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杂志2011年第6期--北大汉简_妄稽_简述_何晋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
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
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
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
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
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
（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
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
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
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
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
（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文物》2011年第5期--放马滩秦简日书_占病祟除_与投掷式选择_陈伟
85＊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08J ZD0036)阶段性成果。
＊放马滩秦简日书《占病祟除》与投掷式选择陈伟(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862011年·第5期子、北宗,宋华强读为“别子”、“别宗”[8]。
另外,葛陵楚简有“公北”,见于乙一15、乙一22、零266,不知是否有关。
巫之为祟,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十二支占卜篇》等(如166号简)。
楚卜筮祷祠简,如包山244、望山1号墓77号简等也有“巫”的记录。
,程少轩疑是“帝”字。
此字与其前之“巫”和其后“阴雨公”的断读,尚不明朗。
司命,是楚卜筮祷祠记录常见的神灵,如包山213、237、243号简,望山1号墓54、55号简,葛陵甲三4、乙一15、乙一22号简。
天◆,“天”后一字,整理者释为“兽”,恐非是。
待考。
死者,276号简有“其祟原死者”,包山241号简有“兵死”,246号简有“溺人”,或与有关。
相莨,疑即“方良”[9]。
《周礼·夏官·方相氏》:“大丧,先柩,及墓,入圹。
以戈击四隅,驱方良。
”郑玄注:“方良,罔两也。
”《文选·张衡〈东京赋〉》:“斩蛇,脑方良。
”李善注:“方良,草泽之神也。
”大水,作为为祟之物,亦见于265号简[10]。
在楚卜筮祷祠记录中也屡有所见,如包山213、237、244、248号简,望山54、55、131号简,葛陵乙四43号简。
在本篇简文的解读方面,“祟”字的正确辨识是关键所在。
从“一天”至“九水”提到的种种事物,因而都可以放心地归结到作祟致病的鬼神一类。
虽然其中有的具体释读还不太确切,但并不影响总体上的把握。
“除”指解除,也是针对祟而言。
《战国策·秦策三》“若于除宋罪”鲍彪注:“除,解免也。
”《梁书·顾宪之传》:“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
”包山211号简说“且叙于宫室”,229号简说“思攻叙于宫室”,曾宪通指出“叙”读为“除”[11]。
北大简 老子 辨伪
⒈书于残简之伪 ⒉拼复残字之伪 北大老子辨伪 ⒊“二次作伪”之伪 三、结论 可见，从简背划痕到简文书法，北大《老子》之伪，已有环环相扣的铁证。整理者曾有图十四1 的拼复方案，明知图十四2的拼复结果，却隐匿材料，伪上作伪，炮制图十三3的拼复方案以误导 学界，公然挑战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底线。
辨伪者简介
较之思想史与文献学的方法，技术书法学与文字学的分析，似有更强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以技 术书法学的方法，先对简帛书法载体作形制分析与数字人文处理，复原伪简制作过程中留下的技 术破绽，可证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为伪。
⒈简背划痕之伪 ⒉竹简长度之伪 北大《老子》辨伪 ⒊“先写后编”之伪 二、竹简书法辨伪 与简帛书法载体相似，笔墨形象与笔墨技法属于客观性证据。技术书法学对书法墨迹笔墨形象与 用笔、用墨过程的模拟与复原，成为北大《老子》伪简的铁证。
邢文，美国达慕思大学终身教授，达慕思中国书法与手稿文化研究所所长，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奖（1999）、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专题研究奖（2012）、第二届“中国美 术奖”（2014）等学术大奖，2012年5月28日、6月4日在《光明日报》连载《浙大藏简辨 伪》。
谢谢观看
北大简《老子》辨伪
《浙大藏简辨伪》上篇（2012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谈到，“有高校藏简本道家经典， 字体前后不一，内容伪迹明显，从篇题到简文，在在可疑”；下篇（2012年6月4日《光明日报》 国学版）建议，对于此类真伪存有争议的竹简，应考虑“不是以真简而是以问题简的形式公布， 供学界讨论借鉴”。多年过去，这一道家经典——北京大学藏所谓西汉竹简本《老子》（以下简 称“北大《老子》”）的种种伪迹，始终不能得到正常讨论。
01 研究背景
03 编者评价 05 辨伪者简介
傅刚丨傅刚学术年谱
傅刚丨傅刚学术年谱注：本文发表于《名作欣赏》2022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感谢傅刚老师授权发布！傅刚学术年谱（2021年11月制）1.《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2.《赋之来源及其流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我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是学习阶段，选定了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学习过程中开始摸索写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一文就是大学四年学习的成果。
