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陕会馆看中国古代商业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研究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背景明清以来缘商帮而产生的工商会馆是中国商人面对15世纪以来世界商品经济一体化冲击而自觉进行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商人对自古以来商业经营形式和组织机构的一次大调整，从而保证了中国商人以全新的姿态登上明清之际世界商品经济的舞台，标志着中国商业走上集团化经营的新阶段。
现阶段对工商会馆的研究新作廖廖，而会馆的市场操作却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遍地滋生。
现实的急速发展与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构成主客观之间的反差和矛盾，需要我们加强对工商会馆的研究。
(一)在我国，关于会馆史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5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①为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三、四十年代以后，窦季良等人开始注重诸如会馆这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其《同乡组织之研究》②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含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堪称会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里程碑。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会馆问题。
解放后，中国学术界对会馆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研究会馆。
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资料收集的基础性工作。
其中李华先生编著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③《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④《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⑤《上海碑刻资料选编》、⑥《明清佛山碑刻文献资料选辑》⑦等，尤其是彭泽益先生编辑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⑧在会馆史料辑录方面影响尤大。
二是研究工作。
在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学术界这一时期对会馆的认识停留在“工商行会组织”的传统观点上。
在众多的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较多论者干脆把它比附注:研究背景参考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见哎文史哲》1994年第3期。
①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19期，第19-20页。
中国著名会馆——洛阳山陕会馆
中国著名会馆——洛阳山陕会馆洛阳山陕会馆，别称西会馆，位于老城区九都东路，始建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是当时在洛的晋、陕两地商人筹资修建的经商、聚会、社交场所。
馆址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
洛阳山陕会馆中轴线卜有照壁、山门、舞楼，正殿、拜殿等，中轴线左右为对称的东西穿房及配房。
洛阳山陕会馆也是豫西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筑群之一。
洛阳地处中原，居水陆之便，邻山西、陕西，南达江淮，东靠齐鲁。
会馆“制称宏丽”。
康熙、雍正年间，洛阳山陕会馆建成，为当时在洛的晋、陕两地商人筹资修建的经商、聚会、社交场所。
嘉庆、道光年间，山陕会馆经历了多次修缮。
新中国成立后，山陕会馆一直由洛阳市第七中学使用，该建筑成为洛阳市七中的校舍，1986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归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管理，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依托洛阳山陕会馆建成对外开放。
洛阳山陕会馆坐北朝南，布局前密后疏。
有琉璃照壁、山门、舞楼、正殿、拜殿等建筑，门前还有两对石狮。
其中正殿是会馆的主体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歇山式顶，琉璃覆瓦。
壁高12米、宽13.2米，由青色雕砖砌成，正中用彩色琉璃方砖镶成3块方形壁面，其上雕饰二龙戏珠、花卉、人物等，基座雕饰有图案。
正殿为中心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歇山式顶，琉璃覆瓦，勾连斗拱。
会馆的地势偏低，没有正开的大门，只有东、西两个仪门。
东西仪门中间有照壁，高约12米，宽13米。
正对照壁的是山门，门的正上方刻着“河东夫子”四个字。
这“河东夫子”指的是关公，关公是诚信之师，敬奉他代表商人要以诚信为本。
山门后面是舞楼，楼上的屋脊都是琉璃构件，那二龙相戏的“珠”是蜘蛛，象征商路的四通八达；那条连接整个琉璃屋脊的绳子图案，又有“绳绳相扣，代代相传”的寓意；姿态各异的八仙，自然指商道上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还有白菜，意指“白来财”。
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以山陕会馆为例
参考内容
一、引言
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山陕会馆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们不仅是一种商业 交流的场所，也是两个省份——山西和陕西——的文化交流中心。这些会馆见证 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和区域间的文化交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次演 示将对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进行深入研究。
二、山陕会馆的背景与意义
