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_本质内涵_理论源流和时代使命_王小广
2016年第2期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No．2．2016（总第162期）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Serial No．16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内涵、理论源流和时代使命
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源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全球性课题，在国际国内都有许多共识。它的提出既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也有重要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新的经济治理药方，而且是新时期重大的
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
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十三五”决胜阶段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关键词：供给侧体制；结构性改革；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2－0082－06
DOI:10.16436/https://www.360docs.net/doc/cf18923098.html,ki.52-5023/d.2016.02.01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提法，立即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正像权威人士在《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中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有它的内在逻辑性，是从怎么看（三期叠加、新常态）到怎么干的深化，“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1］目前人们对这一重要的新概念的认识仍然有许多误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辨析。本文将重点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点及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
结构性改革通常与结构改革通用。大致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上一说到改革，总是讲结构改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给一些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开的一个重要药方，就是要求他们进行结构改革。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结构性改革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事，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体制结构病”。而在我国，也在根据实际的国情，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赋予它中国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讲到结构改革，是2013年9月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他说：“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2］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有权威人士指出：“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但很遗憾，我们从大量的专家论文和评论中了解到，人们对这一概念有许多自己的理解，其中有不少是误解误读。许多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方向的变化，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甚至有人主张要完全抛弃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需求管理，以后的中国宏观调控
收稿日期：2016－03－05
作者简介：王小广（1963－），男，安徽人，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王小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内涵、理论源流和时代使命
将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天下。而折衷的观点是，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两者要结合，在淡化需求管理的同时加大供给侧管理。但个人认为，这里还是有许多概念是混淆的。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不是管理，不是对宏观需求管理的替代。这一概念明明是在改革前加了两个限定词，具有明显的特指性，但一些专家仍然在偷换概念，尽管宏观管理本身也可以改革，如新一届政府关于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改革，形成“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新的宏观调控框架，但总的来看，是体制稳定不变下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改革。把它理解为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或管理重点的变化，不仅是窄了，而且还偏了。
供给侧与供给管理不是一回事，结构改革与宏观调控更不是相对应的概念。宏观调控应由需求端转向供给端，明显是对这两组概念的混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宏观调控的改革，而是突出改革的难点在供给侧。我们的问题是：对供给的过多干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还未根本消除，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领域还根深蒂固。如金融上的利率管制问题，一些行业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问题，特别是服务业长期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建设中长期实行“容积率控制”等，这些领域的管制，既严重阻碍了有效供给的增加，影响需求的增长，同时，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主要发生在供给侧，许多需求侧的问题也是源于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不完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把结构性改革聚焦在供给侧，聚焦在一些重大供给体制上。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是供给侧的改革，土地制度、金融体制、税收制度的改革都是供给侧，它们是改革的重点，属于十三五重点攻坚的主要方面。也可以说，新常态下我国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供给体制的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改革残余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发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其次，结构性改革是重大或关键性领域的改革，而不是全面改革。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针对结构问题和体制缺陷而改革相应的体制机制。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而采取相应的制度创新，力求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这是标准的发展经济学概念。另一种是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金融体制存在重大的制度缺陷，必须通过加强规制、完善监管来补上原有制度漏洞。第二层含义，改革不是对原有制度的推倒重来，一般的情况是在对原有制度尊重或肯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或危机的关键性制度缺陷做重大修补，即对现在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是完善制度的过程。从这两层含义看，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性改革，而是重要或关键性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如果不对那些重要部分或领域进行改革，那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败。
今天，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正是如此，既面临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也面临重大的体制性矛盾，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既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影响社会公平，如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既阻碍了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偏低，又使广大农民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上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而破除二元结构和体制，就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推进力量。这与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并不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指改革要五位一体整体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都存在重大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必须着力攻坚，整体解决。而就经济或其他领域来讲，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全面否认，而是要抓重点，敢于碰硬，涉险滩，触及深层的利益调整，仅在浅滩摸石头是不行的。
最后，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去“供给管理”，而不是加强供给管理。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最大化的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市场和社会发展活力。就我国来讲，改革就是放权让利，就是政府干预在一些领域中逐步退出，并扩大到更广大的领域，不断由市场来代替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我国的结构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由于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和过度干预，市场被扭曲，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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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正常的结构调整过程。为了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我国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长期发展的结果就会形成市场的严重扭曲和社会不公平。因此，必然对既得利益和权力参与分配问题进行重大改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能让供给管理复苏，成为宏观管理的主要方式，相反，要努力去供给管理，即“去过度干预”。供给管理与供给体制是一致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高度集权的供给体制，供给管理就是计划管理，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国际上，宏观管理中很少采取供给管理的方式，宏观调控主要是总量平衡和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战时管理，是特定时期的计划管理和分配方式，对供给进行强管制，还有一种是价格管制，如美国70年代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范围较广的价格管制，抑制价格上升，也就是抑制了供给，抑制了供给，又压低价格，通胀很明显。所谓供给学派或里根经济学，就是放松价格管制，并在供给侧减税，促进供给增加，同时配合需求抑制政策，最终制服了通货膨胀，也促进了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是供给端的改革或政策调整，不是加强供给管理，实际是“去供给管理”。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理论创新和三大来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新的经济治理药方，而且是新时期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经济学发展在中国的“增强版”
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而改革的本质是创新，通过体制机制或制度的不断创新和优化，释放出巨大的需求和供给能力，从而推进经济和社会进步。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指出，制度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既对人们的相关关系形成制约，又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因此，制度变化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是推进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最关键因素。［3］他还指出，制度最重要的作用是减少不稳定性，或者给人们提供一个较为乐观确定的预期。
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它增加的是选择的自由，就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初期的微调式改革或中期的大刀阔斧式改革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基本作法就是放权让利，让人们自由地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并逐步确立财产的权力。人们在经济上和社会服务上的自由度越来越高，激励人们不断地增加投资和消费，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制度创新是根本，这就是中国的改革经济学。
