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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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2]。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

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

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

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坚定地#from 本文来自九象，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end#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后之觉悟”。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