文章发表于《文学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同年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赋之来源及其流变》，也是大学期间读书心得。
前一篇是我在阅读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陆清河集》读书笔记基础上写成，这篇文章对陆云的文学观点作了阐发，指出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书信中提出对诗赋写作的意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陆机《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与陆云所说颇有相合处，应该是受到陆云的影响。
这篇文章作为毕业论文，受到业师郝立诚教授指导和肯定。
1983年我考取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后，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得以发表。
《赋之来源及其流变》，是我研习赋起源的心得，文章认为赋之起源与《诗》之赋法及不歌而诵的称《诗》之法有关，诗乐分途之后，因这种方法而产生的文体名为赋，经过战国人使用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而流行于世。
文章也经马茂元先生推荐发表，是本人学术论文写作的开始。
3．《西洲曲赏析》，《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3期这是一篇作品赏析。
我一直跟学生说，作为中文系学生，必须具有艺术赏析能力，这是中文系学生与其他学科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基本素养，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本人还是撰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办的刊物，承他们不弃，发表此文。
4.《吴蜀文学不兴的社会原因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6年第2期5．《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6．《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合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三篇文章是我在上海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上海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所写。
《文物》杂志2010年第6期--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_张天恩
晚的墓葬所 出的同类器 近似 [ 13] , 可知其也 属于 两周之 际 。梁带村 M26 出的 附耳鼎 圜腹 较浅 , 无垂鼓现象(图六), 已呈 典型春秋 附耳鼎 的样 式 , 和该墓的壶一样代表一个阶段 。M28 出的鼎 腹更浅 , 底 近平 , 蹄足 向腹外移 , 纹 饰线条 滞涩 草率(图 七), 代 表芮 国晚 期附 耳鼎 的形 制 。这 些说明 , 芮 国附耳鼎在 春秋的不同 阶段也 存在 差别 , 与壶具有一致性 。
据上 述 , 芮 国春 秋早 期的 铜 器就 可分 为 三组 。
第一组 :芮 太子白组铜 器 , 有鼎 、鬲 、壶 、 几类 。年代 约为西周末 年至东周初 期的二 三十 年间 。
第二 组 :芮桓 公墓 晚期 铜器 , 仲姜 墓的 大 多数 铜器 , 芮 太子 白鬲 不在其 内 。年 代约 为 春秋早期前 段偏后 , 或 可说是春秋 早期中 段三 十余年 。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北京大学于2009年获得捐赠，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竹简，共有3346枚，包含17种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古书。
这批竹书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组织专家整理和研究，按照《汉书·艺文志》对古书的分类顺序编为七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
其中，第贰卷收录了目前发现的简帛古本中最为完整的《老子》，已于2012年12月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和好评。
此次集中面世的是第壹、叁、伍卷，包括10种古书，内容丰富多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卷：迄今发现存字最多的《苍颉篇》第一卷为《苍颉篇》（朱凤瀚编撰），是一部失传已久而深受学界重视的重要小学类典籍。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歴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均以秦小篆书写，作为统一文字的依据。
西汉时期在民间教书的“闾里书师”将此三篇字书合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仍称《苍颉篇》。
此书汉代以后不再流行，宋以后即已失传。
20世纪初以来，我国先后于甘肃几处汉代遗址出土的简牍中发现了《苍颉篇》残文，但存字很少。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汉简《苍颉篇》，也仅存500余字。
北大汉简《苍颉篇》经缀合后，有完整竹简63枚，残简18枚，每枚简写满为20字，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苍颉篇》中存字最多的。
此本书写年代约在汉武帝时期，字形略呈方形，笔道浑厚，字体具隶书笔意而又保留有小篆字形结构。
与之前发现的诸简本相同，此本也是四字一句，每两句一押韵。
特别重要的是，此前诸简本《苍颉篇》由于残甚，其如何分章，每章字数是多少，各章有无题目等均不能确知，而北大简本则有保存完整的章，每章末皆标明字数，其少者“百四”（即一百零四），多者达到“百五十二”。