山陕会馆起源于明朝，是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为了方便商业活动、促进贸易 交流而建立的。这些会馆坐落在各个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道上，成为了当地的地标 性建筑。在这些会馆中，商人们不仅进行商业活动，还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独 特的商业文化。
4、引入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
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能够公正、客观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 通过公开评级结果，既可以帮助投资者做出决策，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
三、浙江工商企业信用监管体系 建设的实施路径
1、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立法工作，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信用行为和监管部门的 权力行使。同时，确保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以便在实践中能够有效地 发挥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成为保障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在浙江省这样的经济大省，建设一个 完善的工商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对于提升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以及优化市场营商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浙江工商企业信用监管体系 建设现状
近年来，浙江省在工商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 对企业的信用监管逐步实现了全覆盖，构建了以企业公共信用信息为核心的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同时，通过实施信用评级、红黑名单制度等手段，推动了企 业信用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三、山陕会馆的研究价值
山陕会馆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等方面。首先，从 历史角度看，山陕会馆是明清时期商业活动的重要见证，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商业 模式、商业文化和商业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次，从文化角度看，山陕会馆 是山西和陕西两省文化的交汇点，对于研究这两个省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具有重 要意义。最后，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山陕会馆的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山西和陕 西的建筑特色，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山陕会馆觅商宗
尔虞我 诈、不指 山卖磨 、不假 冒伪劣 …… ． ． 而要重 信 誉 一诺 千 金 ，重 质 量货 真价 实 ，讲 义 气互 帮互 助 ，修 善 果荫 及子 孙 。
雕刻是会馆的一绝 。在 “ 无石不刻、无木 不雕” 的宗 旨下 ，西游 、三 国、封神 、白蛇 、八 仙、杜甫 吟诗 、李 白骑 鲸等传说故事 ，遍布地上 、地下 、柱 石 、房 檐 。大 拜殿 前的石 雕 “ 九龙 口” ，九 条 巨龙 相 互交错 、层层迭压 、藏头露 尾 ，既 有 “ 拧成一股 绳 ”的气势 ，又有含蓄委婉温 柔宜人的形态 。雕 刻
蛛 （ 珠） 、丰盈 的蝠 （ 福） 、健 壮的雄 师、栩 栩如生
的 人物 、跌 宕起 伏 的 山水—— 烘托 出 了四 个 溜金 大字 ：义贯古今 。它是对春秋楼 内供奉的关 羽的赞
誉 ，是 商人内心的尊 崇 ，更是 山陕会馆这 篇文章的
标题 。它蕴含着商 人的心声 ：商人不 见利忘 义 ，不
用 “ 忠”“ 义”做 一 件锦 被 ，盖掉 人世 间的缺憾 。 山陕 会馆 这 座 完美 的 艺 术殿 堂 ， 昂然 屹 立在 南 阳盆 地 。它是秦 、晋几代商 人的丰碑 ，也是 一道 丰 盛的 艺 术大 餐 。
山陕 会馆于 乾隆二十一年 （ １ ７ ５ ６年 ）奠基 ，经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到光绪十二年 （ １ ８ ９ ２ 年）
于修 “ 山陕 会馆 ”的 传说 在赊 店 仍脍 炙 人 口。
赊 店 ，地处 中原 ，交通便利 、人 口众 多、民风 朴实 ，为 秦晋 商人提供 了施展才华 的平 台 。当这些 商人生 意兴 隆 、钱 袋 日丰 、精神 追求 日渐 强烈 时 ，
他ｆ ｆ ｑ Ｌ ， 中便 有个梦 ：让 忠义之光 照亮经营之路 ，把 经 营变 成 一 条通 达 理想 的 艺术 。于 是 他们 遍 寻 中
山陕会馆简介作文
山陕会馆简介作文朋友，今天我得给你唠唠山陕会馆。
这山陕会馆啊，那可是相当有故事的地儿。
山陕会馆，你光听这名字，就大概能猜到跟山西和陕西有点关系。
没错，这是以前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在外边抱团取暖的一个地方。
就好比咱现在去外地，有老乡会一样，当时的山陕商人可是遍布各地做生意，他们为了方便联络感情、互相帮扶，就建起了山陕会馆。
先说说这会馆的建筑，那可真是精美绝伦。
一走进会馆，就仿佛走进了一个建筑艺术的大观园。
会馆的大门，高大威严，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站在那儿，欢迎着八方来客。
大门上的木雕啊，细致入微，刻着各种寓意吉祥的图案，什么龙凤呈祥啦，花开富贵啦，每一个图案都像是在诉说着美好的祝愿。
再往里走，就是会馆的大殿了。
大殿的屋顶那可不得了，飞檐翘角的，就像鸟儿展翅欲飞一样。
房顶上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颜色绚丽得很，红的像火，绿的像翠玉。
大殿里面的柱子又粗又壮，就像一个个大力士支撑着整个大殿。
柱子上还刻着一些文字和图案，都是能体现山陕地区文化特色的东西。
山陕会馆可不只是个好看的建筑，它还是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呢。
在这里，山陕的商人们不仅交流生意经，还把家乡的文化带了过来。
比如说戏剧，山陕地区的戏剧可有名了，像秦腔、蒲剧啥的。
