对他来说，或许只能无限感慨：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

——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在高阳老家，门无宾朋，唯有一心读书，不废朝夕。

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暮年远离刀光剑影，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

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

他认为，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就在一个“怕”字：初怕而开铁失，退而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而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而守山海。

他指出，帝国一些高官，“平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

他的信条是，“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