不仅如此，从北大简本还可知，此书同一韵部可以有若干章，同韵部各章是相连编缀的，并且各章均有题目，用每章前两个字作标题，分别书写于各章开头的两枚简上端，与已发现的秦简中文章标题的写法相同。
《文物》杂志2010年第10期--说东牌楼汉简_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_孙闻博
说东牌楼汉简《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孙闻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有《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一枚,内容为:1.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2.丞掾驿马行[1]对照图版,此木牍除释文所言左上部残断外,整个左部残损,且下部亦残断。
定名上,整理者采何双全先生说命名为“缄”。
而据其内容,这里取传统习惯命名为“`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检”更为确切[2]。
有学者指出“许多封检之封泥槽,在收文后当被削平及截断”,另外发现的封泥槽残片“有可能是从完整的封检上被砍削下来的”[3]。
该意见值得重视,因此封检下部正残断。
不过,发掘报告提到的三种封检,完整长度9.2～23.9厘米。
而这枚封检残长26、残宽8.3厘米[4],已超过上述长度上限,故其应属无封泥槽封检。
第一行小字“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当为收件小吏所写。
中间大字“丞掾驿马行”则为发文者所署。
“丞掾”是收件人,“驿马行”为传递方式。
东牌楼汉简中其它封检,如《中平三年左部劝农邮亭掾夏详言事》正面书“夏详言事”,实际是对文书主要内容的交代[5]。
仔细对照,其正面“邮亭掾”、“详”、“安定亭”诸字与背面正文所重复出现者,在书写风格、字体大小均接近,当出自一人之手。
则其正背均为发文者所书,与“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检应当区分。
二第一行“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写法特殊。
“行丞事”之“丞”,注释指出“此`丞'接前指桂阳郡丞”,并引《续汉书·天文志中》“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为佐证。
翻检原书,引文后尚有“太守王衡拒守,吏兵格杀珍等”,明确指出了吴郡太守是王衡。
则“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非为太守,只是以某职“行丞事”,不过这里本职已省。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又有“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吴郡丞羊珍”应即前引“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这更显示“某郡太守行丞事”非指太守代行郡丞事。
《文物》杂志2010年第6期--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_孙秉君
4图一墓地位置示意图梁带村墓地位于陕西省韩城市东北约7公里处(图一),已勘探出两周之际的墓葬1000多座。
2005、2006年发掘了3座带墓道的大墓和1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铜器、玉器等随葬器物[1],部分铜器有“芮公”、“芮太子”等铭文,说明这里是一处周代的芮国墓地。
为了对芮国的文化面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2007年3～11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联合再次对梁带村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分别在南、北、西三个区域进行,共发掘36座墓葬和2座马坑。
现将北区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位置与层位关系北区墓葬位于整个墓地的偏北部(图二),共清理22座墓,其中1座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其余为土圹竖穴墓,另外还清理了1座马坑。
墓葬的开口位置较一致,均在第3层红色土层下,打破第4层更纯净的红色土层及其以下的黄生土,距现地表0.8～1.2米。
在墓地中部的第3层下发现南北向的古道路遗迹,宽约15米,路土面的保存状况较差,局部可见厚0.2～1厘米的踩踏面,有些宽约10厘米的南北向的长条状路土遗迹可能是车辙痕,厚2～5厘米。
土色略呈灰褐色,未见包含物,时代应略晚于墓地,叠压在M508、M517等墓葬,马坑MK515、车马坑CMK24等单位之上的道路遗迹可能为战国或略晚一些的道路。
二墓葬举例(一)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17□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2007年发掘简报大角又连接为另一龙体。
残长6.3、宽2.5、厚0.4～0.5厘米(图三二)。
四马坑仅清理一座马坑,编号为MK515。
位于已发掘的小墓区的西北角,东邻M517,西距M502约40米。
近方形竖穴土坑,坑口距地表1.2、南北长3、东西宽2.8米,坑深2.1米。
南北两侧底部扩大,南北长3.45、东西宽2.95米。
内置交错叠压的马骨架4具,似被处死后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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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为《妄稽》的竹书,入藏时竹简本来的原始排列顺序已完全散乱,不再有序,目前经过初步整理和分类,归属于《妄稽》篇内容的竹简共107枚,其中完整的简62枚,残10字以下的简6枚,残缺较多的简39枚,所存文字共约2700字。
由于整批竹简的完全整理和缀合尚未最终完成,故上述数字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最后结果,以后有可能会稍有变动。
《妄稽》篇文字抄写的竹简为中等长度(约32厘米),相当于汉代的一尺四寸左右,竹简的宽度为0.8或0.9厘米,完整的一枚简,不包括简上的重文符号和句读符号,抄写的文字一般大致在32～36字之间。