会馆里就经常会有戏班子唱戏，那热闹的场面，锣鼓喧天，演员们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的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来的客商，都会被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所感染。
而且啊，山陕会馆还见证了很多商业传奇。
当年，山陕商人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各个行业都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在会馆里商量着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怎么把货物运到更远的地方。
这会馆就像是他们的商业总部，充满了各种商机和智慧的火花。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陕会馆虽然已经不再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了，但它却成了历史文化的瑰宝。
现在人们走进山陕会馆，就像是走进了一部活的史书，可以了解到以前山陕商人的辉煌历史，感受到古代建筑艺术的魅力，体验到山陕地区独特的文化韵味。
中国著名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中国著名会馆——社旗山陕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的社旗县，为清代山西、陕西在赊旗店的商贾集资兴建，作为他们同乡集会的场所，故名山陕同乡会馆。
社旗山陕会馆内泥塑关羽像，并豢养有监、官、僧道，会馆亦称“山陕庙”。
道光年间曾改称“鼎元社”，1923年复称“山陕会馆”，是全国会馆中唯一得到慈禧御笔之宝的民间商会建筑。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副院长单士元曾赞叹其“艺术辉煌，绝无仅有”、“辉煌壮丽，天下第一”，后社旗山陕会馆被誉为“中国第一会馆”。
社旗山陕会馆座北向南，占地面积约13000平方米，地面全部用一尺见方的青白石板铺砌，现存殿、堂、楼、阁及各种建筑130余间。
主体建筑由琉璃大照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四部分组成，自南向北呈现中轴线式分布。
前为琉璃照壁、铁旗杆、东西辕门和东西马厩；其后为悬鉴楼、钟鼓楼、东西廊房；再后为大拜殿、药王殿、马王殿；最后为春秋楼。
布局严整，庄严肃穆。
除后部“春秋楼”被毁外，其余保存尚好，是河南省古建筑中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阳市面积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
社旗山陕会馆的前部是巨大而又华丽的“三龙戏蛛”浮雕照壁，高20米，宽13米，仿北京“九龙壁”建造，用彩釉陶瓷大方砖砌成，透花雕龙，图案精巧，构图艺术，金碧辉煌。
悬鉴楼，又名“八卦楼”，为会馆之戏楼。
楼高30米，面阔17米，进深20米。
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重檐歇山式建筑，上下三层，翬飞斗拱，层层叠立；环楼上下，均有木、石雕刻；戗脊上饰以人物走兽，雕工精细，玲珑奇观。
楼两侧有钟、鼓二楼作陪衬。
钟、鼓二楼皆用十六根木柱支撑；东楼悬大钟，西楼悬大鼓。
钟、鼓楼两侧，有东西辕门和马厩。
大拜殿为会馆的中心，楼高34米，面阔23米，进深45米。
社旗山陕会馆，建于同治八年(1869年)，大殿建在高台之上，为重檐庑殿式建筑。
后殿原有“暖阁”，内有关羽牌位。
前殿为宴会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巨贾，山陕商人则是当时在江南活动的主要商帮。
他们在江南各地从事商品经营，沟通东西部贸易联系，又建造会馆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加强东西部的文化交流，为江南注入了西部文化的雄浑气象，有力推动了华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关键词：山陕商人；会馆；文化交流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地经济联为一体。
陕西商帮和山西商帮作为沟通东西部贸易联系的重要力量，把江南的棉布、茶叶等民生日用品贩运到西北，又将西北的皮货、水烟等贩运到江南，承担着沟通中西部贸易的繁重任务。
为了保证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又在各地联合建设山陕会馆，联乡情，笃乡谊，加强了江南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对江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催化和推动作用。
一、明清山陕商人在江南活动概况明清时期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市镇经济发展很快，因此，在商业市镇发展研究中，多以江南地区为代表。
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江南地区”的界定，借用台湾学者刘石吉先生的划分。
刘先生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认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
⑴此外根据山陕商人在江南的实际活动及其所建会馆的地理分布，文中还涉及安徽、湖南等地。
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区商业市镇获得长足发展，至清代更为兴盛。
其兴盛原因，主要是由于丝织业及棉纺织业的发展。
这些地区因种棉、栽桑，育蚕抽丝，纺纱织布，大多数地不产米，仰食四方。
商人运米而来，居民买米而食，粮行、米行、豆米市在各市镇中相继增多，有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江南苏松嘉杭棉纺织市场的勃兴吸引了来自南北的各大商贾，其中以陕商、晋商最为著名，后徽商势力居上。
明清之际，南北商品的基本流向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
蛮南、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天下第一会馆——山陕会馆
“天下第一会馆——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遍天下，最壮观最精致的是哪一座呢？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有一座山陕会馆，号称“天下第一会馆”，我慕名前往，一探究竟。
南阳社旗（古称赊旗）是万里茶道上的水陆转运枢纽，清乾隆时期是河南四大商贸重镇之一，南船北马，总集百货。
这座会馆正是那个时候由来此做生意的山西晋商和陕西秦商合力修筑的，建设周期横跨137年，占地13000平方米，耗银达百万之巨，“无木不雕，无石不刻”，馆内还有慈禧的亲笔题字。