就一国一地的发展来讲，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土地均分制被确定后，主要不是分配问题，即分蛋糕，或精密的计划管理，而是做大蛋糕，用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资本积累，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是目标，而制度创新是根本动力，是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主要是构建发展的动力机制。由于动力机制与制度安排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动力。一旦旧动力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甚至出现逐步或明显减弱的趋势，便意味着推进发展的发动机已经变旧，动力已经不足，必须换新的发动机。
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主要原因就是旧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或失效，必须替换发动机，即主要是靠创新驱动，靠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推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新动力在逐步形成，尽管新动力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块头太小，不足以抵消传统动力减弱的影响。为了稳增长，为实现下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打好坚实基础，必须加快动力转换。动力转换的关键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创新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不仅是激进式的，具有路径依存性，而且具有选择性，主动性，突变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就像大功能的火箭装置，有一级火箭，也有二级火箭，一级火箭灭了，完成了使命，更大功力的二级火箭就得跟上，形成新的推进力，由此将发展推向更高的水平。
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制度创立是由激进+突变两种形式推动的，在关键的节点或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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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需要大的突变性制度变迁。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结构性改革是重大或关键领域的改革，这些重大或关键性领域就是“突变因子”。以布里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但这种垄断是通过上层市场组织或上层制度的充分发育而形成的，是市场型垄断，而不是行政型或自然型垄断。通过市场垄断，追求超额利润是市场经济进入高级阶段的一种内在动力，而在此之前，主要是靠自由竞争，或者将权力参与分配，实行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导致全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正处于这种发展升级和市场组织结构升级过程中，必须通过对上层组织和部门等关键领域进行深化到位的改革，形成功力更大更强的新发动机，推进经济向两个中高端目标前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升级版”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面临的是严重的经济短缺问题，特别是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率低，技术落后，资源不足，加上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超大的人口规模和中国人勤劳的天性，以及具有责任心和进取性的政府的建立，三者的结合，一旦寻找并确定出一套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便能很快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由重工业优先的超前发展战略转为比较优势战略新发展战略的结合，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这正是林毅夫教授定义的中国发展模式。其中的发展逻辑十分清晰，发展中国家要想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是由强政府推动，二是体制宽松，三是按着比较优势原则或产业结构变化的顺序确定发展的重点，加快资本积累。这一战略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开放发挥我国要素和资源的比较优势，迅速解决发展的最基本问题――温饱问题，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资本积累进程将明显加快，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出口优势和内需增长动力，结果推进经济实现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连续跨过两大台阶，即2001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再经过短短的7年时间，跨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2015年接近8000美元。但进入2008年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传统优势在逐步下降（粗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且产生了很多的结构性矛盾，如长期性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严重偏低），而新的优势因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而无法迅速形成，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足，产业长期处于中低端，升级缓慢），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我们正在由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门槛，而是历史大槛，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关口”。我们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产业结构问题或新动力能否最终形成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必须尽快迈向中高端，这是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此，调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与制度变迁一样，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既是渐进的，也具有突变性。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发展从一个大的阶段向另一个大的阶段跃迁，不会自动发生，相反，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力推动，否则，则可能跃迁失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经济结构突变式跃升的主要推进力，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两个转变重要思路的“协同版”
我国政府早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的思路，即把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两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任务。但20年来，这一历史任务一直没有完成，从最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看，反而是更加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转变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两者并不协同，存在两张皮问题。我们总是把两个转变理解为两件互相矛盾的事，顾此就得失彼，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得放慢改革，结构调整是阵痛，改革也是阵痛。特别是在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时，我们常常害怕由此造成风险叠加，因此，常常不能同步推进。但实践证明，在推进重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深化改革，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但成效却是最显著的。如1998至2001年间，当时着力推进的国企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结果为后来持续近十多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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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两者协调推进，将会产生叠加的积极效果。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将两者关联在一起，加以协调推进。结构改革可以理解为结构调整+改革创新，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是目标，而改革是推进力，这正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推进结构性调整的意思。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1．源于我国长期的改革发展经验。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打破供给侧的制度藩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激发大众的创造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进，改革速度快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会加快，特别是在遇到发展困难时，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机”为“机遇”。从农村农业改革，到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开放，到近几年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发了社会和市场的活力。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这条经验，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也就是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实行主动出击战略。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明显借鉴了国外的理论和思潮。不能否认美国80年代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特别是供给学派提出的放松管制、减税等建议，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1978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必须继续“拆墙”。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预期等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大启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难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着力破除供给端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供给体制，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3．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倒逼原因。今天我们遇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大坎”，阻力、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不主动出击，也必须被迫迎战，这就是倒逼。“倒逼”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正在倒逼我们做出重大的决策，如经济运行出现了“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创新能力问题成了新发展阶段决胜的关键因素。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为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使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十三五”决胜阶段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一）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了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
如果说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和战略，是十三五规划的最重要主线，那么深化改革，特别是着力推
王小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内涵、理论源流和时代使命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另一条主线。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不像以前的五年规划一样，单独讲改革，而是把改革贯穿于五大发展战略中。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发展服务的，发展难题的形成和解决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体制机制障碍，必须破除阻碍五大发展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国在创新发展、绿化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促进中国向法治国家转变的关键一招
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我国向法治国家转变的关键一招。
参考文献：
［1］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1－04（2）．
［2］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EB/OL］．人民网，2013－09－06［2016－03－01］．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6/c64094－22826347．html．
［3］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责任编辑：李祖杰