我们推测,《妄稽》整篇原文约有3000字,也就是说,整篇文字原来可能抄写在80多枚竹简上。
《妄稽》竹简虽已散乱,但根据竹简上的契口和编痕,可以知道它有上、中、下三组编绳。
大部分竹简的背后,后来发现有倾斜的划痕,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用来标记竹简顺序以防错乱失序的,这有待全部竹简排序过程中和完成后验证。
这些竹简的物理保存情况还算良好,刚清理完的竹简表面一般呈黄褐色,给人“崭新”的感觉。
竹简上的文字书写在竹黄一面,书写字体为隶书,抄写工整,书法精美。
其中有一枚竹简,除了竹黄一面书写文字外,在竹青一面的上端,刮削了一小段青皮写有“妄稽”2字,这就是这篇简文的篇题应该没有疑问(图一)。
《妄稽》篇讲述的是西汉时代一个妒妇的故事,她是荥阳一位名族士人的妻子,这名奇丑无比的妒妇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她的名字叫“妄稽”,所以这个故事的题目即以“妄稽”为名,而并未用她丈夫“周春”的名字或丈夫所买美妾“虞士”的名字来作为故事的题目,虽然后两个人物亦贯穿于故事的始终。
可见故事的中心主题是“妒”。
根据其内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篇中国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
虽然对《妄稽》简的释读、排序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通过文字释读,对其内容进行归纳分类后,也可以一窥这个故事的梗概:荥阳一位出身名族名叫周春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品行和相貌,人见人爱,却娶了一位又丑又恶的妻子,名叫妄稽。
周春厌恶妄稽,向父母请求买妾,虽然妄稽反对阻挠,但父母和周春还是买了一位叫作虞士的美妾。
周春很爱这位美妾,妄稽却十分妒恨虞士并虐待她。
虞士欲躲避妄稽,没有成功,反遭妄稽的辱骂和残酷折磨。
最终妄稽生了大病,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妒”遗
北大汉简《妄稽》简述
何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分述
75
762011年·第6
期
《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
但《汉志》中记载的书,绝大部分现在已难见其貌了,《妄稽》的出土发现,也许能使我们一窥管豹。
《妄稽》这个篇题之名,据《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2期中说,在这批西汉竹书的座谈会上陈伟武先生提出“妄稽”意义也许就是“无稽”,这个推测非常有价值,“无稽”就是无可查考的意思,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再大胆地推演下去,篇中的“虞士”是否也可解为“无事”?要真是这样,《妄稽》这篇小说的特性那简直是十足了,它很好地诠释了《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家”的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说的正是所谓无稽之谈,乌有之事。
在这篇古小说里,作者对丑女之丑和美女之美,作了浓墨重彩的铺陈,有着大量具体而微的文学描写,令人叹为观止。
在汉赋中,虽然也不乏对美人外貌的描绘,但相比之下,却远不如这篇故事中如此丰富和具体。
除此之外,篇中还有其他细节的精彩描写,故事情节曲折、丰富,跌宕起伏,阅读中常令人唏嘘不已。
但这篇地下出土发掘出来的故事的特点和价值,不仅是文学上的,虽然我们今天称之为“小说”,但由于其内容是贴近于当时生活的世俗题材,它反映出的西汉士人家庭中各类人物之间复杂的伦理与关系,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妻妾关系等,又是我们研究西汉社会习俗、家庭关系、道德伦理的重要材料。
进一步,从这篇出土文献的内容出发,我们还可以展开更丰富的讨论,如西汉的经济、纺织品、诉讼等等。
总之,这篇两千多年前的古小说,将会给我们的文学和史学研究带来一系列的新话题。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第
94、95页,中华书局,2009年。
[2]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第124页,
中华书局,1997年。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释
文》第223、23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4]钟守华《楚、秦简〈日书〉中的二十八宿问题探
讨》,《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4期。
[5]同[3],第239～240页。
[6]同[4]。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
楚简》,第53、54页,中华书局,2000年;参刘乐贤
《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77、78页,湖北教育出
版社,2003年。
[8]同[7]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72页。
[9]尚民杰《云梦〈日书〉星宿记日探讨》,《文博》1998
年第2期。
[10]同[7]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83页。
[11]《释文》原文作“官:东臂(壁)……奎……娄”。
今
案:“官”应与上文“为吏”连读,不应另起一段。
“东壁”为正月二日和三十之宿,“奎”为二月朔
日和二十九日之宿,“娄”为二月二日和三十日
之宿。
据《图版》第125页,该简“奎”字以上残
缺,原文当有“二月”字样。
[12]《释文》原文作“十月,心……尾……箕……斗
……牵牛”,下接“十二月”,而无十一月。
今案:
“斗”,为十一月朔日和二十九日之宿,“牵牛”为
十一月二日和三十日之宿。
依该篇体例,“斗”、
“牵牛”应属十一月。
据《图版》第127页,该简
“斗”字上有缺文,原文当有“十一月”字样。
[13]同[3],第237～238页。
[14]同[9]。
[15]同[3],第201、223页。
(上接第85页)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分述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