可会馆最终落成之际，也是清王朝和万里茶道衰落之际，南阳盆地连通赊旗古镇一起被铁路时代所抛弃，这座恢弘无比的古建筑就被雪藏在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里……照片远不及现场震撼，值得前往（门票40）#元气过新年#
2021-02-13 1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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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标志，大量涌现的商人会馆成为明清企业家留给后人最典型的物质遗产，特别是山陕会馆，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
会馆，本意为开会和聚会的宾馆。
中国的民间会馆兴起于明初，兴盛于清代，在近代走向衰落。
早期的会馆是为了方便举子应试，“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
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后来会馆之风由京城蔓延到全国，商人会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会馆的主流。
明清时期，因为人口迅速增加，水陆交通条件改善，城市化程度提高，整个社会走出“重农抑商”的传统窠臼，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者。
这些以家族和同乡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业组织，成为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的先驱者。
随着大型商业集团和商帮的出现，基于共同利益而自筹资金建立的工商会馆也成行业自治的标志。
晚清时代的汉口拥有各种工商会馆达百余所。
秦晋之好马克思说过：“商品没有腿，不会自己跑到市场上去。
”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难题，不得不借助商人势力，出台了开中制度。
商人用粮食物资从官府换取“盐引”，凭盐获得食盐运销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
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
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和晋商因此迅速崛起。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
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蒙古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徽州崛起，为了抗衡，陕商与晋商联手合作，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产物。
在当时的“十大商帮”中，山陕商帮始终处于领袖地位。
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利用会馆，各行商可以互通商情、维护同乡和同业利益，除了调解商业纠纷，还可以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因为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这些山陕会馆有的也称西商会馆，还有的叫陕西会馆或西秦会馆。
山陕会馆遍布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到江西和云贵川，山陕会馆以网络化分布，数量多以百计，如四川有38个，陕西有44个。
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历经一个世纪的建设与扩建，规模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民国时期被用作自贡市政府所在地。
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陕西路”。
商业往往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西商依托商业活动，以其雄浑气势构屋建瓴、设馆筑园、演戏酬神，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完全殊异于中原和南方的西部文化被推广到全国。
清朝初年，常驻贵州怀仁县茅台镇的陕西会馆一个姓刘的陕西商人，乃关中西府柳林镇（西凤酒产地）人氏，见当地白酒紧缺，遂从家乡请来一位姓田的酿酒师傅，按照西凤酒的配方开始造酒。
到了清末，盐商华联锋和盐商王立夫在茅台创建成义酒厂和荣和酒厂，茅台酒产量大增，渐成名酒。
事实上，被外省人称为“秦腔”的乱弹也是因为陕商而传播四方，这种源自关中的梆子戏在全国落地生根，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地方剧种，有的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依然叫“秦腔”，比如河北梆子。
后来被作为国粹的京剧同样源自乱弹，在清前期，乱弹几乎是京城最主流的戏曲。
同时，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政治。
许多山陕会馆堪称建筑杰作，雄伟而庄严，精美而整齐，无论是造型、布局，还是木刻、石雕、彩绘、刺绣，一砖一瓦都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
如“赵颜求寿”、“杯羹之让”、“圯桥纳履”之类的经典传说处处可见。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曾经的商帮已经消亡了，但这些会馆仍然在诉说着其辉煌的历史。
天下第一会馆常言说，得中原者得天下。
河南位于天下之中，南北通衢，历来都是商家云集之地。
河南全省有36个山陕会馆，叶县有4处，唐河有4处，镇平有5处，许多保留至今。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社旗县赊店镇的山陕会馆。
乾嘉年间，被称为“天下第一店”的赊店人口已达13万，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家。
全镇72条街道，有大小店铺几百家；21家骡马店，48家过载行，500多家百货商号，按街分行划市，相聚经营。
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客商相继合资成立了各自的同乡会。
其中陕商和晋商势力最大，率先掀起大兴土木的会馆建设高潮。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陕同乡会馆”正式动工，“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
为了营造一个完美的商业形象，整个建筑无木不雕，无石不琢，集皇宫、庙宇、商馆、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
工程历时一个多世纪，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六个皇帝。
整个建筑左右对称，布局严谨，主次分明。
悬鉴楼高八丈八，大拜殿高九丈九，春秋楼高十丈十，三座楼自南而北依次增高，坐落在一条轴线上。
据有关碑文记载，社旗山陕会馆仅兴建春秋楼及附属建筑就用白银70余万两。
为了攀比，其他商帮也相继兴建了诸如孔庙、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等，但仍与山陕会馆相形见绌。
后者的规模、组织、作用和运作模式，都已经达到了商业行会和民间商会的程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陕商和晋商斥巨资修建会馆，并不仅仅是为了“通商情，叙乡谊，安旅故”。
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气势雄伟的会馆基本上发挥着类似欧洲“行会”的作用，属于商人的自治机构，对内规范经营管理，对外加强竞争实力，体现了行业自觉和商人自律。
作为中国民间商会文化的“祖脉之地”，赊店山陕会馆最早制定了“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并刻之于石碑，立之于会馆，代代遵守，流传至今，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文物遗存。
碑刻分为三块：《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公议杂货行规碑》和《过载行差务碑》。
根据这些碑记，西商必须遵守的商业道德规则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统一度量衡，公买公卖。
“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
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足束戾之情。
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
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官究治”（《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
第二是反不正当竞争。
《公议杂货行规碑》记：“卖货不得包用，必要实落三分，违者罚银五十两；如有旧店换人名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会行友，违者不得开行；……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让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人家店中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这些规则都经过商家集体公议，并“禀明县主蔡老爷”批准，具有行业立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第三是抵制官府敲诈勒索和乱摊派。
《过载行差务碑》就是为抵制官府“屡经加增”而定制的“合约”，“恐历久加增，后不复前，故立琐珉，以为千古流传云尔”。
商人之间的互助组织会馆是中国传统商帮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商业活动中，品牌往往构成核心竞争力，所谓品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信誉。
山陕会馆常常被当地人称为“山陕庙”，因为这里供奉着武圣关羽。
关羽祖籍山西解州，以忠义和诚信闻名天下，故而成为山陕商人拜膜的商业神祗。
关圣的偶像效应也给山陕会馆镀上了一层神圣的精神光芒，使其完全走出了“义”与“利”的困惑，实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自律和行业自治。
所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模式。
作为历史的载体，明清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
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
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
正如同治《汀龙会馆志序》所云：“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使以崇明有信也，使天下人相信、相亲、相敬，而持有礼信，天下可大治，无之何以禁耶。
”传统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原始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社会，除了一枝独大的官僚皇权势力，民间几乎没有其他的自治组织。
从某种程度上，商帮几乎是唯一被官府容忍的民间组织。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社会，即权力控制一切，商业也不例外。
权力是自由的天敌，有权力就没有自由，而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商业，因为自由是商业的生命。
权力之下，中国传统商业也缺乏应有的自由，或者说，所谓的商业只能获得权力许可范围之内的自由，为了这份自由，也为了生存，商人不得不屈服于权力之下。
因此在中国传统商业史中，商人基本上都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现象。
千里做官只为财，卖官鬻爵的陋习使官商一体化，即商人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商人化。
权力对商业的介入，使商业堕落为一种依靠垄断为方式的掠夺，其中以盐商最为典型。
正因为这些商业群体与官僚势力的密切关系，会馆在某种程度上有效仿官府衙门的意味。
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人士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互相援引，而商人们却缺乏这种组织，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日本汉学家川胜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商人会馆的设立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但又是一种对抗，一种示威。
商人们借用了士大夫用惯了的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纠集自己的力量形成团体，从而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力图用会馆的规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